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8-12-14 07:19

【摘要】：有組織犯罪是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也是危害我國社會秩序的日趨嚴重的問題。為了有力地懲治有組織犯罪,1997年通過的修訂的刑法,在分則中規(guī)定了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正式開啟了我國有組織犯罪刑事治理的序幕。從我國有組織犯罪治理的歷史進程而言,我國有組織犯罪治理實質上是在狹義有組織犯罪概念——黑社會性質有組織犯罪語境下展開的,因而理論上可以將有組織犯罪治理劃分為三個階段：“前打黑時代”、“打黑時代”和“后打黑時代”。但是,比較域外有組織犯罪刑事治理經驗和檢討我國有組織犯罪治理歷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我國有組織犯罪概念既沒有與聯(lián)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精神相協(xié)調,又未能切實反映我國有組織犯罪本土特征；在不均衡的刑事政策和“不明事理的有組織犯罪立法”①指導下,我國有組織犯罪犯罪刑事治理偏執(zhí)一端,最終不僅導致司法實踐出現(xiàn)“打黑過剩而未盡其余”的尷尬結局,并間接造成非暴力有組織犯罪得以迅猛的發(fā)展的惡果。鑒于此,本文立足于域外借鑒和本土檢討,從刑法學、犯罪學、刑事政策學的角度出發(fā),采用歷史分析法、比較研究法,以問題為中心,提出旨在提高我國有組織犯罪刑事治理效率的基本對策。全文除導言外共分五章,約16多萬字。 第一章,國際有組織犯罪概念及其刑事規(guī)制。在國際社會層面,以意大利、美國、俄羅斯以及聯(lián)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對策》為研究重點。意大利是黑手黨的發(fā)源地,有著豐富而又深刻的有組織犯罪治理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其有組織犯罪二元化刑事治理模式,既強調對傳統(tǒng)黑手黨類型有組織犯罪進行重點打擊外,又不忽視對新型非暴力有組織犯罪的打擊,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國借鑒；美國是有組織犯罪概念的發(fā)源地,由于受黑手黨模式化認識的長期誤導,美國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在有組織犯罪治理方面一直成效甚微。經過學者Smish等學者積極的呼吁以及總統(tǒng)委員會的認真調研下,70年代黑手黨神話破滅,狹義有組織犯罪觀念刑事司法支配地位不復存在,美國開啟了有組織犯罪治理的新時代；俄羅斯有組織犯罪被當今國際社會公認為為“發(fā)達的”,因為當今俄羅斯有組織犯罪從蘇聯(lián)解體后發(fā)展、壯大得十分迅速�！皝y盛治衰”是俄羅斯有組織犯罪治理的基本經驗,為轉型國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俄羅斯刑法加強了對有組織犯罪的刑法規(guī)制的力度,明確了有組織犯罪的加重罪原則并在刑法分則上進行細化；經濟全球化的形成使各國之間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也為跨國有組織犯罪提供了良好的契機,鑒于此,在國際社會的努力下,2000年聯(lián)合國通過了《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公約》吸取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有組織犯罪治理的經驗和教訓,對有組織犯罪概念和基本制度達成的基本共識；《公約》根本目的在于：一是消除各國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方面存在的差距,這些差距曾對各國間的司法協(xié)助活動造成障礙,二是為各加入國的國內立法樹立標準,以便這些國家能夠更為準確、更為有效地打擊有組織犯罪。 第二章,我國港澳臺地區(qū)有組織犯罪概念及刑事規(guī)制。我國港澳臺地區(qū)有組織犯罪治理卓有成效,但是三個地區(qū)由于歷史、文化以及法律制度的差異,有組織犯罪概念極不統(tǒng)一、各有千秋,但是這種差異卻為我們提供多元的分析視角,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鑒價值。香港有組織犯罪包括三合會組織犯罪和普通有組織犯罪,《社團條例》和《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是香港反有組織犯罪兩部重要法律。香港刑法并沒有使用黑社會犯罪的概念,只規(guī)定傳統(tǒng)三合會犯罪和一般有組織犯罪。前者是主要由香港《社團條例》規(guī)定,后者由《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規(guī)定。在有組織犯罪現(xiàn)象這一問題上,由于歷史的原因,香港法律中存在三合會和有組織罪行這兩個意義不完全相同但又緊密相關的法律概念。香港有組織犯罪的法律定義是概括式和列舉式相結合的定義。近年來,隨著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的快速變遷,香港有組織犯罪的犯罪狀況也發(fā)生了深刻變化。由于香港執(zhí)法當局注重對傳統(tǒng)三合會等犯罪組織的打擊,傳統(tǒng)犯罪組織的犯罪比較優(yōu)勢不復存在,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所以,以三合會為背景的犯罪活動逐漸減少,而臨時成立、結構松散的犯罪組織在香港有組織犯罪的組織類型中占據(jù)著越來越大的比重。澳門懲治有組織犯罪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主要由《有組織犯罪法》、《澳門刑法典》、《澳門刑事訴訟法典》及其他單行刑事法律構成。其中《有組織犯罪法》是澳門目前懲治有組織犯罪的核心法律。對于有組織犯罪概念,澳門地區(qū)對有組織犯罪的定義也是概括式和列舉式相結合的定義。根據(jù)澳門《有組織犯罪法》,有組織犯罪概念和黑社會概念等同使用,這一點是澳門有組織犯罪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實質上,澳門黑社會實質是廣義有組織犯罪概念,而非狹義的暴力性有組織犯罪概念。澳門所謂的“黑社會罪行”,對我國大陸來講,其實并不“黑”、甚至說并不嚴重,只是一般比較嚴重的犯罪而以。臺灣地區(qū)刑法對于有組織犯罪的規(guī)定采用了刑法典與單行反有組織犯罪法規(guī)相結合的形式,主要包括了《刑法》、《檢肅流氓條例》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除上述法律外,臺灣地區(qū)的《洗錢反制法》、《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證人保護法》也被認為是臺灣地區(qū)反有組織犯罪的重要法律。在臺灣,有組織犯罪概念使用極為混雜。有組織犯罪法定概念為“組織犯罪”,與之相關的概念還有黑道、黑社會、不良幫派組合。組織犯罪和不良幫派組合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和《檢肅流氓條例》分別規(guī)定的概念,是正式法定概念。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臺灣有組織犯罪是犯罪組織實施的犯罪,所以,犯罪組織是界定概念的前提。 第三章,我國有組織犯罪發(fā)展及其刑事治理的歷史回顧。從我國有組織犯罪發(fā)展歷程來看,建國以來,我國有組織犯罪發(fā)展大致經歷：黑社會犯罪銷聲匿跡時期(50年代-70年代末)、有組織犯罪多元化形成時期(80年代初一90年代末)、黑社會性質組織衰落和非暴力有組織犯罪興起時期(2000年至2012年)三個階段。但從與此對應的刑事治理來看,這一期間,我國有組織犯罪的刑事治理實質上以狹義有組織犯罪概念——黑社會性質有組織犯罪為語境下展開的,因而理論上本文將有組織犯罪刑事治理劃分為與有組織犯罪發(fā)展階段相對應的三個時代,即“前打黑時代”、“打黑時代”和當下的“后打黑時代”。 第四章,我國有組織犯罪刑事治理之檢討。概念是一種觀念的體現(xiàn)。有組織犯罪概念是有組織犯罪治理的邏輯起點,不同的有組織犯罪概念意味著不同的有組織犯罪治理路線。如果概念錯誤,那么有組織犯罪治理的大前提、治理方向、刑事政策、刑事政策等都會發(fā)生錯誤。所以,本文把有組織犯罪概念作為檢討之首；刑事政策是對犯罪采取的各種刑事措施和對策的總和。有組織犯罪刑事治理應在刑事政策的指導下進行,但是,我國有組織犯罪刑事政策指導功能弱化甚至存在誤區(qū),具體表現(xiàn)在：基本刑事政策與具體刑事政策關系誤讀,執(zhí)法刑事政策、非暴力有組織犯罪刑事政策中缺位,刑事政策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異變的規(guī)制存在盲區(qū)；有組織犯罪是一種嚴重的犯罪形式,所以,嚴打是有組織犯罪治理的應有之義。從有組織犯罪治理的角度來看,嚴打在狹義有組織犯罪觀念的引領下,鋒芒一直偏向暴力有組織犯罪犯罪一端,呈現(xiàn)方向性錯誤；立法是有組織犯罪刑事治理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現(xiàn)實中,縱然有先進的治理理念,而沒有與時俱進的立法和法制制度作支撐,那么,有組織犯罪治理雖有效率之名而無法治之實。從立法資源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來看,我國有組織犯罪立法急需解決以下問題：一是立法資源不能滿足有組織犯罪整體評價的需求；二是有組織犯罪立法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三是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精神貫徹不徹底；四是刑罰機制重對行為人制裁輕組織利益剝奪等問題。 第五章,我國有組織犯罪刑事治理之對策。關于我國有組織犯罪治理對策,本文采取問題主義路徑,對癥下藥,緊緊圍繞有組織犯罪治理的司法實踐中檢討出的問題為中心,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提出有針對性的刑事治理之對策。對策的基本思路是實現(xiàn)“一元化”治理向“多元化”治理轉變,對策的主要任務是迅速遏制當下迅猛發(fā)展的非暴力有組織犯罪。對策的基本思路：一是合理界定有組織犯罪概念及其本質；二是準確認識我國有組織犯罪發(fā)展本土特征及其演進規(guī)律；三是合理劃分我國現(xiàn)實有組織犯罪類型；四是嚴密法網、科學立法、構建有組織犯罪罪名二元結構模式；五是依法、科學嚴打；六進一步加強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規(guī)范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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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武漢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3
【分類號】：D917.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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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378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