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國家認同視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設，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國家認同視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設 投稿：洪闥閩

公民道德不僅是中國社會道德的自然演化，而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道德發(fā)展的選擇性生成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參與市場競爭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客觀上形成了利益主體和社會利益結構呈現(xiàn)多元化，利益關系呈現(xiàn)…

[摘要]從“血汗工廠”到“集體倒戈”，中國代工廠面臨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代工廠作為我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經環(huán)節(jié)，其命運跌宕起伏。基于分析代工廠長期存在的原因、其發(fā)展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及產生原因，提出建立健全法律法規(guī)，完善用工環(huán)境；自創(chuàng)品牌，走創(chuàng)新化…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7023(2014)06-0056-07道德信仰危機是人們道德信仰的動搖、淡薄乃至缺失而產生道德失范的風險狀態(tài)。當下，有人不再相信道德，道德無用論盛行。面對頻繁發(fā)生的食品安全問題，有人說，對奸商講道…

作者：李蘭芬

中國社會科學 2015年02期

　　 公民道德不僅是中國社會道德的自然演化，而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道德發(fā)展的選擇性生成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參與市場競爭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客觀上形成了利益主體和社會利益結構呈現(xiàn)多元化，利益關系呈現(xiàn)多層次特征。這必然促使人們在觀念形態(tài)方面產生不同的價值選擇。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要求，社會道德共識的達成與實現(xiàn)方式，成為社會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的重要基礎。因此，加強公民道德建設不僅需要探索“建設什么”和“怎么建設”的形而下問題，也需要追問“為什么建設”，以聚合和激發(fā)公民道德發(fā)展動力的形而上問題。以基于國家與公民關系的“國家認同”為理論視域詮釋公民道德的基本倫理關系，公民道德建設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其現(xiàn)實路徑，既交匯或承接了古希臘羅馬時期從“城邦與公民”關系言說公民道德的一般學術傳統(tǒng)，更契合和彰顯了基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進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目標視野和文化參照。這樣，以“我們感”、“同一性”和“價值觀”為理念特征的國家認同，有效地反映和表達了公民道德的基本倫理關系，涵蓋了公民道德建設的指導思想和價值取向，決定著公民道德建設的性質和方向，集聚著公民道德建設的動力和效應，培育著人們的公民道德觀念、公民道德信念和公共行動能力。可以說，以國家與公民關系檢視公民道德的基本概念與認知范式，以國家認同的理性認知、情感體驗和美德踐行規(guī)范公民道德的建構功能，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和規(guī)范作為公民道德生成場域的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深化公民道德建設研究的基本理論視域和學理焦點。

　　 一、國家與公民：公民道德的概念檢視與認知范式

　　 2001年，《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發(fā)布以來，我國學術界關于公民道德建設的理論研究成果不少，但能夠澄清、破解與引導中國當代面臨許多重大而緊迫的社會道德問題的基礎性理論創(chuàng)見并不多見。在回應與探究“建設什么”和“怎么建設”形而下問題的同時，既有的研究成果較少觸及或追問公民道德“是什么”，即公民道德的本質和核心的形而上問題，故而很難聚合和激發(fā)公民道德建設到底是“為什么建設”的動力問題。應該說，忽略了“為什么建設”，就忽略了公民道德建設的“核心價值”，也就難以實現(xiàn)公民道德建設的預期效果。如果僅僅滯留于“小悅悅”事件的道德緘默、“廣場舞”事件的道德沖突等議論，難以聚合和激發(fā)公民道德建設的正能量，也不利于把握和評價現(xiàn)實的公民道德狀況、特征及其未來路徑，甚至可能流于一種沒有信仰、沒有“定在”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公民道德建設話語。那么如何走出公民道德建設的困境和低效?對“公民道德”問題進行形而上的追問，尋找和建構公民道德及其建設的內在理據，應該是當前有價值的學術路徑。

　　 (一)公民道德的概念檢視

　　 根據哲學“形而上”的基本思維取向，我們將公民道德的“本質”問題提煉為具有相關度的三層命題：公民道德的本原及其普遍本質；公民道德生成、演化及其發(fā)展的根據、基礎和前提；公民道德的基本理念、準則規(guī)范、運行體系和評價尺度。也就是說，進行公民道德“形而上”的追問，意味著對公民道德開展根本性和整體性的研究。當代中國公民道德研究的核心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當代中國公民道德何以可能的理論邏輯，即當代中國公民道德話語系統(tǒng)的建構問題；二是當代中國公民道德建設何以有效的實踐路徑，即當代中國公民道德建設路徑的選擇問題。這兩個問題發(fā)問和反思的是，公民道德生成、演化的發(fā)展規(guī)律以及建設公民道德的實踐價值或合法性根據。

　　 無論哪一層面的理論研究都需要以“公民道德”概念為邏輯起點，以獲取研究對象的普遍化、反思化和意義化的生成。在這個意義上，“公民道德”概念既是公民道德研究的運動方式，又是公民道德研究的分析工具。對于公民道德概念的不同詮釋，不僅賦予了公民道德的不同含義，而且成為不同場域公民道德建設的武器力量，因為公民道德概念在本質上是一種對實踐性意義的聚集。沒有對“公民道德概念工具”的掌握，我們就無法組織和把握本體論、實踐論、價值論和方法論，乃至社會經驗及其現(xiàn)實層面上的公民道德研究和建設實踐方向。

　　 值得肯定的是，《綱要》頒布以來，與如火如荼的公民道德建設的“地方實踐”相適應，學者們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對公民道德性質、特征與內容進行了廣泛的探索與概括，形成了一系列對地方實踐發(fā)揮一定指導功能的“公民道德概念”。借用馬克斯·韋伯“理想類型”的分析法，可以將我國學界有關公民道德概念的界定類型化為以下四種。

　　 國家倫理說。如張博穎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國家倫理實現(xiàn)的三種方式》①中認為：“公民道德”是對國家倫理的最大化實現(xiàn)；公民道德建設從本質意義上說，就是公民在道德和實際生活中對國家倫理的最大化實現(xiàn)，這既是道德規(guī)范的內化過程，也是公民德性的自我塑造過程。

　　 公民身份說。如李彬在《公民的兩種身份及其道德要求》中主張：“公民道德的基礎在于公民身份的一種確定性”，②這種確定性是基于在不同的社會空間和時間內具有不同規(guī)定，從而具有不同地位的法律身份和社會身份統(tǒng)一基礎上的人格、尊嚴及其權利和義務。

　　 公民美德說。如萬俊人等主張公民道德主要是關于公民如何成為自己的問題，公民道德主要關注公民的自我修養(yǎng)。③

　　 廣義狹義說。童世駿在《公民道德建設與社會現(xiàn)代性之間的內在關系》④中提出了公民道德的廣義狹義說。狹義的公民道德，是政治倫理層面的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屬于社會公共道德的范疇，是公民參加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道德規(guī)范和道德品質”。廣義的公民道德，是社會道德層面的公民道德，即“公民的道德”。“公民道德建設不僅是指公民道德的建設，而且是指公民的道德建設。公民的道德不僅包括‘社會公德’，而且也包括‘職業(yè)道德’和‘家庭美德’�！爆F(xiàn)代公民身份的多重性，決定了公民道德范圍的多樣化。《綱要》所提倡的道德是一種廣義的公民道德，是在社會道德的層面談論的公民道德。

　　 筆者以為，上述各種公民道德概念各自有其理據、效能及貢獻：有的定位了公民道德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中的功能價值，有的描述了公民道德在社會結構中的外延規(guī)定，有的則追問了公民道德在個體道德修養(yǎng)中的形而上意義。所不同的只是關于國家與公民關系的價值排序和價值訴求。例如，“國家倫理說”強調公民道德的國家主導性和公民型塑性，故而具有某種工具主義和功利主義傾向。這種傾向，或者是直接與國家需要相銜接的一種敘事方式，或者彰顯研究者基于干預社會的角色責任，抑或就是其自身真實的價值立場和學術主張�！肮裆矸菡f”強調公民道德的身份確定性及其主體意識，存有以公民身份注釋公民道德的單邊主體性訴說。“公民美德說”強調公民道德內化國家倫理的人格養(yǎng)成，但難以真正解決公民道德建設的社會問題�！皬V義狹義說”則是對種種價值排序的層次性兼顧和多樣化拓展。關于國家與公民關系的價值排序，表征著公民道德屬性的復雜性、選擇的多樣性和價值取向、評價尺度的多元性�？梢哉f，不同的公民道德概念表達了不同的價值排序，主張不同價值原則的優(yōu)先性，規(guī)范現(xiàn)實道德生活的不同價值序列。“每一個理性的價值排序(ranking values)必然要求突顯主要價值相對于次要價值的重要性。這里面是一個系列過程，必然涉及到各種比較、判斷、選擇等�！雹菥瓦@個意義來說，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價值排序，是公民道德的內在價值依據，構成了主體公民甄別、厘清、判斷、選擇、追求、實踐公民道德目標的行為過程。從道德哲學視角考量，源于各自不同的知識基礎和價值立場的公民道德概念話語，蘊涵著公民道德研究的兩大學術維度：終極意義和現(xiàn)實層面。在終極意義上的公民道德，重點追問如何使人成為“好公民”的形而上問題。“公民美德說”便是這種終極意義上言說的公民道德。《綱要》中提出的“公民道德”雖然蘊涵著終極意義的價值訴求，但更側重于現(xiàn)實層面的公民道德，是黨的十八大報告關于“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tài)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之于道德層面的現(xiàn)代化建設，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在道德領域的拓展和具體體現(xiàn)，是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的道德邏輯演進之必然。恰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國家與公民的關系則蘊涵著公民道德的基本倫理關系。公民道德在本質上表現(xiàn)為公民與國家、公民與社會、公民與公民、國家與國家間交互作用、交互影響、交互鏡鑒的倫理關系。換言之，國家與公民關系之于公民道德體系具有本體論和方法論的意義，公民道德的認知和踐行只有在國家與公民關系中才能得以演進，國家與公民關系構成了公民道德研究的邏輯原點。只有在國家與公民所建構起來的復雜關系中，公民才能判定“我”和“我們”該捍衛(wèi)什么、包容什么、堅持什么、反對什么的是非善惡觀念。國家與公民的關系對公民道德建設的走向和命運具有的決定性意義，貫穿于公民道德的起落興衰之中。

　　 站在國家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的新的歷史起點上，公民道德是一種以認同國家政權合法性為前提的“公民”為主體，規(guī)范、協(xié)調和發(fā)展“國家—公民”關系的一系列價值觀念、心理體認和生活實踐的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tǒng)習慣的社會現(xiàn)象，是一種關于國家與公民關系的價值同構和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間性”道德，是一種嵌入公民身份與公共生活的生成性道德。這一概念揭示了公民道德的三個關鍵性特質：其一，公民道德以國家認同為公民心理基礎；其二，公民道德反映的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及其處理這種關系的規(guī)范準則；其三，公民身份與公共生活構成公民道德的生成場域。無論從規(guī)范論或存在論意義上看，國家與公民的關系都合乎邏輯地構成公民道德最為基本和最為核心的倫理關系，決定著公民道德建設的基本架構和發(fā)展趨勢；國家與公民關系的社會變遷成為人類公民道德演進的歷史依托；公民道德建設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基于國家與公民新型權利義務關系的重塑。因此，如何檢視國家與公民的概念，勘定國家與公民的關系邊界，以及實現(xiàn)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的平衡，既是我們觀察公民道德生成、演化的歷史維度，也是解讀公民道德基本內涵、生成場域的現(xiàn)實邏輯，更是公民道德建設必須面對的深層次倫理難題。

　　 (二)基于國家與公民關系的公民道德范式

　　 作為一種歷史現(xiàn)象，“國家—公民”關系發(fā)軔于古希臘羅馬時期并不斷延綿、傳承、轉換至今。不同時代的思想家依據關于“國家—公民”關系的認知態(tài)度和價值主張，以不同形式探索著公民道德問題。隨著現(xiàn)代化的不斷深入，現(xiàn)代國家建設日益彰顯了公民道德的精神價值和治理功能，這決定了學者們從多種維度的不同價值論與方法論，形成了范式迥異的公民道德觀。在反思和批判性意義上，從公民道德所涉及的具體內容與階段轉換看，基于“國家—公民”關系來把握公民道德的觀念和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范式。

　　 “城邦至上型”公民美德觀。這是一種基于古希臘羅馬城邦共和國的社會結構、公共生活而形成的公民道德觀，因其關注和強調“如何做一個好公民”的個體品德問題，故習稱“公民美德”。在古希臘羅馬城邦共和國時期，形成城邦至上的公民美德觀，具有深刻的歷史與現(xiàn)實合理性。

　　 古希臘羅馬城邦共和國是一個公民自治共同體。亞里士多德賦予“城邦”的定義是：“我們見到每一個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種類的社會團體，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yè)——所有人類的每一種行為，在他們自己看來，其本意總是求取某一善果。”⑥城邦由公民組成，擁有自由權的公民是城邦的主人，維護城邦的利益是公民的一種集體榮譽感。在城邦團體內，每個具有公民身份的人都參與公共生活，為公共謀福祉。誠如亞里士多德強調的：“不能認為每一位公民屬于他自己，而要認為所有公民都屬于城邦�！雹叱前畹莫毩⒆灾我蕾囉诠竦慕^對忠誠和團結勇敢，特別依賴于公民為城邦利益而自愿犧牲生命和放棄權利的公民精神。所以，早期的堅持城邦共和主義路線的公民道德強調公民的美德、責任和參與。

　　 城邦至上型公民道德的價值旨趣是按照城邦的目的和正義，培養(yǎng)與城邦德性相適應的公民德性�！鞍凑照w(憲法)的精神實施公民教育”，“培養(yǎng)公民的言行”，且其“言行的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長治久安的效果”。⑧只有公民的言行德性和城邦德性相一致，人們才能夠“產生一種強烈的、對成為一個完善的公民的渴望”。⑨

　　 城邦至上型公民道德的核心價值取向，體現(xiàn)為城邦公域的至上性與公民私域的從屬性。公民美德的實質就是“舍棄自己”。⑩所有屬于公民私域的事情，如衣著、消費甚至菜譜等細節(jié)都被賦予了增強城邦防御力量的政治意義，詳細規(guī)定于古羅馬法律。

　　 城邦至上型公民道德的人格形態(tài)突出地表現(xiàn)為男性公民的軍人品質，諸如勇武、頑強、忠誠和團結，以免除城邦的內部暴政和他邦攻擊。斯巴達的戰(zhàn)士常常被視為公民美德的典范。艱苦的軍營生活訓練，成為城邦培養(yǎng)有能力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公民美德的基本路徑。由此可見，古代城邦至上的公民道德觀具有簡樸生活、克己自律和尚武好戰(zhàn)的英雄主義時代色彩。在黑格爾的國家崇拜、國家至上主義理論話語中，這種古典“城邦至上型”公民美德觀得到了理想主義的情懷表達。

　　 “權利優(yōu)先型”公民道德觀。這是一種主張把個人權利和自由置于國家利益之上的公民道德觀。在西方思想史上，這種“權利優(yōu)先型”公民道德觀歷經了古典自由主義(洛克、康德等)、新古典自由主義或保守自由主義(哈耶克等)和新自由主義(羅爾斯等)的學派林立的自由主義叢林。

　　 在本質上，“權利優(yōu)先型”公民道德是一種主張“國家道德中立”的道德觀念和制度安排。所謂“國家道德中立”，即主張國家在公民善的觀念之間必須保持立場中立，只有這種中立立場才能使公民組成的各種團體保持其社會倫理秩序，從而真正建構起自由的國家�！皣业赖轮辛ⅰ钡牡赖掠^念和制度安排主要基于對以下兩大問題的研判和回應：第一，國家的基本職能和政治價值是保護公民自由權利不受侵害。國家強制要求公民按照國家認定的善觀念生活，就是對“保護個人自由不受侵害”的國家職能的背叛；第二，“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如無必要，它的權力不應增加”(11)。國家干預公民私人領域可能會導致通往“奴役之路”。“國家道德中立”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必要的嚴格限制。

　　 “權利優(yōu)先型”公民道德的價值宗旨在于，個人權利是國家合法性的根本依據，國家必須根據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建構社會制度和程序結構�！皺嗬麅�(yōu)先型”公民道德主張：“個人擁有一種可以要求國家為某些行為或不為某些行為的權利，這不僅是指國家不得干涉?zhèn)�人的自治性，也不僅是指國家必須履行其所有的義務，而且還是指國家必須將其自身組織為一種盡可能保障其義務之實現(xiàn)的實體”。(12)保障公民權利是國家義務的唯一目的，只有履行了保障公民權利義務的國家才能真正擁有國家權力。

　　 “權利優(yōu)先型”公民道德的核心價值取向，體現(xiàn)為私人領域優(yōu)先于公共領域，保障公民個體在私人領域中的權利和自由，是共同體存在的理由、職能和目的。作為理性的、自足的行為個體，公民具有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價值判斷和道德選擇能力，因而在認識論、存在論乃至道德上都具有至高無上的優(yōu)先地位。

　　 “權利優(yōu)先型”公民道德的人格形態(tài)突出地表現(xiàn)為人的主體性特性，諸如尊嚴、自由、獨立、平等。但是，由于極端關注個體權利，忽略共同體價值，這種主體性人格在價值領域就容易發(fā)生“諸神沖突”或“不可兼容性”，進而使得這種“權利優(yōu)先型”公民道德觀具有理想化的浪漫主義情結。

　　 “國家認同型”公民道德觀。這是一種以個體的公民身份為前提，以平衡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為核心內容，以公民國家認同為認知心理、情感體驗和美德踐行，以培養(yǎng)公民獨立判斷能力、理性反思能力和社會參與能力為理想人格的公民道德觀。作為對“城邦至上型”公民道德觀和“權利優(yōu)先型”公民道德觀的歷史糾偏和理念超越，這種“國家認同型”公民道德觀既表達了現(xiàn)代國家生存與發(fā)展的核心利益，也反映了生活于現(xiàn)代國家中的每個公民的利益需求，越來越構成當今世界公民道德發(fā)展的主流話語和理論態(tài)勢。

　　 概觀以上向度迥異的公民道德觀，從強調城邦利益至上到公民權利優(yōu)先，再到公民國家認同，這種公民道德形態(tài)演化的次序基本反映了國家與公民關系發(fā)展不斷深化的歷史方向與總體趨勢。作為公民道德最為基本和核心的倫理基礎理論，“國家—公民”關系有其邏輯與歷史的必然性。它既交匯或承接了古希臘羅馬時期以“城邦與公民”關系言說公民道德的主流學術傳統(tǒng)，更契合和彰顯了一種基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中國視野和文化參照，詮釋的是公民道德及其建設的合法性問題。在當代全球化與時空壓縮語境下，不同區(qū)域的“國家—公民”關系處于現(xiàn)代化的不同階段，從而分別強調不同維度的國家主權—公民權利，因此如何協(xié)調推進不同維度的國家主權—公民權利，就成為公民道德建設必須面對的社會政治問題。基于此，從國家認同視域分析公民道德特別是我國公民道德建構的歷史背景出發(fā)，在歷史與邏輯的具體統(tǒng)一中，把握公民道德的歷史意義與深層本質，以建構更為合理、全面地反映我國公民道德話語形態(tài)，將構成下文研究的重點。

　　 二、國家認同與公民道德建構

　　 合理性與合法性構成公民道德建構的兩大基本維度。“國家—公民”關系理論詮釋的是公民道德的合理性問題，即關于公民道德的基礎或來源的正當性論證或說明。那么，這種具有正當性的公民道德何以建構并內化為公民主體的踐行能力?這是需要將公民道德的合理性問題引入合法性視域的深層次問題。公民道德的合法性既是建構公民道德的社會理據，也是人們評價公民道德的合理尺度，更是人們踐行公民道德的心理動力。在這個意義上，公民道德的合法性問題是對合理性問題的深化和內化，即公民對公民道德的一種內心認同態(tài)度。公民道德合法性的理論價值主要在于：以“我們感”、“同一性”和“價值觀”為特征的國家認同理念來建構公民道德建設的公民共識，從而引領和型塑公民道德的主體意愿及其能力結構的理性基礎和內驅動力。

　　 (一)多元道德場景中的公民道德建構與國家認同

　　 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不僅帶來了經濟的繁榮發(fā)展，也帶來了道德觀念上的多元迷茫。就如利奧·施特勞斯所描述的：“寥寥幾代之前，人們還是普遍確信人能夠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能夠知道什么是正義的(just)或者好的(good)或者最好的(best)社會秩序……在我們的時代，這個信念已經回天乏力了”。(13)如果深陷道德多元的迷茫之中，人們所擁有的自由和權利就會成為一把“雙刃劍”：它在讓人們找到自我價值的同時，也讓某些人陷入了不能自拔的自我泥沼，即失去了人的自我精神和心靈寓所，導致主體性原則的扭曲和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宰制。面對這些現(xiàn)狀，人們不得不去關注和思考多元道德場景中的道德問題，諸如“小悅悅”事件中的道德緘默、“廣場舞”事件中的道德沖突、“食品安全”事件中的道德風險等等。然而，當一個社會的道德良知、正義觀念和價值序列只是作為“碎片化”、“外在化”的道德亂象漂浮于現(xiàn)實倫理生活的現(xiàn)象，不僅不利于公民道德生成邏輯的知性理解，也不利于把握和評價現(xiàn)實的公民道德狀況、特征及其未來路徑，甚至可能流于一種沒有信仰、沒有“定在”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公民道德觀。具體而言，多元道德場景引發(fā)了公民道德及其建設的認同危機、路向模糊和力量渙散。當然，在造成公民道德建設困惑的同時，多元道德場景也為建構公民道德提供了新的可能。作為一種基于國家與公民關系價值同構和協(xié)同創(chuàng)新，公民道德預設著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問題。這種認同是理解公民道德建設的前提基礎和重要因素，缺乏共同的國家認同，公民道德建設將面臨深刻的挑戰(zhàn)。因此，如何走出這種被封閉在與他者視域隔閡的、道德多元分殊、道德分而不合的“多元化”視鏡里的道德亂象境遇?從孕育公民、培育德性的精神架構——“國家認同”中尋找多元道德迷失的解構力量，建構以“我們感”、“同一性”和“價值觀”為特征的國家認同理念來建構公民道德建設的公民共識，是多元道德場景中建設公民道德的一種文化良策。多元道德場景的存在，迫切需要國家認同引領公民道德建設。國家認同構成多元道德場景中公民道德建構的戰(zhàn)略基石、信仰取向和動力選擇。

　　 從公民道德的深層本質看，國家認同既是公民道德的理性認知、道德情感和美德要素，也是公民道德建設的內驅動力和重要發(fā)展指數(shù)，還是公民道德研究的學術分析工具。離開國家認同的公民視域，在多元道德時代就不可能有公民道德的生成與發(fā)展。公民對國家認同的不同詮釋，將賦予公民道德不同的內容和價值。國家認同作為一種直接影響國家凝聚力、黏合力和發(fā)展力的“我們感”、“共同感”和“歸屬感”，即對自己所屬國家狀況的接納、歸屬和欣賞，其功能不僅在于有效培育公民意識、優(yōu)化公共輿論，而且為公民道德建設構筑起了一道堅實的“公民心理長城”。

　　 從公民道德的主體看，國家認同為公民個體的道德行為和道德判斷提供了基本的關系參照。“知道你是誰，就是在道德空間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間中出現(xiàn)的問題是，什么是好的或壞的，什么是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對你有意義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淺薄的和次要的�！�(14)作為現(xiàn)實的人，，公民統(tǒng)攝于人與政治共同體即國家的關系之中。作為一種基于國家與公民關系和諧協(xié)調基礎上形成情感聯(lián)系的認知形式和心理表達，國家認同反映了公民對國家主權、社會制度、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傳統(tǒng)、道德價值觀念等的尊重、追隨和信仰。就其本質而言，基于一定經濟、政治、文化基礎形成的國家認同，乃是一種公民主觀信仰，豐富和建構了公民作為道德主體的資格、素質和能力。換言之，作為公民道德文化心理結構中深層次的一種主體精神存在，國家認同具有高度的穩(wěn)定性和內在的深刻性，蘊含著公民道德建設強大的公民精神動力。國家認同是公民道德的靈魂，沒有國家認同就沒有公民的道德品行。

　　 從公民道德建設的主體看，國家認同有助于公民道德建設由單主體性向主體間性的轉換。以“合作發(fā)力”為出發(fā)點的主體間性公民道德建設主體，其所思考的問題不能止于“我如何能實現(xiàn)自身的自由”或“我如何能過上良善的生活”等單主體性問題，而要向“我們如何能相互理解并取得彼此認同”或“我們如何能合理地生活在一起”等多主體性問題轉型，以釋放公民道德建設多元主體的合作合力。公民道德建設的主體間性，是不同主體之間通過變化著的關系使自身的觀念、責任或能力獲得重新定位和重新調整的過程。在國家治理體系視域下，公民道德建設是一項由政府與企業(yè)、社會組織與公民個體等不同層級主體之間的創(chuàng)新協(xié)同工程。國家是公民道德建設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責任主體。公民道德雖然是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內心信念等力量發(fā)揮作用，但這并不影響抑或否定國家在公民道德建設多元主體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體角色定位，《綱要》的頒布就是對這一核心地位主體的責任擔當。在利益主體分化和權利意識增長的社會結構中，國家需要從經濟發(fā)展的推動者向公民道德建設的倡導者拓展，從宏觀、整體層面利用各種公共權力、公共場所、公共方式，以協(xié)調和平衡國家與公民關系，平等地保護每個公民的合法權利，保障現(xiàn)代“國家—公民”關系的有效運轉，以切實提升公民的道德素養(yǎng)和道德實踐能力。公民的國家認同就在根本上使《綱要》獲得了合法性保障。因此，提升公民的國家認同感，將成為構建當代中國語境中公民道德建設多元主體合作發(fā)力的文化路徑。

　　 (二)理性、情感與美德：國家認同的公民道德建構功能

　　 關于國家認同，國內已有相當豐富和成熟的探索，包括國家認同的內涵、國家認同與全球化、(15)國家認同與國家結構體系、(16)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文化認同(17)等，這些探索無疑是重要的，為我們深入探討相關問題積累了基本知識框架。但是，關于國家認同的表達形式及其精神品性，諸如理性、情感、美德等似乎尚未引起學界應有的關注和興趣�？梢钥隙ǖ氖�，缺乏對國家認同表達形式及其精神品性的研究，就難以確認和有效發(fā)揮國家認同之于公民道德建構的價值功能。因此，探究國家認同的表達形式及其精神品性，已成為我們探討國家認同視域下公民道德建構問題無法躲避和繞開，且非常值得再深入研究的現(xiàn)實問題。在此，探討國家認同表達形式及其精神品性的目的，就是要尋找和建構公民道德的理性認知基礎、情感體驗依賴及其美德踐行能力。在公民道德建設過程中，作為基于政治—法律、文化—心理等多重取向的公民國家認同，涵蓋了公民道德建構的指導思想和價值取向，決定著公民道德建構的性質和方向，集聚著公民道德建構的動力和效應，培育著人們的公民道德觀念和公共行動能力。

　　 首先，國家認同之于公民道德建設的理性認知功能�！霸诮^大多數(shù)情況下，認同都是建構起來的概念。人們是在程度不等的壓力、誘因和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認同�！�(18)依據政治—法律取向的國家認同，主要是一種關于現(xiàn)代國家構建以及“國家—公民”關系的歷史事實的理性認知，即公民的國家認同“不是一種自然的情感，而是一種必須通過立法，或者更準確地說，通過良好的政府和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參與而激發(fā)的熱情”。(19)作為理性認知的國家認同，所表達的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利益關系以及公民自己所屬國家不同于別國的差異或特性的一種認知意識。國家認同的基礎不只是“國家”或“個人”的利益關系，而是國家與公民、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唯此，國家認同才會形成并發(fā)揮具有普遍意義的公民道德建構理性認知功能。在這種理性認知的國家認同體系中，公民作為“國家主人”，把國家視為基于公民身份的政治共同體，承擔著對外維護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對內維護公民權益和社會秩序等職能；把個人視為擁有公民權利、批判精神及其“自我理性審視”的人。國家認同的這種理性認知，不僅明晰了國家的性質和職能，也規(guī)范了公民權利與責任的理性表達和行為動機；不僅蘊涵了國家與公民的基本倫理關系，也為公民道德建構提供了方法論指導和價值觀引領。所謂“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yè)奉獻”的公民道德基本規(guī)范，就是據于國家與公民基本倫理關系，對公民國家認同的理性認知的客觀反映和積極倡導。國家認同的理性認知體現(xiàn)了公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強化了公民道德建構的制度基礎。忽略或輕慢國家認同的理性認知功能，公民道德建構終將失去科學的“生長基因”和行動指向。

　　 其次，國家認同之于公民道德建設的情感體驗功能。當國家認同的理性認知內化為人的內心感悟，情感體驗就構成了國家認同的基本表達形式。作為國家認同的內心體察和信仰感悟，情感體驗主要基于文化—心理取向的公民對國家歷史文化、倫理道德、共同生活信念的記憶、認可、享受和追求。如果說基于政治—法律取向的理性認知的國家認同是生成的，那么，基于文化—心理取向的情感體驗的國家認同則是借助民族歷史的文化力量濡化而成的。“我們不能強迫別人贊同我們，不管我們對他們有多少權力，因為強制他們表達他們的感激或贊揚將使這些表達毫無價值�！袆涌梢员粡娖�，但情感的被迫表現(xiàn)僅僅是一場戲�！�(20)當理性認知內化為一種情感體驗，國家認同就是一種具有極強內驅力的“心靈性活動”，而不再僅僅是一種權利義務的精細置換或道德推理。國家認同作為一種情感體驗，對人們的公民道德認知、公民道德行為和公民道德品質養(yǎng)成具有強大的調控、驅動、催化和激發(fā)作用。一個對國家歷史文化、倫理道德、共同生活信念充滿熱情、滿懷信心的人，更傾向于發(fā)現(xiàn)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間的善良友好，更愿意關注公共事務和參與公共活動，更愿意在思想、情感、態(tài)度和行為上主動接受自己所屬國家的影響，使自己的態(tài)度和行為與國家相接近、相同一。在這種情感體驗的國家認同體系中，公民的情感體驗構成了人內在的心理向導，與理性認知互為支撐，成就著國家與公民的統(tǒng)一、人的心靈與身體的統(tǒng)一。沒有情感體驗就難以生成探索和追求國家認同理性認知的智慧和力量。換言之，國家認同的情感體驗“寓于”理性認知，國家認同的理性認知依賴于人的大腦和身體的情感體驗系統(tǒng)，深刻的理性認知激發(fā)著深切的情感體驗，深切的情感體驗強化著深刻的理性認知，情感體驗與理性認知的高度融洽有助于形成公民道德建構的一種文化范式。

　　 最后，國家認同之于公民道德建設的美德踐行功能�！懊赖隆笔且粋�被思想史上的大人物們高度關注的話題。諸如麥金太爾的《追尋美德：道德理論研究》、德沃金的《至上的美德》、曼斯菲爾德的《馬基雅維里的美德》和波考克的《美德、商業(yè)和歷史》等，都對美德給予了不同的詮釋。麥金太爾通過多層次的結構性分析揭示了人的美德的歷史深厚感，主張美德“不僅僅在于維系獲得實踐的各種利益所必需的那些關系；維系個人能夠在其中找到他的善作為他的整個生活的善的那種個體生活形式；而且在于維系同時為實踐與個體生活提供必要的歷史語境的那些傳統(tǒng)”。(21)基于政治—法律、文化—心理等多重取向的國家認同，無疑蘊涵著強烈的美德踐行意蘊。如果理性認知與情感體驗是公民國家認同的表達形式，美德踐行則是國家認同的公民主體養(yǎng)成。對國家認同的“美德踐行”考量，是對國家認同的理性認知和情感體驗的內在價值限定。作為理性認知與情感體驗付諸實施的行動，美德踐行構成了國家認同最核心的公民品質。在國家認同研究中，最重要的、根本的是公民美德的踐行問題。脫離了美德踐行，國家認同也就成了僵死的認知條文和“假、大、空”的情感浮萍。在公民道德研究看來，國家認同是進入國家與公民關系之中的公民道德活動，是公民道德活動的基本表達方式，也是滿足公民道德活動這一表達方式的美德踐行。國家認同既是公民美德的踐行方式，也是公民美德的培養(yǎng)空間。因此，指向國家認同的“美德踐行”，不僅意味著要實踐諸如“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yè)奉獻”等基本公民道德規(guī)范，而且旨在培育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表達公共觀點和擔任公共責任的“公益精神”。對共同體利益的自覺服務，對公共善福祉的自覺訴求，構成了國家認同主體的美德踐行的意愿、能力。正是這種以“美德踐行”為主體目的的“國家認同”，不斷地完善和豐富著公民道德的內容建構。在當代中國，以“美德踐行”為導向的國家認同體系，是公民道德構建的自覺、自信和自強的實踐路徑。

　　 三、公民道德生成場域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如果說基于國家與公民關系的“國家認同”理論詮釋的是公民道德的基本倫理關系、公民道德建設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問題，那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和規(guī)范作為公民道德生成場域的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探討的則是關于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的公民道德建設的現(xiàn)實路徑問題。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的新的歷史時期，基于國家認同的公民道德，是一種以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為主體品行的生成性道德，是人在行使公民權利和履行公民義務中遵循的一種生存法則和心靈秩序。公民身份認同建構了公民道德主體及其反身對象，公共生活能力則構筑了公民道德的生成場域及其踐行能力。

　　 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賦予公民道德的主體性和公共性，公民是在認同公民身份和參與公共生活中逐漸發(fā)現(xiàn)和意識自身的公民性和道德性的。誠如弗洛姆所指出的，“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情境、認識到植根于人的存在中的兩重性，認識到自己所具有的拓展人的力量的能力，他才能完成如下任務：成為自在自為的人，并通過充分實現(xiàn)人的潛在的諸能力——理性、愛、生產性勞作——而達到幸福”(22)。然而，作為公民道德發(fā)展主客體重要變量的公民身份、公共生活與公民道德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公民身份、公共生活本身并不具有分辨善惡的天賦能力，也并不存有產生以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為核心價值觀的天然機制；相反，對整個社會而言，公民身份、公共生活并不都是因為道德的多元觀念和多樣行為方式而具有很大的混存性。換句話說，不道德的公民觀念和公民行為不僅隱藏于人性之中，也可能寄生于公民身份的制度安排和公共生活的場域之內。主張公民權利和公共福利的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雖然塑造了當代世界公共化的政治社會秩序，卻無力重建人們的心靈秩序，因而亦無法確保其自身歷史的發(fā)展必定向善，從而可能形成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自身的道德盲點，進而滋生了“扶不扶”、“救不救”、“幫不幫”、“跳不跳”的道德困惑和“見義不敢為”、“見義難有為”的道德尷尬。這就是說，公民身份、公共生活構筑起了公民踐行其道德善的制度性條件，但并非公民道德本身。面對公民身份、公共生活既存有或需要道德又排斥或否定道德的倫理悖論，為了“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23)社會之上的“秩序”是國家通過“一個共同規(guī)則約束起來”的，“這個規(guī)則首先表現(xiàn)為習慣，不久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24)作為掌握和行使公共權力的“第三種力量”，國家的基本功能就是緩和公民身份、公共生活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把矛盾和沖突保持在一定“秩序”的范圍內。因此，以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重要組成部分的核心價值觀，引領和規(guī)范作為公民道德生成場域的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既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根本要求，也是公民道德建設實踐的內在呼喚。在社會轉型期，由于經濟結構變化、利益集團分化導致社會主流價值的迷失、混亂、多元以及公民身份焦慮和公共生活問題凸顯等一系列社會矛盾，從實踐層面表明公民道德建設亟需既具理論高度、又蘊實踐特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以提升公民道德的價值認同與心靈內化，進而保持公民道德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fā)展方向。

　　 (一)公民身份：公民道德的主體建構

　　 公民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只有從“現(xiàn)實的人”出發(fā)，才能揭示其深層的主體�！肮裆矸荨弊鳛楣竦赖隆艾F(xiàn)實的人”的主體本質，不僅是馬克思主義道德本質觀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更是探究符合人的發(fā)展的制度性安排邏輯、順應歷史發(fā)展潮流的科學的學術方向。

　　 就“現(xiàn)實的人”而言，公民道德的主體是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公民道德建立于公民身份之上。公民身份在任何公民道德形態(tài)中都居主體地位，對公民道德的生成及其價值目的起著引導、定向、規(guī)范及其反身對象價值。公民身份認同構成了公民道德的心智基礎。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公民身份認同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建構，政治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道德認同、職業(yè)認同等構成了公民身份認同的多維層級圖式。公民身份認同的差異性，既反映了個體公民在社會多維層級圖式中的地位結構，也呈現(xiàn)出公民身份認同的發(fā)展性和變動性。

　　 所謂公民身份認同就是指具有獨立、自由、平等等人格特性的公民對自我的公民地位、權利、責任的自覺認同。公民身份認同意味著用理性原則、價值期待、行為規(guī)范來界定公民自我。因此，我們也可以把公民身份認同理解或描述為“公民身份的自我重要性”，即公民身份對自我的重要性，是公民道德內化為心與外化于行的重要的理性調節(jié)機制，也是激發(fā)公民履行其道德行為的重要心理動機。伴隨公民身份認同的深化，公民身份將逐漸由制度賦予的權利、地位等外在認同向以“價值、規(guī)范、理想、愿望、期待”等內在的心理認同轉向，進而構筑公民道德的價值內涵和行為動機。從功能意義上說，公民身份認同是一項關乎公民道德主體建構的社會工程�！爸挥泄裆矸莶潘茉斓赖氯�，只有公民身份給予那個自我一種尊重，而且是對他人尊重的真正基礎，沒有這種尊重就不能存在真正的道德可持續(xù)的社會秩序�！�(25)雖然馬歇爾(T.H.Marshall)關于公民身份的法律、政治、社會層面的建構理論得到了廣泛關注和傳承，但人不僅僅是需要尋求國家法律庇護和認同的政治動物，更是一種思考“我是誰”、“我是否屬于我們”和“我們是誰”的道德動物。公民身份認同則是基于由國家法律制度規(guī)定的公民身份認知、肯定、接納基礎上，所形成的國家與公民間的“我感”、“我們感”和對國家“歸屬感、忠誠感”的一種心理認同或道德覺悟。正如凱思·�？怂�(Keith Faulks)所言：“公民身份是一種成員地位，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權利、義務和責任”。(26)就此而言，公民身份本身就蘊涵著由國家賦予公民地位、忠誠、權利等意義的認同形式，而國家的權力也就產生于其成員的“權利與美德”。于是，權利與美德構成了公民身份的二維結構。為政治框架設計的“權利”回答的是“我們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制度性問題；由生活實踐習得的“美德”回答的則是“我們(我)如何過一個美好的人生”的目的性問題。因此，作為公民道德的“現(xiàn)實的人”的公民身份，不僅需要基于制度安排的權利，更需要美德的支持，以保障不同主體間的各種權利的文明實現(xiàn)。沒有美德信念支持的“公民身份”的獨立、自由、平等等品性，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中很容易蛻變?yōu)閷崿F(xiàn)個人利益最大化工具的精致的利己主義。可見，公民身份不僅是一套制度建構，也是一整套獨特的信仰、態(tài)度和情感的道德認同體系。沒有內在美德的公民身份，其獨立、自由、平等就會迷失方向和力量。在人的多重身份中，公民身份因其集合了“司法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多重實踐，而獲得了豐富的道德想象力。

　　 公民身份認同作為一種社會交往形式和個人心理感受，其深層支撐源自其反身性理性能力。以“權利與美德”構成的公民身份，不僅建構公民道德主體，而且建構公民道德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和“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反身性理性能力。與以血緣、語言、地域、習俗為自然集合體的原始情感認同不同，公民身份認同是一種基于領土、文化、政治與權利等文化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的理性認同能力。在公民道德體系中，這種理性認同能力將呈現(xiàn)為“未驗證的公民身份認同、公民身份認同的探索及公民身份認同的形成”等三種形態(tài)或三大階段。在“未驗證的公民身份認同”階段，公民個體并不真正知道“公民—國家”關系的意義是什么，他們對“公民—國家”關系的認知感大多源自父母、社區(qū)或者更大的社會群體。在“公民身份認同的探索”階段，公民個體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在參與“公民—國家”關系的公共活動中，對自己的公民身份逐步產生較為深刻的理解。到了“公民身份認同的形成”階段，公民個體基于“公民—國家”關系的知識體系和價值意義更為深入的系統(tǒng)掌握，從而更自信、更理性、更自覺地接納和認同自身的公民身份。以概念形式予以表達和分析的這三種狀態(tài)或三個階段，呈現(xiàn)的是公民身份認同的動態(tài)發(fā)展變化過程。如果說未驗證的公民身份認同是建立在非理性的素樸心智和盲目順從的基礎上，那么公民身份認同的形成就必定需要接受理性的追問和考驗。在一定意義上，成熟的公民身份認同是經理性的反身意識引導，由主體理性判斷和選擇的。把公民身份認同建立于理性、情感與美德之間的某種必要張力，且維持其動態(tài)平衡，便構成了當代公民道德的一種反身價值。當然，公民身份認同一方面受制于社會結構互惠性的共同利益，生活在環(huán)境、觀念和價值觀等差異很大的文化背景中，個體諸如進城農民工的公民身份認同的建構就會面臨挑戰(zhàn)；另一方面它也在一系列信仰、儀式和象征的強化訓練中得到積累，如果進城農民工善于學習，積極參加當?shù)厣鐓^(qū)活動，增強公民身份認同思維訓練而不斷提高自我的公民身份認同感，就能較快構建起公民道德的主體人格力量。這就是說，公民身份認同在為公民道德提供心智支持的同時，也接受著介入或滲透于一系列信仰、儀式和象征活動中的公民道德規(guī)范、扶正和糾偏的反身功能。只有歷經公共生活、經驗感受、情景設置等彰顯公民道德踐行的長期積淀，才能使公民身份認同成為馬克思所講的“日常意識”，成為社會心理學所講的“集體意識”。

　　 綜上所述，公民道德需要以公民身份認同為主體前提，公民身份認同也構成公民道德的反身對象，公民身份認同需要公民道德的價值支撐。在多元道德場景中，實現(xiàn)公民身份認同是一個充滿了沖突和矛盾的復雜過程。越來越多的來自農村、亟需戶籍認定的農民工遭遇孩子讀書、住房買賣和就業(yè)保障等問題，既是“環(huán)境中的個人困擾”，也屬“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論題”的社會問題，在本質上同樣關涉公民的“身份認同”。這些問題的消解，除了需要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民主制度等宏觀社會因素的改革，還需要培育和發(fā)揮公共精神和公民道德在公民身份認同塑造中的強大力量。面對諸多疊加式的社會問題，需要人的理想信念和生活信心的支持駕馭。

　　 (二)公共生活：公民道德的踐行能力

　　 公民道德是一種有條件的公共道德，這個條件就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既是公民道德的生成場域，也真切地體現(xiàn)了公民道德的踐行能力。沒有真正的公共生活，就不可能生成真正的公民道德�！皺嗬c美德”之于公民身份認同的力量與限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民公共生活本身的價值觀認同和制度結構。公民身份的存在感依賴于“國家—公民”倫理關系的公共建構，公民身份認同的心理張力需要細化于公共生活的事實層面，公民身份認同的現(xiàn)代化程度或水平，則取決于公民身份與其面臨的公共生活性質與特征的契合程度。盡管私人生活是公民道德個體差異化的自主場域，但公共生活則是公民道德社會普遍化的踐行場域；盡管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行為和載體同時承擔著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雙重功能，但這并不妨礙公共生活作為公民道德的生成機制和踐行場域的客觀性和可能性；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功能互構度越高，公民道德踐行的公共生活場域就越大。因此，公共生活既是公民利益表達和實現(xiàn)的重要平臺，更是公民道德生成和進步的踐行場域。只有在公共生活參與中，才可能真正培育出彰顯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公民道德。

　　 澄清“公共生活”內涵及其豐富的道德意蘊，是闡釋建構“公共生活”何以能夠或應當成為公民道德的生成場域，以及人們如何過上正確的公共生活的學理基礎。作為一個現(xiàn)代術語，“公共生活”泛指公共領域中人的生活方式。對市民個體而言，公共生活使個體化的市民向多重化的市民角色轉化；對國家而言，公共生活確立了市民的公民身份。那么，究竟是什么決定了一定社會或社會群體進入“公共生活”?是什么令“公共生活”成為可能?衡量一個社會或群體是否進入公共生活時代，可以通過一系列外在指標來觀察，如公共交往活動空間(文化廣場、小區(qū)空地等)和公共物質共享空間(健身器材等)，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檢驗它的內在屬性，即參與公共生活主體人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公民性品格。公共生活就是一種體現(xiàn)社會成員公共關系的公民性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種融個人權利和尊嚴與他人權利和尊嚴于“整體社會福祉”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種共同體成員共同型塑良好“社會風尚”的生活方式，它必然要表現(xiàn)為一種滋養(yǎng)著信任、寬容、同情、對話、協(xié)商和妥協(xié)等豐富而多元道德內涵的生活方式。人們因信任、寬容和同情而走進同一個公共生活圈，人們也因對話、協(xié)商和妥協(xié)化解了某一個公共生活圈由于權利、尊嚴和榮譽不平衡而產生的“公共性問題”。在當下中國語境中，對話、協(xié)商和妥協(xié)將成為公民守望權利、尊嚴和榮譽，過上好的公共生活的實際踐行能力。例如“廣場舞問題”，即廣場舞大媽的健身需求與噪音擾民的侵權行為之間的矛盾和糾紛造成的肢體沖突、潑糞鳴槍、財產損失等極端事件，折射出的就是公共生活中公民踐行能力的危機。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老齡社會的疊加共存，不僅激發(fā)了個體權利意識的覺醒，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關系結構，甚至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習風，在保護“私人生活”公民權利的同時，公共生活的需求和空間也在飛速拓展，衣食無憂的城市老年人群體成為這種公共生活空間的聚集者。然而，老人們對如何過上好的公共生活還缺乏認知的、欣賞的及其內化的心理準備。特別是在行政干預無果的情勢下，公民之間缺乏一系列緩和、紓解“公共性問題”的對話、協(xié)商、妥協(xié)的倫理機制，是值得重視的問題。這種倫理機制的不健全，造成了公共生活“破壞性”過多，而“建設性”不足。在張揚個體權利和尊重群體權利之間，一種好的公共生活需要尋找到彼此“互洽”、感覺“舒適”的狀態(tài)才能得以實現(xiàn)。這是因為，公共生活中的權利、尊嚴和榮譽不僅是“我”的，也是“他”(她)的；公共生活的意義在于“公共性”，即“他人的在場”，生活的公共性要求生活著的人們不僅要獨善其身，更要擔當公共責任；公共生活就是一種為“公共性”價值引領的自主建構的生活形式，這種公共性的生活品質滋生著公民道德的基本品格。誠如古希臘先哲蘇格拉底曾說過的，不經反思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只有經過對話、協(xié)商、妥協(xié)后的公共生活才是永續(xù)的。對話、協(xié)商、妥協(xié)既是公共生活中人們追求幸福生活的踐行手段，也是將人們公共生活中碎片化、民粹化意識批判地整合起來的理性力量，還是培育和踐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的公民道德建設的“知行場域”。

　　 作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民道德既是國家型塑公民人格和社會風尚的政治文化過程，更是在中國社會中公民生活的一種道德狀態(tài)和精神耕耘。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的公民道德建設，是實現(xiàn)“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泵褡鍙团d偉大夢想的必要文化路徑。公民道德作為一種關于國家與公民關系的價值同構和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間性”道德，作為一種嵌入公民身份與公共生活的生成性道德，既是個人自由的心靈秩序，也是社會秩序尤其是政治秩序維系的精神力量。致力于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所組成的公正而穩(wěn)定的社會，需要具備“權利與美德”兩種力量來建構和平衡“國家—公民”的倫理關系。這種力量的平衡不僅是一種公民美德，更是一種社會秩序。只有在國家認同的社會秩序中，公民道德才能成為公民身份認同和公共生活能力再生產條件的價值規(guī)范和道德理念。

　　 注釋：

　　 ①張博穎：《公民道德教育中國家倫理實現(xiàn)的三種方式》，《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5年第5期。

　　 ②李彬：《公民的兩種身份及其道德要求》，《倫理學研究》2007年第3期。

　　 ③萬俊人：《公民美德與政治文明》，《光明日報》2007年6月19日，第11版。

　　 ④童世駿：《公民道德建設與社會現(xiàn)代性之間的內在關系》，《探索與爭鳴》2002年第4期。

　　 ⑤John Kekes,The Morality of Plurali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77.轉引自張彥：《論當代中國的價值排序及核心價值觀建設》，《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⑥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3頁。

　　 ⑦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267頁。

　　 ⑧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275頁。

　　 ⑨柏拉圖：《法律篇》，張智仁、何勤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頁。

　　 ⑩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34頁。

　　 (11)波普：《自由主義的原則》，王焱等編：《自由主義與當代世界》，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第143頁。

　　 (12)萊昂·狄驥：《公法的變遷·法律與國家》，鄭戈、冷靜譯，沈陽：遼海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235頁。

　　 (13)利奧·施特勞斯：《現(xiàn)代性的三次浪潮》，賀照田主編：《西方現(xiàn)代性的曲折與展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頁。

　　 (14)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xiàn)代認同的形成》，韓震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38頁。

　　 (15)金太軍、姚虎：《國家認同：全球化視野下的結構性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

　　 (16)林尚立：《現(xiàn)代國家認同建構的政治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

　　 (17)韓震：《論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及文化認同——一種基于歷史哲學的分析與思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18)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征面臨的挑戰(zhàn)》，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21頁。

　　 (19)莫里奇奧·維多里：《共和主義的復興及其局限》，應奇、劉訓練編：《公民共和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167頁。

　　 (20)彼德·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孫非、張黎勤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19頁。

　　 (21)麥金太爾：《追尋美德：道德理論研究》，宋繼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252頁。

　　 (22)弗洛姆：《人的境遇》，林方主編：《人的潛能和價值——人本主義心理學譯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108頁。

　　 (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頁。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2頁。

　　 (25)德里克·希特：《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學與教育學中的公民理想》，郭臺輝、余慧元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第98頁。

　　 (26)Keith Faulks,Citizenship,London:Routledge,2000,p.13.轉引自葉飛：《公民教育：從“疏離”走向“參與”》，《全球教育展望》2011年8期。

作者介紹：李蘭芬，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江蘇省新型城鎮(zhèn)化與社會治理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教授，蘇州 215021

公民道德不僅是中國社會道德的自然演化，而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道德發(fā)展的選擇性生成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參與市場競爭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客觀上形成了利益主體和社會利益結構呈現(xiàn)多元化，利益關系呈現(xiàn)…

公民道德不僅是中國社會道德的自然演化，而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道德發(fā)展的選擇性生成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參與市場競爭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客觀上形成了利益主體和社會利益結構呈現(xiàn)多元化，利益關系呈現(xiàn)…

公民道德不僅是中國社會道德的自然演化，而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道德發(fā)展的選擇性生成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參與市場競爭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客觀上形成了利益主體和社會利益結構呈現(xiàn)多元化，利益關系呈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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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國家認同視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設，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本文編號：209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