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模式論，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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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第２期Ｎｏ．２�。玻埃保�

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模式論

鄭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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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模式具有本土意義與世界價值�？创龞|亞國家的社會保障，應當具有歷史觀與全球視野，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研究要遵循建制理念與福利文化、需求滿足與責任承擔、制度結構與發(fā)展路徑等多個維度。以廣義社會保障體系為分析框架的比較研究發(fā)現，中、日、韓三個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具有較為穩(wěn)定的地區(qū)特色，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模式有存在的客觀必然性。

［關鍵詞］　社會保障；東亞模式；比較研究

［作者簡介］　鄭功成：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沒有隨著經濟的現代化而迅速建立，與西方工業(yè)

一、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模式研究的

本土意義與世界價值

東亞地區(qū)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區(qū)之一，日本、韓國、中國先后以持續(xù)高速增長的經濟發(fā)展成就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世界，其經濟政策廣受世界各國關注。然而，與經濟發(fā)展并行的東亞地區(qū)獨特的社會保障實踐卻并未引起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保障學界的足夠重視，歐美社會保障學者的著作中通常難覓東亞地區(qū)的影子，而東亞學者則大多是在遵從西方社會保障思維定勢與話語架構的條件下解析著本國或本地區(qū)的社會保障實踐。

從文獻回顧來看，對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的關注始于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起因是西方福利國家遭遇危機議題，從而開始關注非西方國

［１］

）１家。例如，米奇利（Ｊ．Ｍｉｄｌｅ９８５年在分析ｇｙ

“亞洲四小龍”的工業(yè)化與社會保障制度發(fā)展的

化國家存在差異，政治精英們并沒有積極地回應工業(yè)化過程中的社會風險，其社會保障制度呈現出鮮明的“勉強的福利主義”（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ｗｅｌｆａｒｅ�。�

［２］

ｉｓｍ）的特點。１９９０年，埃斯平·安德森（Ｅｓ－

）出版《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ｉｎ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ｐｇ

界》一書并風靡一時，但他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西方發(fā)達國家，東亞地區(qū)的福利制度不是被其忽略，就是無法按照其分析框架歸入其確定的三種類型。１９９８年，古德曼（Ｒ．Ｇｏｏｄｍａｎ）等人

［３］

提出東亞福利模式的概念。之后，部分東亞地區(qū)的學者也開始從比較社會保障分析的視角來認識本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的特征，如古允文關于臺

４］

，Ｋｗ灣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發(fā)展歷程的研究［ｏｎ［５］

關于韓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研究。進入本世紀后，

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地區(qū)的部分學者開始關注東亞的福利體制，如日本的武川正吾，韓國的鄭武權、金淵明等，但分歧巨大。古允文等在２００７年綜述了東亞社會保障研究的進展，并將已有的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特征研究概括為如

亞洲四小龍”的社會保障制度并關系時發(fā)現，“

韓國濟州島，２０１０）上的發(fā)言，２０１２年１月修正定稿。在本文＊本文系筆者在第三次東亞社會保障模式研討會（

的形成過程中，謝瓊博士、彭宅文博士分別參與討論并提供了有參考價值的文獻資料，在此致謝。

—２—

）從政策偏好特征來表述東亞社會保下三類：（１障的特征。東亞社會保障多被描述成為“家庭中、“不情愿的”（心的”（ｆａｍｉｌ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ｒｅｌｕｃ－－ｙ）、“傳統(tǒng)慈善的”（ｔａ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ｉｔ－ｙ）和

“），其共同點是國家威權主義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在福利的提供中處于邊緣的位置。（２）以政策體系的特征來表述東亞社會保障的特征。即政府在福利的提供上處于邊緣地位，但是不少制度性的福利項目也在東亞地區(qū)獲得發(fā)展，現有的福利政策體系重視教育項目、職業(yè)區(qū)分的保險項目以及生計調查性的福利項目，這些政策體系的特征多是這些項目的社會分層效果和傳統(tǒng)慈善的結合。（）從福利體制論的視角進行相關研究并對福利３

體制特征進行標示。多數研究者認為，將東亞社會保障歸類為現有的埃斯平·安德森的三種福利體制類型是非常困難的，進而開始以自己發(fā)現的東亞福利體制的特征來對東亞社會保障進行命）福利體制、生產性名，如家長式（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ａ

（）福利體制、發(fā)展型（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ｍｅｎ－ｐｐ）福利體制、儒家（ｔａｌ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福利體制及

［６］）�；旌夏Ｊ剑ǎ瑁猓颍椋洌�

盡管關注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的研究在日益增多，但因起步太遲，加之受西方主導的學說思維定勢和過分強調數據的實證分析框架的影響，，注定無法顧及制度特征背后的傳統(tǒng)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性原因，從而也就無法描繪東亞社會保障制度的真實面貌。更為關鍵的是，即使是對東亞地區(qū)的關注，也大多將注意力放在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地區(qū)，并局限于現實制度安排，其對中國大陸的關注嚴重不足，對東亞地區(qū)悠久的歷史淵源視而不見，從而只能是不完整的、短視的東亞社會保障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歐美國家無論是政治家、學者還是公眾，大多知道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東亞地區(qū)經濟發(fā)展對整個世界影響重大，卻無法了解惠及當今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的獨特價值。即使是東亞地區(qū)的社會保障學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重蹈著歐美社會保障學者的傳統(tǒng)套路，大多局限于對東亞國家或地區(qū)非常具體的、法定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比較上，以具體制度設計的差異性掩蓋了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同質性，進而使多數學者對東亞社會保障（福利）模式是

否存在心存疑慮或持否定態(tài)度。

上述現象其實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保障學說的重大缺陷。其后果在于，不僅導致了世界社會保障學說的殘缺和國際社會對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實踐經驗的忽視，也對東亞國家自己的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實踐發(fā)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因此，重視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體系的研究，用超越西方固化的思維方式與話語框架來研究東亞地區(qū)的社會保障模式，顯然具有彌補當今國際社會保障學說之不足和更理性地促進東亞國家或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雙重意義與價值。

二、東亞社會保障模式研究的方法與維度

東亞社會保障模式的研究任務，是將東亞國家或地區(qū)的社會保障制度置于全球社會保障體系之中，按照一定的原則科學構建劃分標準，看看該地區(qū)的社會保障體系能否自成一類，并有著與其他模式迥異的特征。毫無疑問，按照以往的“商品化”與“去商品化”測量指標和局限于法定制度安排框架下的思維慣性與劃分標準，東亞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事實上很難被歸到西方標準下的某一類模式之中。這主要是因為，西方主導的社會保障理論習慣于注重現實而忽略歷史，習慣于只重數據而忘卻影響數據的傳統(tǒng)與文化等，習慣于只見法定制度安排的“非此即彼”而不見法定制度之外也能夠提供相應保障的機制，習慣于只以自己為中心而忽略包括東亞地區(qū)在內的其他國家或地區(qū)。因此，研究東亞社會保障模式需要有更完善的研究方法與新的維度。

筆者曾在第七屆社會保障國際論壇（韓國釜）上強調當代社會保障的發(fā)展要有歷史山，２０１１

［７］

觀與全球視野。因為對于事關國家長治久安與

人民切身利益的社會保障而言，沒有時間的長度，不可能把握社會保障制度的發(fā)展規(guī)律；沒有空間的廣度，無以驗證不同社會保障模式的優(yōu)劣。很顯然，現代社會保障或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還太過短暫，只有西方國家的實踐也太過狹隘。只有將注意力從關注現實延伸到兼顧歷史，才能發(fā)現特征背后的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如中國現行的救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兩千多年來的做法，公職人員的福利待遇優(yōu)厚亦與傳統(tǒng)的

—３—

官本位色彩相關聯。只有將視野從關注本國擴展到考量全球，才能發(fā)現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對這一制度的深刻影響，才能發(fā)現社會保障制度發(fā)展進程中的普遍規(guī)律與不同國家或地區(qū)的獨特個性，才可能總結、概括或歸納出不同的模式及其發(fā)展特征。只有理性地對待歷史與他國的經驗與教訓，才能超越現實、走出狹隘，尋找到當代社會保障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之路，并為解決世界共同面臨的社會保障問題提供更為有效的方案。因此，研究東亞地區(qū)的社會保障模式，必須正視現實中歷史的短視和全球視野的欠缺，這種欠缺正在影響著東亞國家或地區(qū)社會保障政策的理性選擇，同時也給本應具有歷史長度并受全球化影響的社會保障可持續(xù)發(fā)展增加了不確定性。

強調歷史觀與全球視野，實質上是強調對社會保障模式的比較研究要從宏觀入手、大處著眼。否則，即使是獲得絕大多數人公認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也會因丹麥與芬蘭之間存在些微差異而不能歸為同類，更何況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確實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存在著現實差異性。因此，在東亞社會保障制度比較研究中，有必要矯正重量輕質、重法定制度輕其他機制的傳統(tǒng)取向。過分地強調數據與定量研究，只能反映一個階段或相對靜態(tài)的國家制度狀況，不能反映動態(tài)的、長期的制度運行狀況和制度變遷背后的影響因素，只能兼顧到制度內的安排而不能兼顧到與之相關的非制度化安排，只能較好地描述出體制與政策而不能充分挖掘其背后的歷史原因與民族特性所產生的作用，再加上統(tǒng)計口徑不統(tǒng)一，也會導致比較研究的非全面性。因此，在東亞社會保障模式研究中，應當更加重視質性研究，尤其是要注重宏觀、歷史、全球角度的質性研究，將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

有鑒于此，筆者提出三個維度，即建制理念與福利文化、需求滿足與責任承擔、制度結構與發(fā)展路徑，其實這也是構成分析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三個基本維度。

（）建制理念與福利文化。各項社會保障制１

度的確立，都會有相應的理念來支撐并建立在相應的福利文化基礎之上，從而既能夠解釋各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出發(fā)點與歸宿，也可以從建制—４—

理念與福利文化之中窺探其發(fā)展取向。一定的建制理念決定著社會保障的發(fā)展目標，一定的福利文化則構成了相應的福利制度生存與發(fā)展的土壤，這就是為什么美國與英國同屬自由資本主義世界而福利制度的建構卻迥異的深層原因。是基于社會公平還是基于經濟發(fā)展與效率，是追求權利平等還是追求化解風險，是崇尚集體主義還是向往個人自由，等等，這些取向雖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的影響，但歷史傳統(tǒng)與文化是不能割斷的。雖然當代世界各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理念很難涇渭分明，但在混合中依然可以發(fā)現其側重點。因此，建制理念與福利文化應當是分析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第一個維度，也是解構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特征背后的傳統(tǒng)與社會經濟政治結構性原因的鑰匙。

（）需求滿足與責任承擔。就人類自身的生２

活需求來說，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因為人生中的風險總有相似性，又都具有不確定性，伴隨著人類壽命的延長和家庭小型化趨勢不可逆轉，個人越來越不可能依靠自身來解決生活需求問題。因此，如果我們能夠確認每一個人都必須借助個體之外的機制來獲得生活保障的滿足，那么，用何種方式來滿足人生保障的需求，以及如何承擔滿足需求的責任，便構成了評估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重要依據。一方面，個體需求的滿足是依賴家庭還是社會，抑或社會與家庭及其他的有機結合，這種結合中的比重與順序，既能夠反映出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的建制理念與福利文化，同時也會直接影響到社會保障制度的結構與發(fā)展路徑。另一方面，既然人不可能獨善其身，而是需要尋求超越個體之上的生活保障，那么，這種保障責任的承擔一定是在家庭、社會、國家等之間采取分擔的方式，但責任分擔卻存在著結構不同、各主體責任先后有別、輕重不一的差異，這種差異性正是評估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社會保障制度并對其進行歸類的重要依據。因此，需求滿足與責任承擔構成了分析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第二個維度。

（）制度結構與發(fā)展路徑。選擇什么樣的制３

度結構與發(fā)展路徑，能夠反映出各國在社會保障制度發(fā)展過程中的價值取向或理念，也是其國民福利需求滿足方式與責任承擔方式的具體反映。

例如，有的國家是以與就業(yè)及收入相關聯的社會保險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主體，有的國家實行的是以稅收與財政為基礎的福利性制度安排，有的國家特別借重市場機制，或者雖然上述形式并存但依然會有主次之分。在發(fā)展路徑方面，盡管都呈現出從選擇型到普惠型的歷程，但選擇的重點與普惠的進程仍然表現出個體的差異性。因此，制度結構與發(fā)展路徑是考察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產生與發(fā)展規(guī)律的基本依據。

在上述三個維度中，一定的建制理念與福利文化奠定了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石，一定的需求滿足與責任承擔方式決定著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建構，而具體的制度結構與發(fā)展路徑則是各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具體反映。在當代世界，社會保障制度的比較研究一般停留在可以量化的第三個維度，而較為忽略甚至完全忽略不能量化或者不能完全量化的第一個和第二個維度。

通過上述三個維度，基本能夠客觀地反映出各國社會保障模式選擇的價值取向及具體架構，通過比較研究，便能夠對社會保障制度實踐進行相應歸類。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完成解釋東亞社會保障模式的任務，而是在于提供這樣一個分析框架，并在比較中發(fā)現東亞國家的共性與差異，最后得出東亞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否可以歸為或基本歸為有別于歐美國家及其他地區(qū)國家的一類。而對東亞社會保障模式的概括與理論詮釋，應當是下一階段所要完成的任務。

亞福利體制對于其他地區(qū)而言是值得借鑒的，但不能復制，因為它是建立在涉及政治文化和民族

［８］

。迄今為止，包同質性等眾多前提假設上的”

括日本、韓國、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qū)，其福利發(fā)展理念基本上可以概括為：是基于經濟發(fā)展而非是基于社會公平，是追求化解個體與群體的風險和社會穩(wěn)定而非基于公民的平等權利，是崇尚集體主義、群體至上而非強調個人自由與尊嚴。東亞地區(qū)的福利文化普遍強調集體主義與國家中心主義，以及儒家的“孝悌”為先，社會保障制度具有彌補家庭保障功能的鮮明色彩，國民的心理意識首先認同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保障，之后才是超越家庭之上的社會保障，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通常被國民認為是對家庭保障不足的彌補，而不是實現個人自由和維護個人尊嚴的條件。因此，在東亞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的工具性價值明顯高于這一制度的目的性價值。

２．需求滿足與責任承擔方面的共性：家庭

保障功能強大，單位保障全面，政府強勢主導，法定社會保障制度具有較明顯的補救性特征

在人的生活保障需求方面，無論哪個國家或民族的公民，都應當是基本相通的，但在需求滿足方面，卻因承擔責任的主體與具體供給方式的不同組合而存在著很大差異。根據福利多元主義理論，社會保障提供的主體包括國家、市場和社會，社會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家庭和社區(qū)及非營利、日、韓三國的社會組織。中（包括臺灣地區(qū)）保障制度，在福利需求滿足與提供主體方面具有鮮明的共性，即個體在遭遇風險時首先會選擇依靠家庭（以及家族）獲得幫助，家庭被認為是人生最值得信賴的保障；所在社區(qū)和所在單位亦會發(fā)揮相應的扶助作用，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家庭延伸的性質，如東亞地區(qū)的單位保障全面，員工對單位的歸屬感較強，勞資之間的對抗性較弱，工會的作用普遍不如西方；政府則扮演著強勢主導者的角色，規(guī)制著家庭保障，牽引著單位保障，自身則提供著國民個體福利需求滿足的相應保障。就這一點而言，中、日、韓三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較為鮮明的補救性特征。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東亞地區(qū)，家庭在社會保障提供中的作用非常明顯。瓊斯指出，東亞國家的福利制度的特色在于沒有勞工的統(tǒng)合主

—５—

三、中、日、韓三國社會保障

制度的共性分析

根據上述三個維度，對中、日、韓三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簡單的比較后，可以發(fā)現，東亞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有共性的。這些共性較為鮮明地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１．建制理念與福利文化具有共性：促進經

濟發(fā)展，化解社會風險，彌補家庭功能，工具性價值明顯高于目的性價值

從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產生與制度變遷的路徑出發(fā)，可以發(fā)現，國家的福利發(fā)展理念與福利文化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思路。正如彼得·亞伯拉罕森指出的那樣：“斯堪的納維

義，沒有廣泛的教會的慈善，沒有平等的團結，也沒有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在福利供給中所扮演的角色，強調親屬關系，因此家人有提供福利和照顧服務的義務，這與西方的福利國家具有很大差別，所以，其將東亞福利

［（）９］Ｐ１９８２１７－

國家稱為儒家福利體制。東亞地區(qū)各國

的補充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建立的農村“五保戶”制度就是建立在鄰里相互照顧的基礎之上的，直到２００６年才由農民共同供養(yǎng)改為財政供養(yǎng)，但對分散居住的“五保戶”的照顧仍然。在韓國，習慣性義務”會被鄰居看成是一種“

同樣具有長期的農耕社會傳統(tǒng)，種田互助、全村人互幫的習俗在當今社會里仍然存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東亞地區(qū)的單位福利具有獨特意義。在中國大陸，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福利幾乎包括了勞動者及其家庭成員的所有福利在內，改革開放以后雖然有所改變，但單位福利仍然是解決個體生活風險的重要保障；日本的企業(yè)福利有著很強烈的職工互助色彩，是日本勞工及其家庭成員福利的重要來源；在韓國，單位提供的福利同樣構成了個體社會保障的必要且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東亞地區(qū)的單位福利與西方國家的職業(yè)福利有著重大差異，單位福利的模糊性，既折射出東亞地區(qū)獨特的中庸文化，也反映了東亞地區(qū)單位制所獨有的歸屬感，這應當是東亞國家社會保障供給和責任承擔的一個特色。

正是在功能強大的家庭保障與單位保障下，東亞地區(qū)雖然奉行國家中心主義，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與主權意識，政府也保持著傳統(tǒng)的強勢狀態(tài)，但其直接提供的福利保障卻往往具有明顯的補救性。當然，這種補救性并非是以絕對的量來衡量的，而是需要同時考慮人們的內心取向與意愿。例如，中國、日本、韓國都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即使子女不孝順，老年父母也通常不愿意離開子女而獨居；家庭成員之間即使有沖突，但在遇到困難時往往能夠相互幫助。這一點也說明在研究社會保障模式時，過度地依賴數據并不一定能夠得出客觀科學的結論。

３．制度結構方面的共性：以繳費型制度為

主，兼具保守主義、自由主義與發(fā)展主義，屬于典型的混合型制度安排

在東亞地區(qū)，無論是已經定型的日本、韓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中國臺灣地區(qū)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是正在加速建設中的中國大陸社會保障制度，都呈現出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均以繳費型制度為主，突出強調個人權利與義務的對應關系，與就業(yè)和收入相關聯，繳費型的各項社會保險與公積金之類的保障性制度構成了這些國家和

的家庭在社會保障提供中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收入保障，更體現在服務保障和精神慰藉方面。家庭在兒童照顧和老年人照顧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三世同堂、擴展家庭同居的比例較高，這是因為，一方面，與子女同住被視為天倫之樂，老人愿意在子女（孫子女）照顧上投入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在東亞文化中，由子女照顧而死，是一種有尊在家中的老人被視為“壽終正寢”嚴的、體面的死法。東亞地區(qū)特殊的幸福觀和生死觀，決定著家庭成員既有相互保障的剛性義務，也有共同抗拒生活壓力與風險的巨大彈性，從而在社會保障提供中具有重要且特殊的意義。、《、《在中國，《婚姻法》繼承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法規(guī)中均對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扶助有明確規(guī)定。在日本，個體獲得政府社會救助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個體所在的家庭或者與其有血緣關系的人無力提供相應的幫助，這顯然是對家庭成員相互保障與家庭福利提供的一種規(guī)制。在韓國，以家庭為中心的儒教傳統(tǒng)是以家長為中心的社會，孝敬父母的傳統(tǒng)在韓國福利模式里同樣異常深厚，老年人和殘疾人等不是采取以福利機構為中心來收容，而是提倡由各個家庭負責，等等。因此，盡管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家庭結構小型化以及“少子高齡化”現象的出現及強化，家庭保障功能持續(xù)弱化，但毫無疑問，家庭保障仍將是東亞地區(qū)國民的最重要的保障機制，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往往需要以家庭為單位或者透過家庭才能得到更為廣泛的認同，并在實踐中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

社區(qū)福利與單位福利（或者企業(yè)福利）在東亞地區(qū)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這并不妨礙它們成為東亞地區(qū)人們的基本生活保障的重要來源，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家庭保障的一種自然延伸。在中國，一直有“遠親不如近鄰”的說法，社區(qū)鄰里之間的相互照顧往往構成人生保障—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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