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煤炭消費和碳排放最大的國家,中國煤炭消費的演變趨勢及其驅動機制,一直是科研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比較關注的議題。以2013年中國煤炭消費總量28億tce為關鍵時間節(jié)點,對比分析煤炭消費動力機制的差異性。通過分別構建側重供給側分析的LMDI模型和側重需求側分析的IO-SDA模型,以期揭示中國煤炭消費的演變特征及驅動機制。主要結論如下:（1）基于供給端的因素分解分析,中國的煤炭消費主要由經濟增長效應、能源強度效應、產業(yè)結構效應和能源結構效應共同驅動。2013年以來的GDP增速放緩、產業(yè)結構和能源結構的深度調整,以及能源消費強度的持續(xù)降低是煤炭消費總量下降的關鍵所在。（2）基于需求側的結構分解分析,中國的煤炭消費主要由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出口和城鎮(zhèn)居民消費所影響。出口緊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煤炭消費增長的兩大需求端驅動因素,但是,由出口誘發(fā)的煤炭消費量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達到階段性峰值。城鎮(zhèn)居民消費在2017年超越出口,成為當前煤炭消費增長的第二大需求端驅動因素。（3）基于最終需求視角,分行業(yè)煤炭消費呈現(xiàn)出由"出口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再到城鎮(zhèn)居民消費"拉動的變化特征,同時,行業(yè)發(fā)展的... 

【文章來源】：自然資源學報. 2020,35(11)北大核心CSSCI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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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文】：

中國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與煤炭消費的演進趨勢圖

基于以上定性分析，經濟的緩慢增長和能源結構的優(yōu)化都是中國煤炭消費總量降低的潛在關鍵影響因素。借助基于IPAT構建的LMDI模型，依據式（1），對1978—2018年中國逐年煤炭消費的變化進行“人口—經濟—技術—結構”的多層次因素分解分析，結果如圖3所示�？傮w上，1978年以來，中國煤炭消費的增長主要是由經濟增長效應和人口規(guī)模效應共同驅動，其中經濟增長效應的作用程度最強。特別是2000—2007年，經濟增長效應逐年增強，煤炭消費增量由2000—2001年的5101.62萬tce快速拉升到2006—2007年的18393.34萬tce。能源消費強度一直是遏制中國煤炭消費快速增長的最主要貢獻因素，除2002—2005年間，中國能源消費強度呈現(xiàn)波動增長。能源消費結構在2007年之后，才發(fā)揮顯著的節(jié)能減排效應。為進一步揭示2000年以來中國煤炭消費總量變化的復雜趨勢，在式（1）的基礎上進一步納入產業(yè)結構效應，根據式（2），對2002—2018年間煤炭消費總量變化的驅動機制進行分階段的對比分析，結果如圖4和表2所示。

由圖2分析，自1978年以來，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仍未發(fā)生太大變化。煤炭消費占據中國能源消費的主體地位，其次是石油、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形成能源消費的有效補充。按照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劃分，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演變趨勢可以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1978—2012年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大多在70%以上；2012—2018年煤炭消費比例自2012年的68.5%之后連續(xù)下降；2018年煤炭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比例首次低于60%，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氣消費總量明顯提升[5]。2012年中國風電累積裝機容量為61597 MW，超過美國的累積裝機容量60208 MW，成為全球累積風電裝機容量最大的國家。2018年，中國風電累積裝機容量為184696 MW，占全球累積裝機容量的32.7%；美國為94295 MW，占全球的16.7%；德國為59420 MW，占全球的10.5%[3]。2015年中國光伏電累積裝機容量達到43552 MW，超過德國的累積裝機容量39245 MW，成為全球累積光伏電裝機容量最大的國家。2018年中國光伏電累積裝機容量為175032 MW，占全球累積裝機容量的35.9%；美國為51450 MW，占全球的10.5%；日本為55500 MW，占全球的11.4%；德國為45932 MW，占全球的9.4%。中國清潔能源迅猛發(fā)展，自2013年以來，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由10.2%增長到2018年的14.3%。那么，以可再生能源主導的能源結構調整是否是煤炭消費總量降低的關鍵驅動因素？2.2 基于LMDI模型的煤炭消費總量變化的因素分解分析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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