在社會學領域,哈布瓦赫集體記憶理論具有重要學術地位,國內外學者對哈布瓦赫集體記憶理論的研究熱情不減,他所建構的記憶理論邏輯框架為之后學界開展社會記憶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這一理論對中國當下社會問題依然具有較強解釋力,具體表現(xiàn)為集體記憶作為"證據(jù)"的解釋、集體記憶作為"意義"的解釋、集體記憶作為一種"潛能"的解釋。 

【文章來源】：寧波教育學院學報. 20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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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集體記憶理論研究的具體內容分類

從中國知網數(shù)據(jù)庫的檢索結果來看（注：檢索時間為2019年3月29日凌晨0點），關于“集體記憶”的研究文章共有675篇，其中博士論文4篇，碩士論文98篇，報紙文章30篇，期刊論文543篇。從知識生產的視角來看，中國學者對“集體記憶”這一特定命題給予了高度關注，也充分說明“集體記憶”這一命題對中國社會事項有足夠的解釋力。從發(fā)文時間來看，關于“集體記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千禧年以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學界對這一議題的研究成果迅猛增長，2017年發(fā)文量甚至突破100篇，足以說明“集體記憶理論”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強大的解釋力（詳見圖1）。從關于“集體記憶”理論的研究內容來看，中國學者對“集體記憶”的研究正在逐漸從基礎理論研究往實踐應用研究轉向，與20世紀的“集體記憶”研究不同，越來越多的學者把研究志趣轉向集體記憶理論的現(xiàn)代解釋和實踐應用（詳見圖2）。這種研究范式的轉向表明，學者在批判的繼承西方學術理論的同時，更加務實、更加理智，也更加關注中國問題。從關于“集體記憶”研究的關鍵命題來看，“集體記憶”“權力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個體記憶”“南京大屠殺”等關鍵詞成為學者聚焦集體記憶的話題中心。事實上，集體記憶、個體記憶以及社會記憶構成了記憶理論的核心概念，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關鍵詞凸顯了學者對中國事項、對當下問題、對現(xiàn)實生活的強烈關注，而南京大屠殺則是“集體記憶”理論討論的經典樣本，這種研究范式既與西方學界關于集體記憶的研究同頻共振，又充分展現(xiàn)了中國學者的問題意識、當下意識和本土化意識。從研究者群體來看，國內學界關于集體記憶問題的研究主要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為主，其中南京大學成為引領“集體記憶”理論研究的重要陣地，汪新建、高小康等學者成果豐碩，且長期關注，淮北師范大學王宗峰、天津師范大學劉希平和唐衛(wèi)海、天津工業(yè)大學艾娟、中國社科院劉亞秋等學者都為集體記憶理論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圖2 關于集體記憶理論研究的具體內容分類

從學術影響力來看，最先把哈布瓦赫集體記憶理論翻譯到中國來的畢然、郭金華對集體記憶理論的研究功不可沒。而關于集體記憶理論的研究，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景軍教授堪稱翹楚。其所著作品《神堂記憶》，對中國西北某農村中孔廟的重建過程來理解集體記憶對村民的作用，[5]其對西方集體記憶理論的承繼與創(chuàng)新引起了學界的強烈關注。中國臺灣學者王明珂結合華夏民族發(fā)展史,對社會記憶、集體記憶和歷史記憶進行了深入探討。[6]清華大學郭于華教授的《心靈的集體化：陜北驥村農業(yè)合作化的女性記憶》，通過研究一個村莊女性對農業(yè)合作化的集體記憶，揭示農村婦女對苦難記憶的表達方式，也是集體記憶理論研究的經典范本。[7]學界對集體記憶理論的高度關注，正是因為這一理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科學的解釋力。二、集體記憶理論的爭論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哈布瓦赫集體記憶理論中的社會觀[J]. 劉亞秋.  學術研究. 2016(01)
[2]記憶的微光:社會記憶中的個體記憶——對閻連科小說《我與父輩》的社會學解讀[J]. 周永康,李甜甜.  名作欣賞. 2015(18)
[3]集體記憶到政治認同的演進機制[J]. 詹小美,康立芳.  哲學研究. 2015(01)
[4]互聯(lián)網與集體記憶構建[J]. 胡百精.  中國高校社會科學. 2014(03)
[5]“我試圖回憶,但我回憶到的只是種種回憶”——論霍夫曼斯塔爾《在希臘的瞬間》中的記憶和主體性問題[J]. 劉永強.  德語人文研究. 2013(01)
[6]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對社會記憶研究的一個反思[J]. 劉亞秋.  社會. 2010(05)
[7]集體記憶研究文獻綜述[J]. 李興軍.  上海教育科研. 2009(04)
[8]心靈的集體化:陜北驥村農業(yè)合作化的女性記憶[J]. 郭于華.  中國社會科學. 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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