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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形勢與財政政策分析

作者：    發(fā)布時間：2013/12/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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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前我國的經濟形勢
　　1.GDP增速持續(xù)回落
　　從2011年開始，我國GDP增速一直處于回落當中，今年第一季度，實現(xiàn)國內生產總值11885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7%，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和去年全年分別回落0.2和0.1個百分點，但高于今年7.5%的預期目標。
　　2.三大產業(yè)增速明顯放緩
　　不管是第一產業(yè)、第二產業(yè)還是第三產業(yè)的增速，都明顯放緩，從2011年年末開始，就呈現(xiàn)出這樣一個趨勢。
　　3.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緩慢
　　固定資產投資(所謂中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為投資拉動的模式)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指標，從2011年年末開始，在過去一年當中，其增速也呈現(xiàn)回落狀態(tài)。盡管中央政府已經允許地方政府和鐵道部加大基礎設施支出，但2012年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仍有所下降。
　　4.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速改善幅度較小
　　據中國市場學會統(tǒng)計，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速盡管有所提高，但幅度較小。從整個消費形勢來看，盡管有小幅度回升，但從整體上說，還沒有真正好起來。餐飲、煙酒消費，在中央八項規(guī)定的影響之下，其下滑速度是非常快的。
　　5.外貿出口回升勢頭不強勁
　　對外貿易繼續(xù)延續(xù)了上年底企穩(wěn)回升態(tài)勢，出現(xiàn)了少許的回升勢頭，這主要得益于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經濟的溫和復蘇，但是回升幅度和規(guī)模都很小。
　　6.財政收入增速下滑
　　財政收入是目前特別搶眼的一個經濟因素。財政收入的增速，不僅與往年相比持續(xù)回落，而且已經低于GDP的增幅，甚至低于今年預算的增幅，就目前的運行情況來看，今年的財政收入形勢將很不樂觀。
　　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和世界銀行下調我國經濟預期
　　在這樣一種出現(xiàn)劇烈變化的經濟走勢面前，特別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的宏觀經濟指標發(fā)布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已經先后陸續(xù)下調了對于今年中國經濟的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在2013年5月29日把中國2013年的增速調整為7.75%，而在此之前，其曾經預言過中國今年的GDP增速是8%；世界銀行則于2013年4月15日將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下調到8.3%(原來預期是8.4%)；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于2013年5月29日將中國GDP增速大幅下調至7.8%，而此前在三月份的預期是8.5%。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稱，內需疲軟和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為調降中國經濟增速的主要原因，預計隨著信貸規(guī)模擴張和政府刺激政策的出臺，2014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到8.4%。
　　二、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
　　面對這樣一種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們該作何種判斷呢？這一段時間，不管是經濟學界，還是政府的主管部門，特別是一些智囊機構，都在對當前的經濟形勢作出自己的分析。我們有如下幾點初步判斷。
　　1.中國經濟在震蕩中前行
　　中國經濟形勢在未來一段時間之內，將繼續(xù)在震蕩中前行。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是出于對眼前這場世界金融危機特殊性的觀察。我們還清楚地記得，2008年，當中國經濟被卷入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決策層曾經用“百年不遇”、“前所未有”來概括這場金融危機的特殊性，但那個時候對其特殊性的定義，無非是根據它影響的規(guī)模和影響的范圍作出的。在這場危機持續(xù)了5年之后，我們再來看其特殊性，恐怕結論就不能僅僅限于它的影響規(guī)模和影響范圍了。在以往，我們更多地是把國際金融危機視作周期性的問題，多國采取的大多是應對經濟危機的調控手段，但是現(xiàn)在看來眼前的這場危機，不僅僅是周期性的危機，而且還有結構性的因素，或者換言之，是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兩者交織在一起的危機，這就和以往的經濟危機運行軌跡有所不同。在二次大戰(zhàn)之后西方國家出現(xiàn)的經濟危機，我們總說它的突出變化是周期縮短，原來7-8年一次，后來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當這次危機從2008年持續(xù)到今年，5年時間過去之后，我們發(fā)現(xiàn)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打破了我們原來對金融危機的這樣一種認識，而且往前看，何時走出危機，目前還難下斷言，所以它肯定有不同于周期性危機的因素在發(fā)揮作用，這種因素現(xiàn)在看來可以歸結為結構性因素。正因為這樣，現(xiàn)在整個世界都在悄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美國如此，歐洲如此，日本也如此。中國的經濟結構本來就存在問題，在經過了一系列反危機操作之后，今天的中國經濟結構應該說與2008年之前相比并無改善。久存于我國經濟體制中的結構性矛盾，非但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加突出。但是，不管中國還是整個世界，一旦涉及結構調整，都不像周期性的反危機操作那樣，一定要持續(xù)較長的時間，這種較長時間的經濟結構調整，必將會帶來一系列調整，一方面要進行結構調整，另一方面要經歷進行結構調整所帶來的震蕩。往前看，中國經濟可能將是一個持續(xù)震蕩的過程。
　　2.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
　　對于危機以來的經濟運行圖，實際上在四五年前，大家都有過種種預期。有人說它將呈V字型，也有人說它將呈現(xiàn)W型，甚至有人說它將呈現(xiàn)L型，但不管哪一種預測，我們都是基于周期性危機作出的。所謂的V字型，無非是說它從11%一路下滑到6%之后，還會反彈到11%，這是一個V字型；W型無非是說它從11%下降到6%，再回到11%，再降到6%，再上升到原來的起點。但是現(xiàn)在看來，中國經濟恐怕不是這樣，原因是它不僅僅是周期性危機，更多的是由結構性因素所導致的危機，經濟增速放緩，更多的是結構性因素導致的。正如人的成長有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這樣一個過程一樣，經濟的增長也是有階段性的。就目前整體情況看，中國經濟大致處于工業(yè)化中后期，在這一階段，會出現(xiàn)一些與其他階段所不同的情況。比如從勞動力轉移的趨勢來看，以往更多的是勞動力從農業(yè)向工業(yè)或者制造業(yè)轉移，但那個時候的轉移主要是因為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狀態(tài)，比如10年、20年前，從農村轉移出的勞動力是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的狀態(tài)，，所以這種轉換并不伴隨著公司成本的上升，而且在那個時候，從農業(yè)轉到非農業(yè)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在單位時間內，一個人在工業(yè)化階段與在農業(yè)化階段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是不同的，因此在當時那個發(fā)展階段，GDP的增速就會很快。但是到了工業(yè)化中后期就不是這個樣子了。雖然現(xiàn)在也可以招來從農業(yè)向非農業(yè)轉移的勞動力，但招來的勞動力不再是閑置或半閑置的狀態(tài)，可能處于就業(yè)狀態(tài)，因而這種轉移必將伴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或者說工資成本的上升。而且到了工業(yè)化中后期，整個經濟發(fā)展更多地向服務業(yè)轉移，那么發(fā)展服務業(yè)就必然引起勞動力由農業(yè)和制造業(yè)向服務業(yè)轉移。在這種轉移過程中，大家都知道，起碼在當前中國，服務業(yè)的勞動生產率是低于制造業(yè)勞動生產率的，所以這個轉移過程中并不必然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因而整個經濟的發(fā)展速度自然會出現(xiàn)下降，這一點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11年為上海市政府所作課題的結論是完全相符的，也就是說，上海市政府的研究課題可以佐證這種判斷。因而，如果把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理解為結構性的放緩，那么就意味著我們當前的經濟結構或者經濟要素結構，也就是目前其所支撐的經濟增長速度肯定要比過去低，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分析結論。如果這種結論大致上是可以讓人接受的，那么今后或者從現(xiàn)在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的軌跡可能既不是V字型也不是W型，更不是L型，而可能是一種V字型的變異。比如說，它在10%～11%高速增長的軌道上下跌到6%，然后反彈，但是剛反彈到7%～8%的水平上，它就不再繼續(xù)上升，而是沿著一條水平的道路走下去，這可能就是我們從此要進入的所謂中速增長階段。
　　3.中國經濟要轉到以提高經濟增長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
　　在經濟增長不再呈現(xiàn)粗放型的擴張軌跡而進入一個相對中速增長的軌道之后，我們該追求什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轉到以提高經濟增長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而且具體解釋為，我們所需要的增長是尊重經濟規(guī)律，有質量、有效益和可持續(xù)的增長，這實際上是對中國經濟發(fā)展思路作了一個非常大的調整。以前往往是先定GDP增長的速度，然后再圍繞著GDP增長速度確定其他相關經濟指標。但是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及201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經濟形勢的講話精神來看，目前的穩(wěn)增長或叫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主要目的是為了保就業(yè)，也就是說現(xiàn)在的發(fā)展速度更多地圍繞保就業(yè)這個目標來做文章。李克強總理在幾次講話中說，在以往的勞動就業(yè)和經濟增長關系條件下，要保8%～10%的經濟增長才能完成保就業(yè)的目標。當時的測算是GDP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增加100萬人就業(yè)，那是在以往就業(yè)和經濟增長關系中得出的。那么現(xiàn)在進入工業(yè)化中后期，整個中國的勞動力就業(yè)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格局發(fā)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充分表現(xiàn)在服務業(yè)比重上升和中小企業(yè)迅速發(fā)展，現(xiàn)在服務業(yè)和中小企業(yè)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比以往有所下降，但是對于就業(yè)的貢獻度卻上升了。因而，目前要有7%的增長就不會有太大的就業(yè)壓力，即7%～8%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對于中國目前實現(xiàn)發(fā)展目標基本夠用。進一步來看，目前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并沒有根本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xù)追求高速度，所帶來的可能不是持續(xù)的健康的發(fā)展，所以以7%～8%這樣一個經濟增速作為今后的發(fā)展目標，是比較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發(fā)展實際的。
　　4.國家財政收入增速放緩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又進一步帶來了財政收入增速的放緩，當前對此似乎有種談虎色變的感覺。其實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表面的、外在的東西，如果深入分析財政收支的具體環(huán)節(jié)，還能看到更多。比如說，目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不僅僅是相對于以往的增速放緩，而且低于GDP的增速，甚至低于當年8%的預算收入，看到的問題就會嚴峻一點，但是我們說目前的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可能是一種生活當中的常態(tài)，也就是說，以前是特殊經濟時期，今后我們將進入正常的財政收支狀態(tài)。當前的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原因主要有四點：
　　(1)經濟決定財政，當整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而且進入深度轉型期后，財政收入的增速自然要下滑，自然要振蕩。這是無論在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當中都能找到根據的一種推斷，符合邏輯。
　　(2)當我們說增速放緩的時候，不管經濟增速還是財政收入增速(特別是財政收入增速)，實際上是有參照系的，就是拿什么尺子去測度而得出收入放緩這樣一種判斷。我們目前用的尺子，是往前推18年的，是用1994-2012年的這把尺子來測度2013年財政收入增速的，因此才會給出一個所謂放緩的結論。如果換一把尺子，比如從1994年前推到1984-1985年，把那把尺子拿過來測定今年的經濟增速，可能得到的結論就不是經濟下滑了，而是上升了。在1994年之前，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個財政收入增速下滑時期，以至于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一年下調一個百分點。1978年的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那時不叫GDP)的比重是31.06%，到1994年底財稅改革之前的1993年下調到了12.58%，將1994年作為一個節(jié)點，為這前后10年的財政收入增速畫一個完整的軌跡圖，會發(fā)現(xiàn)它是一個V字型的。從這個角度講，1994年出現(xiàn)的財政收入持續(xù)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帶有1994年前持續(xù)十幾年增速下滑的補償性，沒有前些年增速的持續(xù)下滑，就不會有后十幾年的增速持續(xù)上升。當我們把它歸結為補償性質的時候，目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可以理解為當補償達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種正常的回歸現(xiàn)象，更何況今年1～5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增速為6.6%，不管是縱向看，還是橫向與其他國家相比，6.6%其實并不是一個較低的水平。
　　(3)過去十幾年財政收入持續(xù)高速增長是1994年財稅改革的成果之一，帶有改革紅利的性質。既然是改革紅利，紅利的釋放也有其運行規(guī)律，經濟學有一個最根本的規(guī)律，就是收益遞減規(guī)律。根據收益遞減規(guī)律，它向右下方傾斜，所以這種改革紅利在釋放一定時間之后，現(xiàn)在進入遞減階段也符合規(guī)律。
　　(4)2012年財政收入是11.8萬億元，其中有十多萬億元的收入來自于稅收，我國稅收收入的基本情況和其他國家有些差異，財政收入中的增值稅占了40%，營業(yè)稅占了16%，消費稅大約占9%，三者相加占65%，如果在此基礎上加上關稅，加上其他零星的流轉稅收，整個流轉稅占全部稅收的70%，那么它的影響就不一樣了。流轉稅是間接稅，間接稅的納稅人和付稅人不是一回事，那么納稅人交稅之后，要把它加到各種商品的價格當中轉嫁出去，所以流轉稅與商品及服務的價格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它作為價格的構成部分而發(fā)揮作用，70%以上的稅收要通過各種途徑融入價格，進入經濟運行過程當中，流轉稅收對價格的沖擊力就會很大。任何國家的流轉稅收都會融入價格，但是其他國家融入的比例、份額不像中國這么大。所以從整體上講，中國的稅收和價格捆綁在一起，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當經濟高速增長時，價格跟著漲，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往往比較高，那么稅收的增速是快速緊密性增速；當經濟增速放緩，價格水平也跟著降低的時候，那么稅收的降速會快于GDP的降速，這也是為什么經濟增長10%，財政收入增長20%，而現(xiàn)在經濟增長7.7%，財政收入增速降到6.6%，道理就在這里。
　　三、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配置
　　在這樣一種經濟形勢面前，再來看一下宏觀經濟政策的配置。宏觀經濟政策的配置實際上是宏觀調控資源。
　　1.積極穩(wěn)健配置：操作有所不同
　　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的調，稱之為積極穩(wěn)健配置，實際上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的搭配，但是如果盯住積極穩(wěn)健配置的字面意義，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因為這樣一種政策搭配格局從2011年就開始了，已經連續(xù)實施了三年，那么字面上相同是否意味著實質內容也相同呢？如果實質內容也相同，就沒有必要再單獨分析2013年經濟工作格局，把2011年、2012年的政策拷貝過來就可以了，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因為在中國人的宏觀經濟政策概念表述當中，它從來就是一個帶有高度文學色彩的字眼，名義上如此，實際上并不一定是這樣。對比2011年和2013年的配置，至少在三點上有所不同。
　　(1)在邊際效益遞減規(guī)律的作用下，擴張操作的藥效已經有所下降。就像人類服用抗生素，第一次藥片下去之后藥效很大，但是持續(xù)一段時間之后藥效會降低一樣。即便面對當前的經濟增速放緩，而動用2008-2010年那樣高達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所帶來的功效肯定不如那三年。
　　(2)在擴張性經濟政策的綜合作用下，粗放型擴張對于經濟結構調整的副作用已有所顯現(xiàn)，這也好比服用抗生素，不僅僅是藥效下降的問題，而且還有副作用，吃多了肯定不行。而2008年以來我們超越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這種操作，實際上已經對經濟結構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我本人擔任首鋼股份公司的獨立董事，每當開董事會時就會看到現(xiàn)在鋼鐵業(yè)面臨的巨大難題，在過去5年當中，上了很多的新項目，以至于導致鋼鐵價格一路下滑，今年比前兩年沒有改善反而進一步惡化。
　　(3)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真正的復蘇，不管是當前中國還是整個世界，都不可能建立在現(xiàn)有的經濟結構基礎之上。
　　2.發(fā)揮雙重作用：逆周期調節(jié)和推動經濟結構調整
　　經濟結構不變，單純動用反周期的經濟政策來應對危機，是走不出危機的，只有在反周期的同時堅持經濟結構調整才行。也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認識，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定位已悄然發(fā)生變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中可以看到：發(fā)揮積極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節(jié)和推動結構調整的作用。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因為以往或者在課本上學到的基本原理，宏觀經濟政策更多的是作為反周期調節(jié)來發(fā)揮作用的，且更多的是對總量的調節(jié)，而很少涉及結構問題。危機來了搞擴張，通脹來了搞緊縮，這是耳熟能詳的宏觀經濟政策操作基本原理。但此次它不僅僅是調節(jié)，同時還賦予它推動經濟結構調整這樣一個角色，要在兩條線索上去改，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3.實現(xiàn)多重目標：穩(wěn)增長、控物價、調結構、防風險
　　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也有很大的變化。2008年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全力保增長，保增長是壓倒性的�，F(xiàn)在回過頭來看，就是把宏觀經濟資源都用到這一目標上來打殲滅戰(zhàn)。而后來，隨著形勢的變化，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就逐步地添加了，先是添加了控物價，后來又添加了調節(jié)個稅。到今年，鑒于過去5年當中增發(fā)的各種地方債務、融資債務陸續(xù)進入償還期(2013年大約有3.5億元債務進入償還期)，所以地方的債務風險問題凸顯，以至于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堅決守住不發(fā)生系統(tǒng)性、區(qū)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宏觀經濟目標成了一個防風險的目標。大家可能也已經注意到，李克強總理每次講話都會說，要穩(wěn)增長，要調結構，要防風險，幾個目標要同時兼顧。如果在過去只是追求穩(wěn)增長一個目標，只是打殲滅戰(zhàn)，但是當同時追求5個、一系列多個目標的時候，可以把它形容為打陣地戰(zhàn)，就是那么多資源，就是那么多兵力，要同時把它配置到各個陣地上去，每個山頭都要守，難免會出現(xiàn)顧此失彼的情形，難免會在追求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上左右徘徊。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以至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步調也發(fā)生了變化。
　　四、多重目標下的積極財政政策
　　1.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操作的“主攻手”
　　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操作跟往年有所不同。比如說，今年以來貨幣政策的操作走出了一個特殊的軌跡，如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速比去年還高，但是它對整個貨幣政策擴張這種格局所產生的影響力卻比以往下降了。如利率方面的調整至今沒有被選擇，這更多的是顧慮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壓力和系統(tǒng)性、區(qū)域性金融風險的壓力，不能放開手腳，像過去那樣去應對經濟增速的放緩，因而一個控物價，一個防風險，在很大程度上牽制了貨幣政策在穩(wěn)增長方面的作用體現(xiàn)，這是與以往不同的地方。在這樣的條件下，積極的財政政策在穩(wěn)增長方面異軍突起，如果說過去的五年它確實擔任過主角的話，那么在2013年它要擔任更重要的角色。
　　2.補赤、減稅、擴支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三個支點
　　積極的財政政策所能做的事情歸結起來有三項：增加赤字、減少稅收、擴大支出，稱之為減稅護國制。
　　(1)增加赤字。首先需要理清赤字和積極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很多人把赤字當作積極財政政策的標志，這是不對的。如果今年的財政赤字和去年一樣多，最多說明今年的財政政策是中性的；今年的財政赤字比去年少，則說明財政政策是緊縮的；今年的財政赤字比去年多，則是擴張的，擴張與否取決于赤字的增減，這是一個基本原理。2013年繼續(xù)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財政赤字要多于2012年才行，那么2012年財政赤字是多少呢？目前對外公布的數字是8000億元，實際上可能還不止，還要加上動用中央預算調節(jié)基金來彌補的那2700億元，加起來的總和是10700億元。財政赤字是一個特定的財政年度收入與支出之間流量的一種差額，比方說今年財政赤字一萬元，既可以找別人借一萬元錢來彌補，也可以8000元錢找別人借，另外2000元錢用以往年度的存款。不管是用存款彌補赤字，還是動用借款去彌補赤字，都是當年的收入。把2012年財政赤字認定為10700億元，今年有哪些變化？第一，今年的財政收入增速肯定比去年還低。第二，政府換屆效益所導致的投資膨脹，以及在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壓力，今年的財政支出增速肯定高于去年。第三，相對于以往，今年中央政府的調節(jié)存量已經不多，不足千億元。第四，去年實際上財政收入增速已經下滑，當年中央財政稅收已經減少，今年財政赤字肯定會有所擴張，但是這種擴張彌補赤字的來源更多地要依賴舉債而不是中央預算調節(jié)基金。今年財政赤字到目前加起來為13000億元，其中包括12000億元的借款，也就是去年發(fā)行的國債，也包括從中央預算調節(jié)基金中拿來的那1000億元。今年迄今為止的財政赤字比2012年的財政赤字不是媒體上宣傳的多了4000億元，而是只多了2300億元，千萬不要把今年的財政擴張效應和4000億元的財政赤字掛起鉤來，只能和2300億元財政赤字對應起來，才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判斷。
　　(2)減少稅收。赤字不直接等于擴支，在有些人眼中，有多少赤字就希望擴大多少支出，這是不對的。就像家庭過日子一樣，一筆赤字既可能是增加支出的結果，又可能是減少收入的結果，少掙多花同樣會帶來赤字。所以，一筆特定的財政赤字，要同時用于支撐減稅和擴支兩個方面，并在兩者之間尋求某種平衡，這是擴張財政赤字的一個基本道理。當然，減稅和擴支相比，它帶來的擴張效益要小，但問題在于減稅和擴支對于市場投資與經濟運行的作用是有差異的。在當前情況下，既然要把逆周期和調結構同時并舉，既然要同時追求四個方面的目標，就不能再使用像過去那樣簡單操作擴支的辦法，而是應當把更多的赤字資源投給減稅，因為減稅主要可以通過民間可支配收入增加來實施擴張，而不是靠政府作為投資主體實施擴張，民間可支配收入增加，意味著有可能把更多的投資交給市場，而不是交給政府，從而有可能避免政府粗放型投資，帶來推動結構調整的效應，這樣一種操作更符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所以我們建議把13000億元的財政赤字資源至少拿出一半以上用于支撐結構性減稅，不主張把更多的錢用于政府直接投資。
　　①我國的稅收結構。怎么去減稅？在哪些方面減稅？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兩句話：一是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二是重點加快推進營業(yè)稅改征增值稅的試點工作，完善試點辦法，適時擴大試點地區(qū)和行業(yè)范圍。這兩句話非常精辟，第一句話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的稅都切一刀，是結構性減稅，要選擇那些需要減的地方去減；第二句話告訴我們在哪里能夠做這件事，怎么結合稅制改革來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表1是2012年稅收結構表，表中把增值稅和營業(yè)稅合并為一個稅，就是一般流轉稅，因為考慮到“營改增”，它們的屬性基本一致。從表1中可以看到，一般流轉稅最大超過了55%，再加上特殊流轉稅、其他流轉稅，就超過了70%，還有企業(yè)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其他類(包括13個小稅種)。那么從這個格局上要求減稅，一般要減塊大的，不減塊小的，就像要讓身體更為勻稱，就要減贅肉，減那些多余的脂肪。所以，企業(yè)所得稅不能減，個人所得稅更不能再減，這是一個基本判斷。
　　②我國稅收收入的來源結構。如表2所示，我國稅收的來源結構盡管可以分為7項，但其中有6項具有同一性質，即都來源于企業(yè)，“其他類”中6%是個人所得稅，剩余的也來源于企業(yè)。企業(yè)把錢交給了政府，這是另外一個不均衡，前面是稅收收入的不均衡，現(xiàn)在是納稅人之間的不均衡。從中可以看出，減稅應該減企業(yè)的稅，而不是減個人的稅。
　�、叟c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的稅收收入結構比較。從表3可以看出，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的稅收收入結構是比較勻稱的，起碼比我們勻稱許多。如流轉稅，它的一般流轉稅、特殊流轉稅、其他類流轉稅三稅相加，40%多一點兒，企業(yè)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加上其他(主要是財產稅)50%多一點兒，直接稅和間接稅是大致均衡的。企業(yè)繳納的稅收，主要是流轉稅和所得稅，個人繳納的稅收主要是個人所得稅再加上財產稅，這兩者之間也是大致均衡的。所謂的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就是要找到在哪些地方去減，哪些地方該減。
　�、芪覈幕径愋允恰叭齻�比例”。目前我國這種稅收格局該如何減稅，有三個比例：第一個比例是70%，即70%以上的稅收都是流轉稅，需要通過價格渠道轉嫁；第二個比例是90%，即90%以上的稅收來源于企業(yè)；第三個比例是6%，即只有6%的稅收直接來源于居民個人。這三個稅收比例大致可以把中國稅收的整體格局(無論是收入格局還是來源格局)看清楚。
　　⑤減稅重點是“營改增”。從以上可以看出，該減的稅第一是間接稅，第二是企業(yè)稅，那么怎么減，把企業(yè)稅和流轉稅合在一起，我們找到了一個或者說可以確定一個能夠行之有效的減稅重點，那就是“營改增”。這也就是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第二句話：最終選擇“營改增”作為減稅目標，這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去年兩會結束之后，財政部向社會公布了2012年的減稅清單，拿出五項減稅措施。這五項減稅措施有一個共同特征：基本減的都是小微企業(yè)的稅。中國財政收入的80%以上來自于大中型企業(yè)，小型企業(yè)和微型企業(yè)所繳納的稅收只占百分之幾，換言之，即便把小微企業(yè)的稅收全部免掉，對于整個中國稅收的沖擊力也是非常小的。但是后來發(fā)生了變化，去年5月之后，宏觀經濟形勢出現(xiàn)新的震蕩，中央政治局充分討論之后宣布，要擴大“營改增”的試點范圍。這需要一個準備過程，測算、搞調研、拿方案，北京市走得最快，2012年9月1日“營改增”，隨后江蘇和福建陸續(xù)開始。“營改增”減稅途徑大概有三條：第一條途徑是減少重復征稅。營業(yè)稅就屬于重復征稅，增值稅沒有重復，所以“營改增”以減少重復征稅。第二條途徑是讓服務業(yè)適度，制造業(yè)得到優(yōu)惠。2009年增值稅的轉型改革，就是為制造業(yè)增加實惠，買設備可以抵扣，把營業(yè)稅并到增值稅當中，繳納營業(yè)稅的企業(yè)也跟著享受這種優(yōu)惠了。第三條途徑是拉平或者降低增值稅的平均水平。原來增值稅是兩檔即17%和13%，在“營改增”當中又增加了兩檔，一檔是11%，一檔是6%，增加這兩檔較低的新稅率之后，增值稅的整個平均水平被拉低了，所以它是減稅措施，而且還是一個根據去年的經驗，預期效果要遠遠高于實際效果的減稅措施。如上海，去年1月份上海啟動“營改增”試點工作，宣布當年可以減稅120億元，到年底減了250億元，因為實際上減去的不僅僅是“營改增”的企業(yè)，而且也包括原來就繳納增值稅的企業(yè)，因為它的交易伙伴獲得了增值稅發(fā)票，這個發(fā)票可以用來抵扣它原來增值稅的稅金，所以這是一個力度非常大的減稅措施。再往前看，還有進一步的“營改增”之后的減稅措施在做準備，那就是增值稅的標準繼續(xù)下調。根據我們測算，就2012年稅收計算，增值稅率每下調一個百分點將減稅2000億元。以此為例，在增值稅基礎之上繳納的幾項雜稅，比如說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費附加等，那么連帶還有240億元，如果把增值稅降低兩個百分點，也就是把增值稅從17%降到15%，可能帶來5000億元的減稅效果。
　　(3)擴大支出作為一種傳統(tǒng)手段，在以往應對危機的過程中曾立過汗馬功勞，但是相對于過去幾年，今年有所變化。第一個是經濟形勢發(fā)生變化了；第二個是政策布局已作出重大調整；第三個是兼顧逆周期調節(jié)和推進結構調整的需要日趨凸顯。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今年以來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中涉及支出方面的都是比較節(jié)制的，如涉及政府一般性支出時，要求各級政府要厲行節(jié)約，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錢用在刀刃上。涉及政府的投資支出時是這樣表述的：在增加并引導民間投資的同時，著眼于打基礎、立長遠、惠民生，又不會造成基礎設施領域的重復建設。這句話要好好理解，有三條非常明確：第一條是中央預算內的投資、財政投資只能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不能用于非基礎設施建設，這是一個限定；第二條是限定什么樣的基礎設施可以做，它用了一個限定詞，叫打基礎、立長遠、惠民生，又不會造成重復建設的才可以做；第三條，即便要做還有個前提，即在增加并引導民間投資的同時再去做。所以整體上是一種非常有節(jié)制的擴支操作。根據這樣的判斷，今年財政赤字的資源投向擴支的比例將會相對縮小，至多能達到財政赤字的一半，或者說還要少一點。2013年政府擴大支出的重點包括7個方面，就一般性支出而言，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業(yè)、水利、城市管網，社會事業(yè)，節(jié)能減排和生態(tài)工程。
　　3.“營改增”并非僅僅是稅制改革舉措
　　作為實施結構性減稅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們對“營改增”的認識，應該視野寬廣一些，高度再相應提升一些，它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改革舉措，而是一個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有可能會引發(fā)財稅改革爭議的改革措施。
　　(1)地方主體稅種和稅收體系建設——地方主體稅種和地方稅體系重建。目前“營改增”的試點是在全國9個城市進行，從今年8月1日起就要推廣到全國，而且在推廣過程中還會增加一些，目前是1+6，那么目前的部屬鐵路和電信應該加入其中，可能是3+6，那樣“營改增”的影響力就會更大，到2015年全國所有行業(yè)所有地區(qū)都要實行“營改增”，營業(yè)稅作為一個獨立的稅種，可能將從此被取消。這樣一個稅種的變化，甚至是某一個稅種當中的某一個甚至某幾個構成要素的變化，如果僅僅從稅制改革的角度去理解那真的就太狹窄了。從以下幾個例子中可以體會到它的影響力。第一個例子，當營業(yè)稅被并入增值稅之后，地方的營業(yè)稅就沒有了，沒有了營業(yè)稅支撐，地方稅就構不成一個體系，進而也就構不成一個作為一級政府財政的收支體系，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級政府財政具有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條是有相應獨立完整的收支管理權；第二條是有相對獨立的收支平衡權，這是財政最基本的標志。與一級政府財政對應的是“打醬油財政”，就是拿一元錢去打醬油，醬油是8毛錢，余出的2毛錢要交回去，這就叫你干什么事給你什么錢。“營改增”之后，地方沒有這個稅種了，然后中央財政按照地方收支的需要再給它撥下去，支撐財源，表面上地方政府照常運作，它的財力是有保障的，但是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從一級政府財政淪落為打醬油財政，這是有本質差異的。怎么辦？需要重建地方主體稅，進而重建地方財政，也正是因為這樣，十八大報告里關于稅制改革只寫了25個字：構建地方稅體系，形成有利于結構優(yōu)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這25個字是以地方稅打頭的，甚至用的不是完善地方稅體系或健全地方稅體系，而是構建地方稅體系，這是有深刻含義的，所以伴隨著“營改增”的進程，地方主體稅建設以至于地方財政的建設，都要進入市場，這是一場很重大的改革。
　　(2)增值稅比重上升可能帶來的格局失衡以及相關風險——直接稅建設提速。當增值稅和營業(yè)稅合并之后，掛在增值稅名義下的收入份額就會提升到55%，現(xiàn)在是40%，營業(yè)稅大約是16%，加起來大概55%，這對搞投資的人來講，不是好現(xiàn)象，潛藏著風險，而要分散風險，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繼續(xù)給增值稅降低稅率，這樣，增值稅擴大了，但是份額不至于過大、過快地增加。但是在增值稅率降低之后，稅收收入減少，是要有新的稅源、新的稅收去彌補的。因為財政支出是不斷增長的，任何國家的財政支出，除非在戰(zhàn)爭年代和特大災害之后可能會出現(xiàn)回調，其余年間它的基本趨勢都是上升的，所以必須有新的稅收來填充。增加直接稅，所以個人繳納的稅要增加，直接效應要相應增加，這對于中國人的影響，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3)分稅制格局被打破以及利益調整——財政體制重構。目前的分稅制實際上經過了十幾年的演進過程，已經日益趨近于“分錢制”。在確定分稅制改革時有一個原則：財權與事權是否相匹配，這兩個權在同一層面上。十七大時有人提出財權在中央集權條件下是不能分解的，也分解不了，所以把財權的“權”字改成“力”字，叫財力與之相匹配。2007年后，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在修訂過程中，又有人提出詞意太過含糊，換了個詞叫“支出責任”。財政體制的設計原則就變成了“財力”與“支出責任”之間的匹配，這不是小事情，它牽扯到我們是否要繼續(xù)堅持分稅制改革的方向，是不是要走回分錢制的道路。伴隨著“營改增”的進程，這個蓋子也揭開了，連現(xiàn)在的所謂分稅制也體現(xiàn)在兩個比例上：增值稅在中央和地方之間按75∶25分成，所得稅按6∶4分成，中央拿60%，地方拿40%，那么這個比例是前提，現(xiàn)有稅種和稅收的歸屬不變，但是問題出現(xiàn)了，營業(yè)稅作為地方收入的地位被顛覆了，它進入了中央和地方共享系統(tǒng)，歸屬發(fā)生變化，原來的那個比例就要調整，調整比例就涉及分稅還是分錢的問題，所以隨著“營改增”進程的加快，整個分稅財政體制都要進行改革。
　　五、結語
　　觀察現(xiàn)實，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將繼續(xù)在震蕩中前行、發(fā)展，但在新平臺上的發(fā)展比較艱辛。在整個國民經濟布局當中，要穩(wěn)增長，今年會更多地看到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為。這方面有三條線索可以作為觀察點：一是赤字增加了多少；二是減稅效應有多大；三是擴支的規(guī)模如何。結構性減稅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主戰(zhàn)場，因為在這三條線索的運作中，我們特別推崇結構性減稅，而結構性減稅又是能夠贏取國人共識的一個最大公約數�！盃I改增”將成為新一輪財稅改革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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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當前中國經濟形勢與財政政策分析，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