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曾說過，國族構建是一項從內向外的過程。也就是說，我們先要追求的是內在的族群本質，而外在影響則相對次要。這也是一種傳統(tǒng)的國族構建與國族歷史書寫途徑。但隨著全球化的浪潮，這種內傾的學術與政治潮流顯然受到嚴重的沖擊，在歷史學界也概莫能免。
 
比如德國史學家奧斯特漢默爾（J. Osterhammel）2014年出版了《變化中的世界：19世紀的全球史》一書，在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病休中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讀完這1000多頁的皇皇巨著后，馬上親自打電話邀請他在自己60歲生日會上演講。對這種急切之情，我們當然可以理解，作為一位來自東德的總理，又在其大力主張引進移民的開放性心態(tài)驅使下，這部歷史著作在某種意義上是對默克爾政策的歷史合理性背書。
 
 
但這種全球主義的歷史觀，在各地保守主義、族群主義甚至民粹主義大力回潮的背景下，逐漸失去前幾年的光芒。在剛剛塵埃落定的美國大選中，“美國人優(yōu)先”成了某種新的政治正確。在我們身邊，我們大概還記得上兩次大選中的“新加坡人優(yōu)先”吧？我們確實沒有必要在左翼哲學的簇擁之下，把一切這種某某當地族群優(yōu)先的口號都貼上民粹的標簽，因為畢竟任何一個族群或國族，都需要外在的張力來維護其內在的一致性與群體認同構建。
 
然而，作為一個國際化、商業(yè)化程度極高的城市國家，走向內斂之路起碼并不是商人基因的最佳選擇。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國民自身，新加坡從來都是在一個全球化背景之下來理解自己的過去。以本地中學的歷史教學為例，我們的孩子是以周邊文明史來開始自己建國史的論述的。
 
他們首先要學的是印度河谷文明與中國的商文化，接著還將學習扶南王國與室利佛逝帝國的興衰，尤其是要求掌握這些文明間的聯(lián)系。此后才開始學習早期新加坡歷史的考古與其他資料。然后，我們的歷史教學又再次擴展到全球史的背景下，講述歐洲，尤其是英國殖民地拓展與新加坡貿易樞紐的確立。此后才是對新加坡立國的歷史書寫。但我們要注意，本地歷史書還是特別關注國際事件，比如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對本地的影響等。
 
這種歷史書寫看起來并無獨特之處，但在同中國歷史教學相比，就知道差異所在了。我過去剛開始學習的是獨立的中國史，而且中國史始終是歷史教學的主體。當然，非常重大的原因在于中華文明本身就是一個自我獨立成型的歷史主體。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二者之間在歷史建構方面的微妙差異。
 
中華文明的歷史與新加坡史具有聯(lián)系，但即使本地主體族群構成為華人，華人歷史卻絕非新加坡史的全部。比如很多人并未留心本地印度族群與印度之間也同樣存在強有力的聯(lián)系。圣雄甘地去世后，其骨灰于1948年3月運抵新加坡，在本地停留一周供大眾瞻仰。具有象征意義的是，除了印度族裔，本地各種族、宗教信徒都前往朝拜致敬。其骨灰最終在先浸泡了恒河水之后，再撒進本地大海之中。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新加坡族群與文化歷史構建的特殊之處。
 
即使是漢文研究與歷史書寫領域，也可以看到這種差異。比如我們一方面可以發(fā)現(xiàn)，在英文世界之中對新加坡的研究專著可謂汗牛充棟，細致到每一個很小的政治、經濟或軍事領域，都會有好幾本重要的研究專著，但相對而言，漢文的研究則遠遠遜色。到目前為止，除了廈門大學1978年曾出過一部幾十頁的《新加坡簡史》，近年比較重要的就是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出版的《新加坡史》（陳鴻瑜著），但此書只有200來頁。
 
相較之下，上海曾在2013年出版了一部600多頁的《新加坡史》，但這是一部英譯中，還是英語學界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是兩者在研究路徑和研究視野方面的隔閡。
 
前陣子，北京大學的王頌教授讓我?guī)兔Σ檎抑袊?0世紀著名的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在本地的行跡。我稍微留心了一下當時的資料檔案，就發(fā)現(xiàn)其中不僅有大量史實可以補充對這位宗教改革家的生平研究，而且可以看到當時華人社區(qū)與大陸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
時至今日，新加坡已然獨立半個世紀，但我們還處在族群自我打造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新加坡史的構建就是重要一環(huán)，而這個處在馬來半島南端，與印度南部文化密不可分，而且有著中國南方沿海文化根基的年輕國家，其歷史從來都是區(qū)域大歷史中的一員。她既獨特，又帶有周邊文化的共性；她既年輕，又植根于數千年東亞、南亞大陸文明的滋養(y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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