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了以往宋元地方城市考古研究,指出目前應重視兩方面的新動向:對歷史橫切面的整體考察和對城址個案的歷時性探索。在對歷史橫切面的整體考察中,對于新建城市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入手點與研究面向。對個案城址的歷時性考察中,應重視考古工作及其方案設計,加強對城內建置變遷的研究。城市遺址體量巨大、沿用時間很長,因此城市考古工作需要將長期的工作成果像"拼七巧板"那樣不斷積累繪在一張總圖中,并據此復原出不同時期的城市平面圖,為其他方面和兄弟學科的研究奠定基礎。 

【文章來源】：華夏考古. 2020,(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12 頁

【部分圖文】：

宋代北方地區(qū)新建城址的類型與規(guī)模分析

比對上述考古工作的報告可以發(fā)現，不同報告中對集寧路城址城垣重數和街道布局的報道有很大出入。城垣重數方面，除張馭寰將立有“集寧文宣王廟碑”的院落也算作一重城垣稱作“里城”共三重城垣外，大多報告將前述院落認定為孔廟遺址，共內外兩重城垣，也有的只報告了一重城垣，但各報告的數據出入很大。街道格局方面，從發(fā)表的圖紙上看，也有很大不同。顯然，對于集寧路城址的認識，還存在很大分歧。李逸友認為該城元代改稱為路時將集寧縣加以擴建，今日所見的內城當是金代集寧縣城。元代擴建后在外城南部地區(qū)布置了兩條縱街和三條橫街，將這一片地區(qū)整齊劃分為十二塊街區(qū)[20]。這是較早提出城址金元有別，元代擴建的意見。魏堅、趙立波在詳細梳理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實地調查提出金代集寧縣無內城，元代不晚于皇慶元年（1312年）向西、南方向擴城，舊有金代集寧縣城西墻和南墻遭到廢棄，元代也無內城。他們還根據調查資料和衛(wèi)星影像，復原了元代集寧路城的范圍；并指出以往認為是孔廟的建筑群，應該是該城的衙署區(qū)域[21]。后來趙立波又撰文對上述認識稍作修正，認為元代城垣改建，原集寧縣的西門甕城與西墻南段均廢，西墻北段加以利用與新筑的內城南墻相連，形成方形內城，位于整個城市東北角。城市分別向西和向南拓展，新筑西墻與南墻，形成內、外兩重城垣[22]。

宿白在《隋唐城址類型初探（提綱）》一文中收集、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初所能掌握的隋唐城址考古資料，將隋唐城址分為京城（長安）、都城（洛陽、太原、揚州等）、占地十六坊的大型府州城、占地四坊的一般府州城和占地約為一坊的小型州城與縣城五個類型。（圖一）并在類型劃分的基礎上，總結了六點：1.像長安城那樣的布局，只有京城一例，這應是中央集權強有力的表現之一。2.除長安外，凡建宮的城，宮的位置都位于該城的西北隅，這實際是地方城制，因為有些州縣的衙署即安排在這個位置。如此安排是因為中原地勢一般西北高于東南，地方統(tǒng)治者占據城內高地，利于其控制全城并便于防御。3.隋唐建城有一定的等級制度，這種等級制度反映在一般的地方城上很有規(guī)律，據現有的資料，知有三個等級：十六個坊、四個坊和一個坊的面積。4.州府一級地方城的內部布局，也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在基本呈方形的城的每面正中開城門，內設十字街，把城內分為四大區(qū)，每大區(qū)的坊數，根據州府的大小而不同，如大州每大區(qū)四個坊，中等州每大區(qū)一個坊。5.縣城是最小的城，面積約等于一個坊。6.以上各類型的城內的坊，布局相同：即以十字街分成四區(qū)以后，每區(qū)又設小十字街，被小十字街分割的四小區(qū)內，又設更小一級的十字街，層層十字街的區(qū)劃是隋唐城市布局的特點[7]。值得注意的是，這六點可歸納為三個層面。宏觀層面——城市之間，隋唐時期城市有一套等級制度，京城、都城和地方城的布局和規(guī)模有所區(qū)別。中觀層面——城市布局方面，地方城市存在一定的模式，建有宮的城址將宮設于城內西北是地方城制的一種體現。微觀層面——城市內部單元，存在坊區(qū)的劃分，以層層十字街區(qū)劃。這一研究是截至目前關于隋唐城址最為系統(tǒng)性也最具影響力的研究。顯然，這一研究對于宋遼金元時期城市考古的研究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歷史時期城市考古研究的范式。


本文編號：3075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