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簡要介紹并分析了托馬斯·基恩的科學邊界設置理論,并進一步綜述了這一理論與科學權威獲取以及科學傳播之間的關系。托馬斯·基恩的邊界設置理論從建構主義的角度解釋了科學的話語權威來自于科學自我進行的與其他知識類型與社會群體之間的邊界設置行為,且這一行為集中體現(xiàn)在科學傳播過程中�；鞯倪@一理論或為我們思考科學傳播以及科學話語權威的形成提供全新的思路。 

【文章來源】：自然辯證法研究. 2020,36(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7 頁

【部分圖文】：

邊界設置理論與科學傳播關系

在縱觀了基恩的邊界設置理論與科學傳播可能存在的內(nèi)部邏輯關系,以及邊界設置在科學傳播領域內(nèi)的應用后,我們可以大致得出基于邊界設置的科學傳播研究模型,如圖2所示。在這一模型中,科學的意識形態(tài)導向了科學的邊界設置,從而為科學在社會環(huán)境中獲取話語權威以及進一步的社會資源與權力而服務。在分析這一過程中,可以從傳播學的視角入手,以科學與非科學、科學家群體與非科學家群體互動的內(nèi)容表征以及表現(xiàn)風格為分析對象,以傳播文本的修辭風格、符號表達以及修辭語言為分析維度,利用話語分析的方法,對隱藏在邊界設置所產(chǎn)生與所利用的科學傳播文本背后的權力關系與意識形態(tài)進行分析,從而完成對于社會環(huán)境中科學的運作與權威獲取、科學與非科學知識、科學家群體與非科學家群體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分析。由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基恩的邊界設置理論為科學傳播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思考維度。首先,科學傳播在研究與實踐中,其所默認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科學知識本身具有不言自明的權威。即使公眾存在對于科學的不信任現(xiàn)象,在科學傳播的缺失模型看來其原因也只是在于公眾缺乏必要且充分的科學知識。然而基恩的邊界設置理論首先對科學權威的存在于產(chǎn)生提出了疑問。這樣一種疑問敦促我們?nèi)ベ|(zhì)詢科學的權威由何處來?我們是否可以無條件的相信這種權威?對于科學權威的應然性的思考或可為我們針對當下爭議性科學議題中科學權威的消解、科學傳播的不暢提供一種全新的思路;其次,科學傳播研究領域內(nèi)從1985年缺失模型正式被提出后,經(jīng)過對話模型、民主模型、參與模型的多重演變一直認為,有效的科學傳播是拉近科學與公眾、科學與其他知識形式的有效措施。特別是在參與模型的范式下,不同知識類型與不同社會群體共同介入到某一科學議題中,通過協(xié)商與合作共同解決問題的模式被認為是拉近科學與公眾、科學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以及公民知識之間距離的有效措施。但基恩的邊界設置理論卻表明了,即使增加科學與非科學知識、科學家群體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幾率,但在科學的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下,科學依舊存在不斷建構與維護自身權威的行為傾向,而這種行為傾向透過設置邊界來實現(xiàn),勢必會導致科學與非科學知識類型、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無法從根源上實現(xiàn)跨邊界的徹底互動與親密。換而言之,如果參與模型所設想的科學與非科學、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界限消解,科學與非科學知識、科學家與公眾實現(xiàn)徹底且親密的互動關系,那么在基恩的理解下,這種理想勢必要以科學權威的消解為代價。那么如果基恩對于科學權威、科學的意識形態(tài)、科學傳播的理解是確切的,那么是以犧牲科學的權威為代價來實現(xiàn)科學與公眾之間的徹底互動是否是必要的且有效的?還是我們應該犧牲互動來維持科學的權威以保證科學單向普及的效率?這些問題是本文暫時無法確切回答的,需要更進一步的實證性質(zhì)的研究與思考。

1983年,基恩首次提出科學的邊界設置理論。在此之前,許多學者從本質(zhì)主義的角度出發(fā),認為科學與其他知識形態(tài)之間的區(qū)別以及科學在社會上特有的知識權威地位是來自于科學與其他知識類型本質(zhì)上的不同[16],而這種不同歸根于科學知識所特有的生產(chǎn)方式[17]。而基恩則從建構主義的視角出發(fā),認為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不同是來自于科學界與科學家群體的一系列實踐行為。這些行為或創(chuàng)建、提倡、加強不同知識領域之間的界限,通過劃分界限(demarcation)來實現(xiàn)科學與其他知識領域之間的區(qū)分。而科學作為一種特殊知識類型在社會上的權威則恰好來自于這種界限的劃分。[13] 具體而言,基恩在1999年出版的《科學的文化邊界》首先明確提出了對于科學權威的一系列思考:“為什么科學在社會運作中有著特殊的權威?為什么科學能夠被廣泛的信任?為什么我們經(jīng)常向科學家尋求個人的、政策的或組織的決定?為什么我們要提供大量的公共贊助給科學?為什么科學擁有著定義和解釋自然與其他存在(realities)的合法權力?”[15]7上述的問題歸結于一個核心:科學的權威如何得以產(chǎn)生?在《科學的文化邊界》中,基恩進一步闡釋到:科學的話語權威來自于科學與科學家所主動采用的邊界設置行為。這種行為劃分了科學與非科學,科學家群體與非科學群體之間的界限。同時,基恩還指出這種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界限劃分并不是固定一成不變的,而是科學作為行動者在文化環(huán)境中不停協(xié)商的結果。這種協(xié)商則具體表現(xiàn)為科學與非科學、科學家群體與非科學家群體不同層面上的互動。[15]在《科學的文化邊界》一書中,基恩舉出了五組實例(科學與宗教;科學與技術、解剖學與顱像學;天文學與占星術;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來證明科學如何通過設置自身與其他知識類型的邊界,來突出自身的特征優(yōu)勢,最終獲取社會權威的過程。[15]在這五組案例中,基恩認為,科學與其他知識類型之間的邊界劃分是通過科學向科學外群體展露自身知識及知識生產(chǎn)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將其他知識類型斥為非科學以及偽科學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想融入科學的顱像學、占星術以及原本視科學為自身“婢女”的宗教以及與科學分庭抗禮的社會科學均需要面向公眾或面向政府去爭取自身的合法性。這也就形成了不同層面上的科學傳播過程:科學與非科學的爭辯;科學向公眾或政府展露自身的知識特征并在此基礎上爭取自身合法性;非科學知識類型爭取自身合法性;科學通過設置邊界來對非科學進行批判與駁斥等。雖然基恩并沒有使用科學傳播這一術語,而是使用了科學的修辭(rhetorical)這一概念。這兩者均表明了科學與其他知識類型,以及作為知識類型的代表:科學家與其他非科學家群體在傳播層面的多重互動(圖1)。以基恩所論述的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邊界設置為例,科學與宗教之間關于“知識”生產(chǎn)與解釋的權威的爭斗在19世紀中葉以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熱銷而到達高潮。為了擺脫宗教的掌控并進一步提高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類型,科學家群體作為一種社會職業(yè)的地位與權威,科學設置了一系列自身與宗教之間的界限�；鬟M一步指出,不同于科學與技術爭奪話語權威時科學所主要面臨的觀眾為政府與項目資金贊助方,科學與宗教所要爭奪的權威則主要樹立在公眾之中,即科學需要從公眾那里剝奪原本屬于宗教的話語權威,從而進一步加冕于自己身上�；髦赋�,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的,以物理學家廷德爾(Tyndall)為首的一批科學工作者通過一系列公開演講、文章出版、新聞報道以及公開辯論宣稱:(1)科學是實踐層面有用的;而宗教只能在心靈層面產(chǎn)生效果。(2)科學是實證的;從而也是通過實驗與觀察通向自然真理的道路,而宗教只是形而上學的。(3)科學是充滿懷疑論的;而宗教是教條主義的。(4)科學是客觀公正的知識,是擯棄了偏見、情感以及個人私欲的;而宗教則是主觀的情感化的。通過劃分并強化上述的邊界,科學首先在知識論的層面上擺脫了“神學的婢女”的身份,并獲得了作為一種知識形態(tài)獨立存在的身份。并在爭奪公眾信任上不斷強化自身知識層面的特征,強調(diào)自身對于自然與其他類型的實在的解釋力與合理性。從而將宗教斥為非科學與偽科學,并逐漸戰(zhàn)勝了宗教,進而取得了對于自然進行解釋的特有話語權威。[13-15]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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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風險溝通中的專家依賴:以轉(zhuǎn)基因技術報道為例[J]. 戴佳,曾繁旭,郭倩.  新聞與傳播研究. 2015(05)
[3]科學傳播——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J]. 田松.  新聞與傳播研究. 2007(02)
[4]從強綱領到社會學有限主義——愛丁堡學派研究綱領的轉(zhuǎn)變述評[J]. 胡楊.  自然辯證法通訊. 2004(01)
[5]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tài)——馬爾庫塞與哈貝馬斯的一致與分歧[J]. 吳瑞財.  蘭州學刊. 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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