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紅利真的結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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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紅利真的結束了嗎??
發(fā)布日期: 2014-11-26 發(fā)布:
2014年6期目錄 本期共收錄文章12篇
摘要:文章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辨析了兩種對人口紅利的認識,并從勞動力資源變化判斷中國人口紅利的存在性。分析發(fā)現(xiàn):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在2012年達到峰值9.4億,直到21世紀40年代中期還保持在8億以上,21世紀30年代前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保持在60%以上,勞動年齡人口緩慢老化,勞動力資源的人力資本積累不斷增加。由此判斷,目前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正由聚集轉向減少,并逐漸轉入收獲結構性人口紅利階段。但是未來收獲人口紅利的難度加大,將更多依賴于人力資本積累和深化勞動力市場等方面的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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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紅利;勞動年齡人口;人力資本
中圖分類號:C9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4)06-0035-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4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Really Ending in China?
YUAN Xin, LIU Houlian
。⊿chool of Economics, Nai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is two kind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based on literature, then judge the existen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by the trend of labor resource. The results show: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China reached the peak of 940 millions in 2012, and will keep above 800 millions until the mid 2040s, and the percent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will hold above 60 before 2030s.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s ageing, and the human capital of it gradually increases. Thus, China’s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turning from agglomeration to reducing, and we gradually gain the structural demographic dividend. However, i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o gai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which depends on human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Keywords:demographic dividend; workingage population; human capital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實現(xiàn)了快速的人口轉變。人口死亡率從20‰下降到1970 年的7.6‰,之后一直穩(wěn)定在較低水平;婦女總和生育率在波動中從1970年的5.81快速下降至1992年的2.05,2000年為1.22,2010年為1.18
2000年和2010年數(shù)據來源于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全國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盡管許多研究一致認為近年總和生育率存在低估,但是他們所估計的總和生育率(1.5~1.6)仍遠低于更替水平[1~5]。這標志著中國已完成了人口轉變,進入低生育水平的人口發(fā)展階段。死亡率和生育率相繼下降,并穩(wěn)定在較低水平,導致人口年齡結構發(fā)生變化。這促使許多學者由關注人口規(guī)模(人口增速)對經濟的影響逐漸轉向關注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中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被稱為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概念從提出至今歷時十余年,然而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存在性的判斷見解不一: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于2015年前后隨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下降,人口撫養(yǎng)比轉為上升,人口紅利結束;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隨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而進入減少的階段,并將于2030年左右結束。本文將在梳理“人口紅利”概念演進的基礎上,針對兩種不同的人口紅利認識觀展開分析,并從勞動年齡人口增量與存量、比重與結構和勞動力資源的素質幾個方面,綜合判斷中國人口紅利的存在性。
一、“人口紅利”概念的提出與發(fā)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日本等東亞國家開始進入人口轉變階段。與此同時,對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逐漸開始擺脫只關注人口規(guī)模(人口增速)的局限,進而轉向關注人口年齡結構、人口分布和人口素質等各類人口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到20世紀90年代,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等東亞國家或地區(qū)的經濟迅速增長,創(chuàng)造了“東亞奇跡”。布魯姆(Bloom)等人研究東亞奇跡時發(fā)現(xiàn),人口轉變過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滯后于死亡率下降,導致勞動年齡人口增速超過總人口增速,從而形成促進經濟增長的良好的人口年齡結構條件,并將其稱為人口紅利(Demographic Gift);他們通過增長核算法和計量實證方法測算發(fā)現(xiàn),東亞經濟奇跡約1/3是由人口紅利所貢獻的,如果將東亞奇跡定義為超過潛在經濟增長部分,那么人口紅利的貢獻達到50%[6]。人口紅利只是潛在的經濟增長優(yōu)勢,梅森(Mason)認為正是東亞各國良好的政策和制度,如有效的勞動力市場、高儲蓄和良好的投資環(huán)境等,才把潛在的人口紅利轉變?yōu)楝F(xiàn)實的經濟增長源泉[7]。布魯姆和坎寧(Canning)等人論述了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實現(xiàn)的機制和制度保障,通過增加勞動年齡人口、儲蓄和人力資本三個途徑來提高經濟產出,并且人口紅利的實現(xiàn)需要健康、教育、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等方面的制度保障[8],這是實現(xiàn)“人口紅利”的邏輯架構。 梅森等人認為基于人口撫養(yǎng)比計算人口紅利存在較大缺陷,并提出基于生命周期假說理論框架,將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轉化為標準消費人口,勞動年齡人口轉化為標準生產人口,來測算人口紅利規(guī)模,經測算,東亞奇跡約有1/4為人口紅利所貢獻;其研究的創(chuàng)新還在于提出第二次人口紅利概念,認為為預期進入老年而進行的儲蓄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作用[9]。對比兩次人口紅利,第一次人口紅利是由勞動年齡人口增速大于總人口增速而出現(xiàn)的潛在經濟增長條件,側重于人口指標的分析;第二次人口紅利是由儲蓄、人力資本而形成的經濟增長源泉,它可以是持續(xù)的動力,側重于經濟指標的分析。若第一次人口紅利期間積累了良好的人力資本,將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實現(xiàn)。另外,第一次人口紅利的結束和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發(fā)生并不一定存在先后順序關系,兩者可能存在時間上的交疊,而且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實現(xiàn)依賴于在第一次人口紅利期間建立的良好制度。
隨后,國外對人口紅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紅利的作用機制上,主要表現(xiàn)在勞動年齡人口、儲蓄、婦女勞動參與、人力資本等。布魯姆和坎寧的研究發(fā)現(xiàn),愛爾蘭主要依賴于勞動年齡人口增加實現(xiàn)人口紅利,而中國臺灣的人口紅利則主要依賴于高儲蓄率[10]。羅納德(Ronald)等人認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實現(xiàn)依賴于儲蓄,第二次人口紅利主要受公共政策和制度所影響[11]。布魯姆和坎寧等人利用1960~2000年97個國家的面板數(shù)據,考察生育率下降對婦女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發(fā)現(xiàn)每當婦女少生育一個小孩,將會增加兩年的勞動參與時間,這有利于提高家庭收入[12]。阿什拉夫(Quamrul H. Ashraf)等人分析了生育下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生育與經濟增長存在內生性,將生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為馬爾薩斯效應、索羅效應和人口年齡結構效應等,而人口年齡結構效應又可細分為儲蓄、小孩照看與質量、保斯珀效應(Boserup Effect)
保斯珀效應(Boserup Effect)是指人口增長而形成的集聚效應和創(chuàng)新效應。等,并最終測算出人口年齡結構效應對尼日利亞未來15年經濟發(fā)展的貢獻高達70%[13]。布魯姆和坎寧等人利用DHS調查數(shù)據建立微觀面板模型,考察以家庭為單位的微觀人口紅利實現(xiàn)基礎,即死亡率下降、家庭的生育數(shù)量減少、撫養(yǎng)比下降、更高的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婦女參與勞動時間增加,這些都有利于提高家庭收入[14]。
國內對人口紅利的研究始于21世紀之初,而且對人口紅利的討論隨時間的推移逐漸升溫。在人口紅利的概念認識方面,很多學者認為人口紅利是隨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持續(xù)上升、人口撫養(yǎng)比持續(xù)下降而存在的[15~20];也有學者認為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形成的“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年齡結構,這一人口條件對經濟發(fā)展具有積極作用[21~28]。在實證研究中,普遍認為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人口撫養(yǎng)比(少兒撫養(yǎng)比、老年撫養(yǎng)比)是衡量人口紅利較好的代理變量。王豐基于生命周期理論修正得到有效消費人口和有效生產人口,把兩者比值作為衡量人口紅利的指標[29]。
學者們基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撫養(yǎng)比變化趨勢,對目前中國人口紅利的存在性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前者認為中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享受人口紅利,并一直持續(xù)至2015年前后;而后者則認為人口紅利開始于1990年左右,并將持續(xù)至2030年左右。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的各類測算結果差異較大,如較低的12.1%[30]、15%[31],較高的27.23%[32]、26.8%[33]。對于第二次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關系,孟令國等人實證考察了由人力資本、儲蓄等形成的第二次人口紅利將能促進經濟持續(xù)增長與增長方式的轉變[34]。
二、對于兩種“人口紅利”認識的辨析
上述兩種人口紅利的認識分別基于經濟學的視角和人口學的視角。
索羅模型(Solow Model)研究經濟增長時沒有考慮人口年齡結構因素,其假定總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無差異。人口紅利概念基于人口轉變理論,拋棄了總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無差異的假設,通過增長核算法發(fā)現(xiàn)了勞動年齡人口增速大于總人口增速時所帶來的額外增長源泉。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時間差帶來的人口結果是少兒人口逐漸減少,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增加,人口撫養(yǎng)比下降,這種人口年齡結構將為經濟增長提供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即經濟發(fā)展處于人口紅利期。當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從上升轉為下降時,勞動年齡人口增速小于總人口增速,人口紅利消失。這種對人口紅利認識的形成主要基于經濟學視角的增長核算理論。
人口學者認為人口紅利是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大、撫養(yǎng)比較輕的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從微觀層面而言,家庭擁有更少的小孩和老年人,將擁有更多的資源用于發(fā)展;從宏觀層面而言,整個社會擁有的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越少,即人口撫養(yǎng)負擔越小,也將有利于經濟發(fā)展。因此,當人口紅利期處于人口撫養(yǎng)比較輕的階段時(如低于50%),它包括小于一定人口撫養(yǎng)比的下降與上升階段。
經濟學視角與人口學視角的人口紅利認識盡管都強調了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發(fā)展的積極作用,但差異在于前者認為人口紅利處于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持續(xù)增加、撫養(yǎng)負擔持續(xù)下降的階段,后者認為人口紅利處于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較大、撫養(yǎng)負擔較輕的階段。顯然,兩者所描述的人口紅利期既有重疊,也有相異,且前者所認為的人口紅利先出現(xiàn)先結束,后者認為的人口紅利后出現(xiàn)后結束。
對人口紅利認識的差異,導致國內學者對中國人口紅利存在性的判斷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結論。一種觀點認為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人口紅利就出現(xiàn)了,目前隨人口撫養(yǎng)比不再下降而結束;另一種觀點認為人口紅利出現(xiàn)的時間為20世紀90年代,并在2030年左右消失。
本文拋開兩種認識的差異,考察2012年中國各個省份總人口撫養(yǎng)比變化情況(詳見圖1)。2012年17個省份總人口撫養(yǎng)比都介于30~40(15~64歲人口=100,下同)之間,8個省份低于30,6個省份高于40,其中12個省份的總人口撫養(yǎng)比處于下降的態(tài)勢。目前的總人口撫養(yǎng)比現(xiàn)狀說明,大部分省份的人口撫養(yǎng)負擔較輕,總人口撫養(yǎng)比變化有增有減,并且減少的省份超過1/3。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顯示,2013年有11個西部省區(qū)GDP增速超過10%,其中貴州省最高,達到12.7% 數(shù)據來源:中西部紅利:多省市GDP增速超10%.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314/11884205_0.shtml。為此,不管從哪一種對人口紅利的認識出發(fā),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以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衡量的人口紅利依然存在。當然,人口紅利存在性的大趨勢是由集聚轉為減少。
圖12012年中國各省份總撫養(yǎng)比水平值與變化值
數(shù)據來源:中國統(tǒng)計年鑒 (2012、2013)。
注:變化值根據2013年和2012年數(shù)據相減而得。
無論是從經濟學角度還是人口學角度,人口紅利的核心都是能為經濟增長提供充足的勞動力。只要勞動力供給充足,能支撐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它還是屬于較好的人口年齡結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2001~2011年平均增速為10.4%,2012年、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速都為7.7%
數(shù)據來源:國家統(tǒng)計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2014-02-24。。這既有我國主動調整結構的內因,也有國際經濟周期的外因。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駕馬車”中,外需由于歐美經濟走低乏力,投資由于上一輪的刺激作用接近尾聲而減緩步伐,因此,經濟增速轉為中高速也屬正常。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數(shù)據,2014~2016年我國經濟增速可達7.4%以上數(shù)據來源: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cp_prop。這足以說明在未來這段時間中國勞動力供給仍可以繼續(xù)支撐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為進一步說明我國未來經濟發(fā)展中的勞動力供給狀況,下面對2050年之前的勞動年齡人口存量與增量、比重與結構以及勞動力資源素質進行細致分析。
三、2050年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分析
1.勞動年齡人口的存量與增量分析
勞動年齡人口的存量與增量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人口紅利期存在著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以促進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目前,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的規(guī)模開始下降,未來是否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決定了人口紅利的存續(xù)性。新中國成立至今,經歷了三次生育高峰,分別在20世紀的50年代、60年代早期至70年代中期、80年代(詳見圖2)。生育高峰期人口促成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快速增加,這同時影響著勞動年齡人口的存量和增量的變化。
從圖2可見,在勞動年齡人口存量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持續(xù)增加。
圖21950~205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變化
數(shù)據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R].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2013。其中,2013年以后的數(shù)據取自中方案預測數(shù)據。
改革開放初期,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規(guī)模接近6億,1998年超過8億,2005年超過了9億,2012年達到峰值9.4億,從2013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開始緩慢減少。圖2顯示,根據2013年世界人口預測報告,21世紀2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將繼續(xù)保持在9億以上,21世紀4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保持在8億以上,到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仍大于7億。從時間來看,勞動年齡人口保持在9億以上的情況至少還要持續(xù)13年,勞動力資源供給保持在8億以上的情況還要維持30年。另外,單獨二孩生育調整政策于2014年在全國各地全面實施,這在2030年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補充部分勞動力,減緩勞動力人口的下降速度。同時,未來還將逐步延遲退休年齡,這也將釋放一部分人力資本積累較多的低齡老年勞動力(如科研行業(yè)、教育行業(yè)、醫(yī)療衛(wèi)生行業(yè)等的勞動力)。因此,從人口角度來看,勞動力資源規(guī)模的存量依然龐大。
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量方面,2013年之前,中國人口增量一直保持為正增長,其中有兩個階段處于較大規(guī)模的增量,即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和21世紀的頭五年;2013年之后,勞動年齡人口增量轉為負增長,但是減少速度緩慢,21世紀20年代中期之前年均減少不到500萬,21世紀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期年均減少不到700萬。勞動年齡人口增量由正轉為負,只能判斷人口紅利正進入由聚集開始趨向減少的階段,但并不能否定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龐大的存量依然存在的事實,即由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主導的人口紅利將依然存在很長一段時間。
中國經濟發(fā)展城鄉(xiāng)差異以及東中西部地區(qū)經濟發(fā)展差異明顯。東部發(fā)達地區(qū)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正在逐漸削弱,而中西部欠發(fā)達地區(qū)二元經濟特征依然顯著。對“民工荒”、工資上漲等現(xiàn)象直接的判斷是劉易斯拐點跡象顯現(xiàn),但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出現(xiàn)普遍短缺。目前所謂的勞動力供給不足,主要是因為勞動力結構性短缺[35],造成勞動力成本上升。因此,若簡單以勞動年齡人口增量開始變?yōu)樨撝祦砼袛喽洕w的人口紅利結束,會存在較大的偏差。盡管未來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處于負增長的態(tài)勢,但是未來中國勞動力資源規(guī)模依然龐大,勞動力總量供給充足,勞動就業(yè)壓力將繼續(xù)存在。未來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繼續(xù)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補充城鎮(zhèn)部門低端勞動力市場供給,緩解勞動力結構性失業(yè)的矛盾。若能繼續(xù)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有效解決勞動力就業(yè)的結構性問題,將能調節(jié)人口紅利的空間余缺,促進人口紅利的均衡發(fā)揮。
2.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與結構分析
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結構的變化能夠說明人口紅利規(guī)模的大小和發(fā)展所處的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越大,生產性人口越多,撫養(yǎng)負擔越小,人口紅利的潛力就越大。依據第一次人口紅利與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內涵,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變化可以定性判斷第一次人口紅利發(fā)展所處的階段,當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達到最大時,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潛力也將達到最大。勞動年齡人口結構衡量的是勞動年齡人口中青年的比例,若當勞動年齡人口以青年為主,此時處于第一次人口紅利期;當勞動年齡人口快速轉變?yōu)橐灾心隇橹,此時第一次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第二次人口紅利潛力將不斷壯大。 圖31950~2050年中日韓勞動年齡人口
。15~59歲)占總人口比重變化
數(shù)據來源:同圖2。
下面從聯(lián)合國的人口預測數(shù)據比較中國與日本、韓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與結構。從圖3可見,首先,1950~205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現(xiàn)先降低后上升再不斷下降的變化趨勢。其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于1985年突破60%,2010年達到最大值,接近70%,并于2030年后低于60%,超過60%的時期為1985~2030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超過60%的年份為1960~2005年,最高約為65%。日本實現(xiàn)人口紅利期為1960~1990年,并將1972年前稱為第一次人口紅利,1973年之后為第二次人口紅利;由于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遭受美國的打擊,日元大幅升值,隨后資產股市地產泡沫化和泡沫破裂,經濟進入低迷發(fā)展階段,因此1990~2010年這20年被稱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36]。韓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60%的年份為1980~2025年,最高約為68%,目前韓國仍處于人口紅利期。通過對比中國和日本、韓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變化情況,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目前的勞動力比重遠高于日本人口紅利期的比重,與2010~2015年的韓國相當,且2020年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速度低于韓國。因此,中國的生產性人口比重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繼續(xù)保持在較高水平,能支撐經濟快速增長。
圖41950~2050年中日韓勞動年齡人口
。15~59歲)結構變化
數(shù)據來源:同圖2。
其次,將勞動年齡人口老化指數(shù)界定為大齡勞動人口(40~59歲)與低齡勞動人口(15~39歲)的比值,從而對比中國與日本、韓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結構變化。圖4顯示1950~199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結構呈輕微的年輕化,1990~2035年呈現(xiàn)不斷的老化趨勢,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老化指數(shù)約為0.8,最大為21世紀30年代,約為1.02,隨后勞動力資源又呈輕微年輕化。日本在人口紅利期末(1990年前后)時,勞動年齡人口老化指數(shù)約為0.8,至2010年后開始上升,2025年前后達到最大值,約為1.1。韓國2010年該數(shù)值達到0.8,之后也基本一直高于中國,勞動力資源老化程度高于中國。中國勞動力資源老化是未來發(fā)展的大趨勢,但老化程度和速度弱于日本和韓國。此外,郝東陽等人的研究表明,家庭儲蓄隨著戶主年齡增加而呈現(xiàn)倒“U”型變動趨勢,當戶主年齡處于40歲以下,家庭儲蓄率緩慢增加;當戶主年齡處于40~60歲之間,家庭儲蓄率迅速上升[37],勞動年齡人口老化指數(shù)越大,其儲蓄能力將越大。相比處于1990~2012年的第一次人口紅利集聚期(勞動年齡人口老化指數(shù)達0.4~0.8)而言,中國未來勞動力資源相對老化,說明中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將可能會形成為養(yǎng)老而進行準備的儲蓄動機。這再次說明第一次人口紅利的規(guī)模正逐漸減少,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潛力將可能壯大。
3.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積累不斷增加
如果在第一次人口紅利期間推行了良好的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等政策制度,積累了大量的人力資本,它將由于人力資本的特殊性而成為未來實現(xiàn)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根本。目前我國第一次人口紅利趨于減少,經濟發(fā)展已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且進入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階段,包括“三駕馬車”依賴程度的轉換、產業(yè)結構高級化、能源結構的轉變、增長方式由粗放型轉變?yōu)榧s型等,這些都將依賴于前期積累的人力資本。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教育制度不斷完善,教育經費支出不斷增加,大學持續(xù)擴大招生規(guī)模,人口受教育水平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快速提升。從出生隊列來看,“六普”數(shù)據顯示,“50后”至“90后”的各個年代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7.86年、9.01年、9.63年、10.74年、9.70年,即隨著代際轉換,人力資本積累迅速增加。從就業(yè)人口來看,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0年的6.8年增加至2000年的8.0年,2010年進一步提升至9.1年,預計2020年和2030年將分別達到10年和12年,接近美國目前的水平(12.5年)[38]。另外,《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13》數(shù)據顯示,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不斷提高,2010年達到74.83歲,比1990年提高了6.28歲。這些都表明勞動力人力資本積累不斷提升,為壯大第二次人口紅利奠定了人力資本基礎。
我國逐漸積累了規(guī)模龐大的人才資源,農民工培訓也在不斷加強,從而助力新時期經濟發(fā)展。人才資源是高級的人力資源,2010年全國人才資源總量達到1.21億,占全國人力資源總量的比重達到11.1%;各類人才資源規(guī)模龐大,其中高技能人才資源達到2863.3萬人,專業(yè)技術人才資源達到5550.4萬人
數(shù)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 2011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EB/OL].[2012-06-05].。據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報告》顯示,接受技能培訓的農民工比例略有上升,2013年達到32.7%,接受過農業(yè)技能培訓者的比例為9.3%,接受過非農職業(yè)技能培訓者的比例為29.9%。
四、人口紅利機會仍存在但收獲難度增加
快速的人口轉變?yōu)槲覈洕鐣l(fā)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機,即人口紅利,它通過勞動力投入、儲蓄和人力資本等作用于經濟增長。雖然對人口紅利的認識視角不同,導致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關于中國人口紅利存續(xù)性的判斷,但無論基于哪一種視角,人口紅利都是指能為經濟發(fā)展提供豐富的勞動力。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趨勢是21世紀40年代中期前規(guī)模保持在8億以上、21世紀30年代前比重保持在60%以上。盡管目前出現(xiàn)民工荒、大學畢業(yè)生就業(yè)難等問題,但這主要是就業(yè)的結構性問題,而不是規(guī)模問題,是經濟發(fā)展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不斷提高的結果。勞動力人口趨于老化,但也可能隨著良好的制度實施而形成較強的儲蓄動機。另外,未來勞動力人力資本仍將處于快速積累的階段。由此判斷,中國人口紅利仍將存在于未來一段時間。第一次人口紅利正由集聚轉向減少,未來步入收獲結構性人口紅利階段,因而收獲難度將加大,更多需要依靠資本,尤其是人力資本,以及良好的社會經濟制度。 為收獲未來的人口紅利,促進我國經濟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第一,要充分把握地區(qū)人口年齡結構差異帶來的結構性人口紅利機會。由于人口轉變進度差異和存在大量流遷人口等因素,仍有十余個省份的人口撫養(yǎng)比處于下降的態(tài)勢,如貴州、遼寧、吉林、廣東等地,人口紅利還處于集聚狀態(tài)。第二,完善勞動力市場培訓制度,優(yōu)化配置勞動力資源,,提高勞動參與率。民工荒與大學畢業(yè)生失業(yè)現(xiàn)象并存,充分說明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yè)較為嚴重。應通過相關就業(yè)培訓制度,加強大學生社會實踐鍛煉,提升農民工技能水平,契合產業(yè)發(fā)展所需,努力緩解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yè)矛盾,提高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就業(yè)水平。運用人才吸引等辦法促進高層次人才向中西部地區(qū)流動,努力化解東中西部地區(qū)和城鄉(xiāng)勞動力資源配置不平衡的難題。在我國,雖然劉易斯所界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所剩無幾,由無限剩余轉變?yōu)橛邢奘S,但是仍存在大量的隱形勞動力,需通過健全勞動力市場制度,縫合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鼓勵勞動力由農村向城鎮(zhèn)轉移,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第三,健全養(yǎng)老保障制度。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要繼續(xù)深化改革社會養(yǎng)老保障制度,尋求政府、工作單位和個人養(yǎng)老責任的均衡。若能形成老年人口儲蓄動機,營造良好的個人和家庭投資環(huán)境,并能滿足社會養(yǎng)老的需求,將為經濟發(fā)展贏得增長動力。第四,投資于人力資本積累,努力創(chuàng)造第二次人口紅利。中國正努力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意味著將來要擺脫粗放型的增長模式。歷經十余年的高等教育擴招為我國經濟發(fā)展積累了大量的人力資本,但這部分人力資本在釋放潛能的過程中還存在諸多困難,如高等教育質量下降導致人力資本積累虛化,與社會需求存在偏差等。從長期來看,應繼續(xù)加大教育和培訓、醫(yī)療衛(wèi)生等方面的投入,減少貧困地區(qū)的教育機會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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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馮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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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18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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