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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過程中的文本問題

作者：張琳    發(fā)布時間：2014/04/17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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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張琳，中央黨校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理論視野》雜志副主編。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亦是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正式傳播是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及至五四運動前后，有意識地開始了學習和宣傳。隨著五四運動的深入發(fā)展，人們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愿望更加迫切，在此情況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陸續(xù)被介紹到中國來。1919年開始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前，《每周評論》、《晨報》副刊、《國民》、《建設》、《東方雜志》等刊物陸續(xù)刊載、節(jié)譯或單獨發(fā)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有系統(tǒng)地被介紹到中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譯本無論是種數或印數都較前增加了。中共“一大”后，中共中央局成立了宣傳部和人民出版社，印刷馬克思、列寧著作。據統(tǒng)計，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結束，僅新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中譯本即達九種之多，至于介紹和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文章就更多了。五四運動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期，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早期。通觀這一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翻譯、宣傳和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在文本解讀的途徑方面，主要以轉譯和介紹為主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經過了三條渠道和途徑。第一條渠道是東鄰日本。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的李大釗、陳溥賢、陳啟修和上海的李達、李漢俊、陳獨秀、陳望道等。第二條渠道是西歐，主要是法國，代表人物有周恩來、蔡和森等。第三條渠道是北面的蘇俄，代表人物有楊明齋、瞿秋白、張?zhí)椎�。從蘇聯(lián)這個渠道介紹較為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比較突出的代表是瞿秋白。①

　　在以上三個渠道中，日本是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渠道。有學者認為，1923年前，日本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渠道。該學者還指出，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在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書的附錄《中國社會主義書籍題解》和《日中社會主義文獻翻譯對照表》中，收集考證了94本中文社會主義的書籍，基本理清了五四時期日本社會主義的文章和書籍譯成中文的情況。②德國漢學家李博教授在其《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一書中也強調了日本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的作用。他認為：“大約直到1919年，即‘五四運動’那一年，中國人對歐洲各社會主義流派的了解。包括對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了解幾乎全部來自日語，或是歐洲語言原著的日文翻譯，或是日語的社會主義著作。”[1](p.79)對此，郭沫若后來的回憶也強調了這點，他說：“中國民眾是從通過日語書籍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國記者那里聽說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些書被譯成了漢語，于是人們知道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如果查閱一下文獻資料，同樣可以得出這一饒有興趣的結論，即最先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是日本知識分子。我本人是在讀Kawakami Hajime（即河上肇——作者注）的書時了解了一點關于馬克思的東西�！盵1](pp.79-80)

　　事實上，中國人最早知道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是從《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開始的�！睹駡蟆泛汀短炝x報》對《宣言》的簡要介紹，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中國人介紹馬克思著作的最早開端。而這兩個刊物登載的《宣言》的譯文，均出自日本早期工人運動領袖幸德秋水與人合譯的，于1904年11月13日發(fā)表在《平民新聞》周刊上的日譯本，它是日本最早出版的《宣言》�！缎浴氛匠霭娴牡谝粋�中譯本則是陳望道1920年8月從日譯本轉譯過來的。這個版本自1920年到1938年前后6次再版。而直到1930年，才由上海華興書局出版了我黨理論家華崗根據英文翻譯的《宣言》的全譯本，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組織出版的第一個《宣言》的全譯本，也是我國首次采用英漢對照形式出版《宣言》。③ 1938年，成仿吾、徐冰又根據德文版重新翻譯了《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出版。這個新譯本在譯文方面有了很大的改進，較符合原著的思想。④ 另外，中國人對于馬克思《資本論》的了解和介紹，也主要是通過日本這個途徑�！顿Y本論》中文譯本的正式出版是在19世紀30年代中后期。在《資本論》中文譯本未正式出版前，它的思想主要是通過報刊上登載和出版《資本論》入門、《資本論》解釋等通俗讀物來傳播的。這當中考茨基寫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當時譯作柯祖基《馬氏資本論釋義》）和馬爾西寫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一書影響最大，但這兩本書的正式出版均是由日文轉譯過來的。前者是由陳溥賢根據日本高素之譯的《資本論解說》重譯，后者則由李漢俊根據日文版轉譯。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認為“北京《晨報》的記者陳溥賢，于1919年4月陸續(xù)在《晨報》上翻譯日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成為五四時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5月《晨報》副刊的‘馬克思研究’專欄，而不是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宣告五四時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大幕開啟’。陳溥賢對李大釗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他是李氏通過日文資料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中介�！盵2]

　　“李大釗、陳獨秀等最先進的中國人以五四運動為契機，通過日本這個中介接受馬克思主義，同樣也受到日本社會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上偏差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日本某些理論家機械的經濟決定論’就長期對他們產生了消極的影響�！盵2]李博認為，由于當時日本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翻譯的學者的德語水平不高，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主要不是依據德語原著，而是從美國的通俗讀物或者英文轉譯和介紹過來的。如1903年在梁啟超創(chuàng)建的廣智書局出版的從日文翻譯過來的《近世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黨》這三本書的日本作者的社會主義知識“不是來自西方的社會主義原著，而是來自幾本概述社會主義的美國科普書籍。”[1](pp.82-83)1907年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的中文譯本在東京出版。而李博指出，“擔當日本無政府主義側翼公認的領導人Kotoku Shusui（幸德秋水）在他作品（即《社會主義神髓》——作者注）的引言中明確指出了他寫作時依據的材料來源：除了幾本美國的社會主義著作以外，就是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盵1](pp.83-84)而根據美國和英國人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或翻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其特點在于“過分強調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的決定論，不重視作為社會變革手段的階級斗爭和革命在馬克思理論大廈中的地位，將社會主義運動的所有暴力形式只歸咎于無政府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盵1](pp.82-83)

　　當時對中國影響較大的日本學者有幸德秋水和河上肇。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和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中國均有譯文出版，且非常具有影響。書中關于馬克思唯物史觀的一些基本思想的理解，在當時可以說是十分出色的。但是，在日本資本主義尚未發(fā)達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無法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也不能夠把握馬克思關于辯證法的思想。因而只能把唯物史觀等同于自然成長論或社會進化論。例如，從陳溥賢翻譯的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看，其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尚嫌膚淺，還不能夠把握馬克思關于辯證法的思想，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的階級斗爭學說，以致事實上把唯物史觀看作“社會組織進化論”，進而相信在生產力發(fā)展的一定水平下，社會改革的“最快的路徑和最好的辦法”，就“是要組織一個沒有必要做壞事的社會出來”。這無疑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思想。這些，對于早期的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來說都是有影響的。

　　李大釗在其思想早期就深受河上肇的影響，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基本上是轉述河上肇《社會問題研究》第一冊至第三冊連載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一文的有關內容。受河上肇的影響，李大釗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理解為社會組織進化論，認為唯物史觀“與前世紀初在生物學上發(fā)現過的運動，有些相類。”[3]李大釗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二要點：其一是關于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其二即社會組織進化論。”[3]與此同時，他也承繼了河上肇理解上的不足，并根據自己的理解把這種不足變成為某種誤解。

　　當然，這一時期，也初步開始了有組織地學習、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周策縱認為：“對馬克思主義的有組織的研究直到1920年春才開始�！盵4](p.410)當時，有一批團體，如北京、上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長沙新民學會、天津的覺悟社、武昌的利群書社等，專門展開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宣傳和研究。對此，我們亦可以從張?zhí)自?921年6月向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提供的書面報告中，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情況的說明中得到大致印證。報告指出，大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社會主義傳入中國，十月革命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才開始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1919年學生運動發(fā)生后，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更大了。幾乎所有與新文化運動有聯(lián)系的雜志都刊登關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文章。不久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組織成立，《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史》、《階級斗爭》等馬克思主義書籍相繼出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專門成立了出版部，印刷了《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共產黨綱領》、《共產黨人是什么樣的人》、《蘇維埃俄國》等，并計劃將《社會主義者袖珍叢書》譯成中文出版。⑤ 難能可貴的是，在學習研究的過程中，李漢俊在1922年6月6號《民國日報》副刊上的文章《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必要及我們現在入手的方法》一文中，特別提出了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來對待以及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方法。他指出：“馬克思學說是一個系統(tǒng)的完整的大組織，我們要作研究的時候，應當以如何入手為最便呢？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須先明瞭馬克思學說底系統(tǒng)”，“我們既知道馬克思學說的系統(tǒng)了，我們就可以進而研究‘研究入手的方法’了”。⑥

　　不過，，總體來看，這一時期對馬克思文本基本還處于譯介狀態(tài)，對文本的直接解讀很少，而專門以文本為本位展開的研究則幾乎沒有；特別是缺少主體研究意識，個性化的研究更是沒有；同時，基于理論素養(yǎng)和翻譯條件的限制，當時對馬克思著作的翻譯和宣傳主要是借助于“二手”材料，即主要是以日譯本和俄譯本為藍本和中介，并且多為節(jié)譯和摘錄，這些情況勢必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和理解產生影響。

　　第二，在文本選擇和解讀的內容上，特別突出了唯物史觀

　　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譯介情況看，最早翻譯成中文的馬列著作，又多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得出社會主義革命結論的那些政治性很強的經典著作，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政治與經濟》等，介紹和闡述馬列主義觀點的論著也多側重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唯物史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的豐富理論中只有“階級斗爭學說”被充分凸現和展示。⑦ 相比較而言，這一時期翻譯介紹辯證法唯物論的文章很少。只有普列漢諾夫的《辯證法與形式邏輯》、阿多那斯基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幾個規(guī)律》和郭烈夫著瞿秋白譯的《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顿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馬列哲學著作都沒有中譯本。瞿秋白的《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雖然介紹了辯證唯物論，但重點仍然是講唯物史觀。直到1925年5月《中國青年》發(fā)表的任弼時的《馬克思主義概略》和1927年發(fā)表的瞿秋白的《馬克思主義之概念》才糾正了對馬克思主義體系的片面理解，將辯證法唯物論看成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基礎和總的宇宙觀、方法論。

　　這一時期，人們雖然初步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由“社會組織進化論”（唯物史觀，主要是階級斗爭理論）、“資本主義經濟論”（政治經濟學，主要是剩余價值）和“社會主義運動論”（科學社會主義，主要是無產階級專政）組成，但其側重點主要還是放在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和剩余價值學說上。如1922年在《先驅》第3期上發(fā)表勵冰寫的《共產黨宣言的后序》一文中就強調：“馬克斯主義的精髓在綜言進化說和革命說，故其要點就是唯物史觀，階級爭斗，和無產階級專政，三種原理，一貫相承，而其目的在歸納于無產階級革命，專政，集產，取消階級，實現消滅國家政權的共產主義社會，”[5]李大釗在具體闡述馬克思主義時，集中介紹了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和“余工價值學說”。陳獨秀、李達的概括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和剩余價值這三大塊來認識的。瞿秋白的《馬克思主義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這種不全面的看法。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由四個部分組成：互辯法唯物論；歷史唯物論；經濟學說；科學社會主義。他認為，互辯法唯物論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總宇宙觀，統(tǒng)一的方法論。他的這種認識糾正了當時許多人忽視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的現象，突出了辯證唯物論，但他對于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不可分割的內在的聯(lián)系缺乏理解，把它們看作獨立的兩個部分。

　　早期翻譯介紹的文本之所以大都集中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唯物史觀方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來看，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一生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兩大貢獻之一，它在理論和現實生活的關系上不能不引起社會科學家和革命家們的高度重視。二是，從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看，唯物史觀能提供改造社會的道路和方法，因而能直接滿足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苦苦尋求革命真理的渴求�！拔ㄎ锸酚^正確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闡述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關系，指出經濟構造是社會的基礎，因此在解決社會的根本之途，應該首先解決舊的政治經濟制度。這對先進的中國人是一個巨大的啟蒙，因為長期依賴，先進的中國人是從意識形態(tài)的層面來解釋中國與世界，而將社會物質生產、生活排除在認識歷史之外，所以革命總是以失敗而告終�！盵2]三是，從中西文化的交流看，唯物史觀是進化論歷史觀的發(fā)展。五四運動之前，近代中西哲學合流的最主要的理論成果，是把西方的進化論改造成中國先進分子的世界觀。20世紀初，嚴復介紹的進化論曾風靡一時，左右和支配著當時中國的先進思想界。從康有為、梁啟超一代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到十月革命前的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許多時代前列的先進人物，多以進化論的觀點作為他們各自價值取向、社會評判和變革行動的準繩。當然，以弱肉強食、優(yōu)勝劣汰為思想特征的進化論同時也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常常憑借的理由。很多人如孫中山、李大釗等都曾因此而對進化論產生了懷疑。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世界觀上逐步由進化論轉向唯物史觀。李大釗認為，進化論和唯物史觀都是與“退落的和循環(huán)的歷史觀”相對立的，后者超越前者之處，是把歷史進化的動因歸于“社會、物質、人生”。[6](p.266)陳獨秀贊同蔡和森關于“馬克思主義骨髓”是“綜合革命說和進化說”的觀點，指出唯物史觀不同于進化論之處，在于主張依據歷史的自然進化的法則進行“經濟制度的革命”。[7](p.837)顯然，他們接受唯物史觀，既是以近代中西文化和哲學交流的成果為出發(fā)點，又是對這一成果的推進。

　　第三，對文本的解釋向度主要囿于“階級斗爭”視閾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觀，總是與激烈的階級斗爭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梢哉f“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觀（歷史唯物論）中的階級斗爭學說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8](p.973)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李達等在對唯物史觀的宣傳和介紹中，一向注重闡發(fā)階級斗爭理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李大釗就指出：“階級競爭恰如一條金線”，把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從根本上聯(lián)絡起來”[6](p.184)。而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是首尾一貫的根據那‘在今日社會組織下的資本階級與工人階級，被放在不得不仇視、不得不沖突的關系上’的思想理論。關于實際運動的手段，他（指馬克思）也是主張除了訴于最后的階級競爭，沒有第二個再好的方法�！盵6](p.184)

　　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毛澤東更是十分突出階級斗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始終把暴力革命和階級斗爭放在首位，并主張武裝奪取政權，然后由民主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后來在《關于農村調查》一文中回憶說：“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fā)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墒沁@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盵9](pp.378-379)于是乎，階級斗爭學說也成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的學說。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包含有豐富思想和內容的著作也被單純從階級斗爭的視角來進行詮釋和闡發(fā)。例如，《共產黨宣言》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尖銳矛盾的各種表現，指出這些矛盾尖銳化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條件。它的內容不僅涉及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斗爭，還包括了關于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內容；關于社會發(fā)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的內容；關于世界歷史的內容；關于對未來社會的描繪與建構等方面的內容。但長期以來，我國過去將它主要介紹成一本階級斗爭的教科書。這種定式可以追溯到五四時期。例如，李大釗、陳獨秀主編的《每周評論》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出版的第十六號上節(jié)譯了《共產黨宣言》的一部分，它是當時介紹《宣言》比較詳細的節(jié)譯稿。它突出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思想，指出了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后的基本任務。在給這個節(jié)譯稿所寫的序言中，指出：“這個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在主張階級戰(zhàn)爭，要求各地勞工的聯(lián)合”，因此它“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同時又著重介紹了《宣言》第二章“無產者與共產黨人”的基本內容。其主要點是：“勞工革命的第一步，我們所最希望的就是把無產階級高舉起來，放他們在統(tǒng)治的地位，以圖Democracy的戰(zhàn)爭的勝利。這些無產階級的平民，將行使他們政治上的特權，打破一切的階級，沒收中產階級的資本，把一切的生產關系，都收歸政府掌管，由這些人去組織一個統(tǒng)治的機關�！痹谄浜髮Α缎浴返慕庾x和宣傳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沒有超出階級斗爭的視角和范圍。陳獨秀認為《共產黨宣言》“這書底精髓，正是根據唯物史觀來說明階級爭斗的”。[10](p.96)

　　不可否認，階級斗爭學說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列寧認為，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給我們“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tài)中發(fā)現規(guī)律性�！盵11](p.426)他還指出：“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盵12](p.240)強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作用，在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現實條件下，在硝煙彌漫的革命戰(zhàn)爭年代，對于直接應用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服務于現實，有其積極的現實意義。但是，由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階級斗爭學說的運用是在并不太熟悉馬克思主義其他理論的前提下進行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面和系統(tǒng)的了解。在以后的革命實踐中，“承認或否認從而積極參加或消極拒絕（或積極反對）階級斗爭，便幾乎在中國成了是否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理論上的區(qū)分界線和標準尺度�！盵8](p.973)這就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絕對化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內容極其豐富，但把唯物史觀的內容僅僅歸結為階級斗爭，這就把唯物史觀的內容簡單化了。

　　當然，除了上面分析的原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還在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等重要文獻是在1924年和1932年才被發(fā)現的，馬克思晚年各種筆記在1972年才被公之于眾，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內容中只有“階級斗爭學說”被充分展示這種情況就可以理解了。另外，就當時而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比較完整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正如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所說：“馬氏的書本難理解……加以他的遺著未曾刊行的還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來研究馬克思，也不過僅能就他已刊的著書中，把它反復陳述的主張得個要領，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馬克思主義’的�！盵3]

　　第四，在文本解讀的模式上，深受蘇俄馬克思主義影響

　　俄國十月革命后，隨著人們對十月革命的宣傳和逐漸深入了解，俄國馬克思主義也逐步傳入中國。受十月革命的影響，這一時期，列寧著作的傳播比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傳播得多和快。中國很多刊物也相繼出現了關于列寧、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新聞報道。第一篇闡述列寧理論的文章，是1917年12月28日在《中華新報》上刊登的，作者是楊匏安。之后，列寧的《蘇維埃政府的當前任務》、《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托洛茨基的《社會革命》等著作的英文譯本，也開始在中國流行。最早的列寧傳記是1918年3月發(fā)表于《東方雜志》第三號，由一位日本學者寫的題為《關于列寧——俄國極端主義黨派領導人》的著作和譯文。這篇傳記還附上列寧的一張照片，列寧的形象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報刊上。1919年9月15日，《解放與改造》第二號發(fā)表了另一個日本作者的長篇文章《列寧、托洛茨基及其原則的實現》，那是中國讀者第一次看到關于托洛茨基的一些資料。

　　“五四”運動之后，中國開始用中文翻譯并出版布爾什維克主義著作。列寧的第一篇中文譯著是1919年9月1日發(fā)表在北京《解放與改造》雜志上的文章《俄國政黨與無產階級的任務》，1919年12月15日在北京出版的《新中國》雜志上，也刊載了一篇列寧著作的節(jié)譯，題目是《俄羅斯之政黨》�！傲袑幍闹鳎谝痪哦鹉暌查_始流行了，散見各報刊的計有：《民族自決》、《過渡時代的經濟》、《俄羅斯的新問題》、《舊制更新》、《全俄經濟委員會第三次大會藍寧之演說》等�！盵13](p.461)

　　1919年9月至1922年初之間，中國又先后出版了列寧的十一部著作。在此后的幾年里，對列寧著作的傳播開始具有更大的系統(tǒng)性，特別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從1921年到1925年間，大量節(jié)譯和介紹了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據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22年到1927年，列寧的三十多部著作被譯成了中文。

　　其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除了俄國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現實處境相似，使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易于認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之外；另一方面，還在于俄國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對于當時追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中國人而言，它無疑具有榜樣的感召力和典型示范意義。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發(fā)自肺腑的“走俄國人的路”的口號，無疑從理論上刊布了遵循俄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昭示。正如《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對于列寧逝世一周年紀念的宣言》中所言：“中國的工人們，農人們和一切被壓迫民眾！你們要想脫離你們的重重壓迫與奴隸地位，只有起來努力了解列寧主義，實行列寧主義，因為只有列寧主義才是我們自己的唯一武器，才是消滅帝國主義和一切壓迫階級的唯一武器”。[14]據此，中國學者亦指出，“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傳入中國，就并不是它的原型，而是打下了俄羅斯印記的列寧主義與斯大林模式�！盵15](p.213)還有的學者進一步強調：“五四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不是經典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列寧主義；接受過程是情緒化的，有別于俄國的理想化傳統(tǒng)，而且這種接受幾乎絕對地抵御了任何其他外來／本土的文化資源在中國成為主流的可能性�！盵16](p.1417)

　　受俄國的影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宣傳、介紹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時，則是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強調和實行。關于俄國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影響，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的亞歷山大·潘佐夫認為：“中國人士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認識過程，從一開始就是依照俄國布爾什維克對其所作的一種特殊解釋而進行的。也就是說，從馬克思主義的那許多各式各樣的潮流當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只選擇了一個——即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列寧主義”[16](p.1397)。國內有的學者還進一步指出：“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的消息使五四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投以巨大熱情，在根本就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馬克思主義情形下，就把社會主義運動中所出現的種種現象視為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李維漢等大批新青年……接受的是新經濟政策時期之前的列寧主義，……不是正在淡化階級斗爭意識、轉向經濟建設的列寧主義”[16](pp.1418、1419)。顯然，這樣一種接受視角制約了被接受者的理論視野，使他們更加關注和特別突出、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那些革命意義最強的思想，如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斗爭和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等。

　　對于經俄國人詮釋過的馬克思主義，其在內容上有什么特點和局限，在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去作理性分析和認識。其原因正如亞歷山大·潘佐夫所分析的：“中國的共產主義支持者對盡早在本國進行一場類似于俄國的革命的急切愿望，使他們對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試驗缺乏批判性的認識，因而全盤接受了它。就連那些認真讀過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者著作的人，盡管發(fā)現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唯物觀念之間的差異，但也還是傾向于把俄國共產主義者的革命活動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真理”[16](p.1404)。

　　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唯物觀念之間有無差異，這對于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未必能夠認識清楚。但把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當作是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來接受卻是事實。例如，《新青年》雜志在1921年7月1日發(fā)表的陳獨秀的演說《社會主義批評》中指出：“在俄國才還了馬格斯的本來面目叫做共產主義”，“只有俄國的共產黨在名義上，在實質上，都真是馬格斯主義，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不但忘記了馬格斯的學說，并且明明白白反對馬格斯，表明上卻掛著馬格斯的招牌。”[7]同樣，李達于1921年1月1日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馬克思還原》的文章里，也闡述了同樣的思想：“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已經在俄國完全實現了�！薄岸韲械�，各國最怕的‘勞動專政’，都是數十年前馬克思所倡導、所主張的，用不著大驚小怪�！薄氨煌锊伎死铡⒇愗悹�、柏倫斯泰因、柯次基等弄墮落了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到今日卻能因列寧等的發(fā)揚光大，恢復了馬克思的真面目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實。”[18]同樣的意思，施存統(tǒng)也表達過：“純粹的馬克思主義，據我看來，只有布爾塞維克主義”[19]。

　　總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的翻譯著作，便足以使中國這些知識分子抓住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基本要點，迅速和果斷地接受了它，成為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8](p.967)事實上，五四以后，一批主張革命救國的知識分子從俄國革命看到了中國的曙光，他們熱情謳歌和介紹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也堅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信念；他們主張以俄為師，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認定只有堅持暴力革命、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這些正是俄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其實，以俄國馬克思主義為中介，使中國共產黨在進行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少走了許多彎路，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此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具體來說：一是蘇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上的偏差容易給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帶來影響；⑧ 二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探索初期，中國共產黨內也形成了“以俄為師”的心理定式。⑨ 特別是1924年斯大林利用其政治手段壟斷了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話語解釋權，完成了馬列主義的神學化，最終于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以斯大林教科書為范本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及其解讀模式。而基于幼年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依賴心理和崇上唯書的文化基因，在文本解讀模式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越來越受到蘇俄的文本解讀和思想分析“模式”的影響。對此，有學者認為，蘇聯(lián)在對馬克思的研究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文本解讀和思想分析“模式”�！捌涮攸c表現在：文本研究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往往同社會政治生活直接相關，過分強調其現實作用和意義，夸大其普適性；每當政權制定出新的策略，便從經典文獻中尋找依據，從理論上作出論證；過分突出了經典文本的“論戰(zhàn)”色彩和至尊地位，強調了斗爭性而抹殺了同一性；以“正統(tǒng)者”的姿態(tài)，否認異己觀點和解釋的合理性，長期壟斷著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解釋權；而在具體操作方式和話語系統(tǒng)方面又極為單一化等等�！盵20](p.230)而與此相應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長期對于馬克思主義所賴以產生的西方文化背景缺乏必要的了解；對于中西文化的差異缺乏清醒的認識。由此，對于如何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也就沒有自覺納入思考的視野。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意義所在，也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一環(huán)。

　　注釋：

　　① 關于這三條傳播途徑的特色，國內有學者認為“從日本而來的主要是一般學理方面的，從西歐而來的主要是無產階級歷史使命方面的，從蘇俄而來的主要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與實踐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構架�！薄獏⒁娎钇漶x、王炯華、張耀先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頁。

　�、� 參見田子渝：《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綜述》，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1年第3期。

　�、� 參見楊金海：《〈共產黨宣言〉的12個中譯本》，載《學習時報》2008年7月7號第443期。

　�、� 參見楊榮華：《〈共產黨宣言〉在中國出版六十周年》，載《安徽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2期。

　�、� 參見《共產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166、176頁。

　�、� 參見上�！睹駠請蟆犯笨�，1922年6月6號。

　�、� 當然，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和中國當時面臨的歷史條件及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分不開的。當時的中國迫切需要找到一個科學的理論來指導實踐，救中國于水火之中。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主體對文本選擇始終圍繞著中國的歷史現狀和任務。因此，與其說是主體對文本的選擇，不如說是歷史對文本的自然篩選。

　　⑧ 事實上，早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艾思奇等，他們自己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內容就受到蘇聯(lián)教科書的影響。時至今日，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體系仍然沒有完全脫離蘇聯(lián)教科書體系的窠臼。目前學界紛紛就我國教科書體系進行反思，特別是針對前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進行反思，指出經蘇聯(lián)人詮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最大弊端乃在于對于實踐地位的強調和人的主體性的重視不夠。

　�、� 這種心理定式的形成導致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黨內把經過蘇聯(lián)人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奉為正統(tǒng)，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并為后來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lián)經驗神圣化錯誤的產生提供了土壤，阻礙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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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施存統(tǒng)．馬克思底共產主義[J].新青年，1921,(9).

　　[20]聶錦芳．清理與超越——重讀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礎和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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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過程中的文本問題，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