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城鎮(zhèn)化: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重心所在，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王國剛:城鎮(zhèn)化: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重心所在；城鎮(zhèn)化: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重心所在；王國剛＊；內容提要: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是從以工業(yè)經濟為主；城鎮(zhèn)經濟共同推動的過程；效解決目前嚴重短缺的“住、行、學”等問題,加快發(fā)；是城鎮(zhèn)化的主要內容,也是在溫飽型小康基礎上實現全；經濟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主要動力；量城市經濟發(fā)展的中心指標,加大消費性投資的價格效；城市政府

王國剛:城鎮(zhèn)化: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重心所在

城鎮(zhèn)化: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重心所在

王國剛＊

　　內容提要: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是從以工業(yè)經濟為主要推動力轉變?yōu)楣I(yè)經濟和

城鎮(zhèn)經濟共同推動的過程。它的內在根據是,在通過工業(yè)化解決了“吃、穿、用”之后,要有

效解決目前嚴重短缺的“住、行、學”等問題,加快發(fā)展城鎮(zhèn)經濟。解決“住、行、學”問題,既

是城鎮(zhèn)化的主要內容,也是在溫飽型小康基礎上實現全面小康的主要內容,還是保障中國

經濟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主要動力。發(fā)展城鎮(zhèn)經濟有一系列新問題需要研究,其中包括:衡

量城市經濟發(fā)展的中心指標,加大消費性投資的價格效應和產能效應,加大消費性投資與

城市政府的財力關系,衡量城市化發(fā)展程度的經濟標準等等。城鎮(zhèn)經濟發(fā)展將是一場更

為深刻的變革,必然引致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等一系列的轉變,為此,需要更加

有力地深化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

關鍵詞:城鎮(zhèn)化　經濟發(fā)展方式

2008年11月以后,在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背景下,中國政府以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有效保障了2009年國民經濟的止跌回升。對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總量需求不可能依賴于海外市場解決,因此,擴大內需應是一項長久的基本經濟國策。2010年,中國經濟發(fā)展又到了一個轉變方式的關鍵時期,如何認識和把握這一契機,對理清思路,選擇對策,保持國民經濟穩(wěn)步較快地健康發(fā)展、提高城鄉(xiāng)居民的生活水平、實現全面小康等至關重要。

在近15年的歷史中,中國已三次提出了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從1996年開始的“九五時期”提出過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主要含義是在工業(yè)經濟范疇內實現粗放式經營向集約式經營的轉變,以節(jié)約資源、提高效率。2002年前后,在形成第二個20年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過程中提出了實現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主要含義是在推進工業(yè)經濟結構優(yōu)化中改變“高耗能、高污染”的狀況,實現低耗能、環(huán)保型的經濟發(fā)展。與前兩次的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相比,第三次提出“實現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內涵和重心是什么?弄清楚此次“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取向、重心和內容等問題有著根本性意義。

一、加大消費性投資力度:擴大內需的重心所在

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需總是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兩方面,由此,擴大內需應以擴大消費為重心還是應以擴大投資為重心自然就成為相關研討的核心問題。長期來,鑒于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居高不下,且這種增長率容易引發(fā)經濟過熱,在貫徹擴大內需的政策中,大多數人從直觀感覺出發(fā),強調應以擴大消費需求為主,因此,主張政策取向應以刺激消費需求的擴大為重心。但是,這種政策主張是似是而非的。

1998年以后,我國就一直堅持著以擴大消費為重心的政策。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圖1所示的GDP中消費率卻從2000年的62.3%降低到2009年的48%。在國民經濟中,最終消費由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兩部分構成。圖2中可見,從政府消費來看,在1998—2008年的12年間,政府消費占最＊　王國剛,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郵政編碼:100732,電子信箱:wgg3806@sina.com。本文是筆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項目批準號:09&ZD03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感謝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當然,文責自負。

2010年第12期

圖1　GDP中消費率走勢(%)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

圖2　最終消費結構(%)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

　圖3　GDP增長率與財政收支增長率走勢(%)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等

。圖4　社會消費品銷售增長率走勢(%)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

終消費的比重從24%上升到了26.8%(與此對應,居民消費的比重從76%降低到73.2%);另一方面,從圖3中可見,1998年以后各年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年增幅都明顯高于GDP的增長率。由此,可得出結論,GDP中消費率的降低不是由政府消費減少引致的。從居民消費來看,在這一時期,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來擴大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其中包括村村通路、通電、通電視和通電話等工程(2009年以后,更是采取了家電下鄉(xiāng)、轎車以舊換新的措施來刺激消費),提高了城鎮(zhèn)職工的收入,擴大了基本養(yǎng)老的覆蓋面等等,有效地提高了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能力。從圖4中可見,1998年以后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長率(扣除了CPI增長率)從7.6%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16.2%,期間雖然個別年份略低于GDP的增長率(如2003—2004年),但在大部分年份(尤其是2005年以后)均高于GDP增長率;另一方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總額的比重雖然從1998年的39.55%降低到2009年的38.97%,降幅在2個百分點左右,遠低于同期GDP中消費率降低14.3個百分點的降幅。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結論,GDP中消費率降低的主要成因也不是由“社會消費品銷售增長率”指標所反映的城鄉(xiāng)居民消費減少所引致的。在此,一個

謎團突出地發(fā)生了:在消費增長率(政府消費增長

率和社會消費品銷售增長率)明顯高于GDP增長

率的背景下,GDP中的消費率怎么會一路下行?

一些人將GDP中消費率降低的成因歸結為

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據此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以

促進擴大消費的政策主張。但圖3中社會消費品

零售增長率快速上升的走勢并不支持這種認識。

另一方面,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走勢及其增

長率走勢也不支持這種認識。從圖5中可見,城

圖5　居民儲蓄存款走勢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王國剛:城鎮(zhèn)化: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重心所在

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1996年底的36373.4億元年增加到2009年底的260771.66億元,年凈增額從1998年的7199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45351.14億元和2009年的42886.31億元;在14年中,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增長率除個別年份(如2000年和2007年)略低于GDP增長率外,大多數年份都明顯高于GDP增長率。從這些事實中可得出的直接結論是,城鄉(xiāng)居民整體的消費增長率和收入增長率均沒有低于GDP的增長率。因此,將消費率降低的成因歸結于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是缺乏實踐根據的。

不難看出,僅僅停留于這一層面是不可能解釋清楚圖1中消費率降低的真實成因,也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擴大內需”究竟是以擴大消費為重心還是以擴大投資為重心的。

要解開消費率降低的謎團,必須進一步細分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內容、結構和趨勢。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從內容上講可分為“吃、穿、用”和“住、行、學”等兩大類6個部分

。

圖6　中國恩格爾系數走勢(%)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

圖7　“穿”、“用”占居民支出的比重變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　�

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吃、穿、用”等項支出在居民各項支出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走勢。恩格爾系數反映的是“吃”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從圖6中可見,1978—2009年間,中國城鎮(zhèn)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從57.5%、67.7%下降到36.5%和41%;從圖7中可見,“穿”和“用”支出占居民各項支出的比重,在1990—2009年間分別從13.36%(1993年為14.24%)和10.14%降低到10.47%和6.42%(2005年為5.62%)。中國在2000年實現了溫飽型小康,這意味著對全國絕大多數家庭來說已達到吃穿不愁的生活水平,要持續(xù)擴大以支持消費率的提高和GDP增長率是相當困難的。2009年,為了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在擴大內需、刺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中國推出了家電下鄉(xiāng)、汽車以舊換新等擴大消費的措施,取得了一些當年可見的成就。但這些措施的實施不僅以巨額財政補貼的為代價,而且只是將隨后幾年的這些方面消費能力提前到2009年實現,因此,很難持久,也很難依此來支撐和保障國民經濟的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

在城鄉(xiāng)居民消費中,“住”指的是住房以及與居住相關的各種消費,“行”指的是醫(yī)療保健、道路和通訊等方面的消費,“學”指的是各類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等方面的消費。在經濟發(fā)展和收入水平提高過程中,城鄉(xiāng)居民的這類消費占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從圖8中可以看出,1990—2009年間,這些內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變化分別是:居住從6.63%上升到10.02%,醫(yī)療保健從2.01%上升到6.98%,交通通訊從1.2%上升到13.72%,教育文化從8.79%(1994年)上升到12.01%。由此可見,隨著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行、學”在消費支出所占比重呈上升走勢。這是消費結構改善的主要內容,也是消費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現。

圖9刻畫了1994—2008年的15年間城鎮(zhèn)居民消費中“吃、穿、用”和“住、行、學”的分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走勢狀況。從中可以看出,在15年間,城鎮(zhèn)居民消費支出中的“吃、穿、用”的增長率在大多數年份低于GDP增長率;與此不同,“住、行、學”的增長率則在大多數年份高于GDP增長率,這與圖6—圖8反映的城鎮(zhèn)居民消費結構走勢是一致的。但是,在GDP占比中,城鎮(zhèn)居民

2010年第12期

圖8　“住”、“行”、“學”占居民支出比重走勢(%)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0)》。

圖9　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走勢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各年。　　

在“住、行、學”方面的消費比重增加并不足以抵消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費比重降低的程度。與1993年相比,2008年的GDP(按照現行價計算)提高了7.51倍,同期城鎮(zhèn)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費支出僅增加了2.96倍,雖然在“住、行、學”方面的消費支出增加了8.77倍,但依然不能抵補“吃、穿、用”占GDP的中比重的降低。以城鎮(zhèn)居民人均消費數額計算,如果“吃、穿、用”的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相一致,到2008年底,城鎮(zhèn)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人均消費支出額應達到13135.94元,但實際支出額僅為6117.55元;同理,城鎮(zhèn)居民在“住、行、學”方面的人均消費支出額應為4012.33元,實際支出額為4606.99元;二者相減差額達到6423.73元,占2008年城鎮(zhèn)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額11242.85元比重高達57.14%。由于在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提高的過程中“吃、穿、用”在消費支出中所占比重呈現下落趨勢是一個規(guī)律性現象(如圖6和圖7所示),所以,與GDP增長率相比,這一時期的城鎮(zhèn)居民消費支出不足的主要成因不能歸結于“吃、穿、用”占比的降低,只能歸因于“住、行、學”方面的消費支出額增加過慢。由此來看,圖1中所反映的消費率占GDP比重下降趨勢謎團的正解是,居民消費中用于“住、行、學”方面的支出增長過慢。

表1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固定資產27.627.224.525.825.9制造業(yè)33.3335.6928.2730.5527.41分部門的投資增長率(%)交通通訊17.0320.3425.1814.1919.9文化教育27.049.585.212.213.67衛(wèi)生、社會保障27.3328.0816.3415.0930.58公共事業(yè)13.1720.082.185.8718.4房地產26.916.9525.7332.2724.67　　資料來源

:《中國統計年鑒(2009)》。

中國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或更高水平的小康),就居民消費構成來說,主要表現在“住、行、學”方面。換句話說,“全面小康”比“溫飽型小康”增加了些什么?主要表現在增加了城鄉(xiāng)居民的“住、行、學”等方面的內容。從目前中國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情況看,真正處于嚴重短缺的消費對象幾乎全部集中在“住、行、學”方面。這決定了,要有效擴大居民的消費,就必須著力解決“住、行、學”的供給問題。1998年以后中國實現了買方市場,但在“住、行、學”方面依然處于嚴重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格局。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不是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恰恰相反,是有效消費供給不足,即“住、行、學”等方面的供給量嚴重不足,使得廣大城鄉(xiāng)居民處于缺乏充分選擇權的境地之中。

如果說城鄉(xiāng)居民“吃、穿、用”的絕大多數產品來源于工業(yè)生產,是工業(yè)化的產物,那么,“住、行、學”中的主要產品(如住宅、學校、醫(yī)院和道路等等)就不可能直接從工業(yè)生產線上生產出來,只能通過投資來形成,即通過投資將工業(yè)經濟中提供各種建材、設備和技術等集成為滿足“住、行、學”消費所需要的消費對象和消費條件。消費性投資是指為形成消費對象和消費條件所進行的投資,與“非

王國剛:城鎮(zhèn)化: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重心所在

①生產性投資”相近。長期以來,在以工業(yè)化推進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我們對生產性投資比較重視,一

旦涉及“固定資產投資”范疇,大多從“生產性投資”的角度進行理解和把握。由此,每當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規(guī)�？偸且詨嚎s消費性投資為重心,使得消費性投資的增長率長期低于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增長的需要。即便不說計劃經濟時期的欠賬,也不說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投資不足,從表1中可見,僅僅2004年以來,與制造業(yè)的投資增長率相比,“住、行、學”方面的每年投資增長率通常低5至20多個百分點;制造業(yè)投資的增長率始終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但“住、行、學”方面的消費性投資只有個別部門在個別年份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這一投資的嚴重不足,是引致“住、行、學”市場嚴重供不應求的根本成因。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曾提出過一個“真想”與“假想”的辯證關系。他認為,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來說,“重工業(yè)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yōu)先發(fā)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為了平衡工業(yè)發(fā)展的布局,內地工業(yè)必須大力發(fā)展”,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如何發(fā)展重工業(yè)、內地工業(yè)?他強調“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須更多地利用和發(fā)展沿海工業(yè),特別是輕工業(yè)�！雹谕瑯�,面對“住、行、學”嚴重短缺的格局,也有一個“真想”與“假想”的辯證關系問題。要真想解決這一短缺,就必須加大消費性投資的力度,即通過消費性投資的增加來增加“住、行、學”所需的消費對象和消費條件的供給。與此對應的政策取向應當是:分離生產性投資和消費性投資,有效調控生產性投資,適度放松對消費性投資的調控力度,努力使各項消費性投資增長率至少不低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

就長遠發(fā)展而言,擴大內需的重心在于提高消費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上升。但就目前中國的消費格局而言,要提高消費率,就必須先提高消費性投資的增長率。這決定了,在“住、行、學”短缺格局未改變之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擴大內需重心還在于擴大投資,因此,投資率上行是必然的。與以往不同的是,這種投資擴大的重心不是生產性投資,而是消費性投資。由于“住、行、學”短缺格局的改變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較長的時間(如20年以上),因此,投資率居高的走勢還將延續(xù)相當長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投資率的走勢將沿著先逐步上行、然后在高位下行、最后下行至消費率之下的軌跡展開)。這一時間的長短與消費性投資的增長走勢直接相關。

二、城鎮(zhèn)化建設投資: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主戰(zhàn)場

通過擴大消費性投資的路徑解決“住、行、學”等供給不足的過程,同時就是城鎮(zhèn)化建設過程。如果說1950—2000年的50年間中國主要是通過工業(yè)化來推進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話,那么,在此后的時間內,在積極推進“住、行、學”短缺格局改變的過程中,中國將更多地通過城鎮(zhèn)化來推進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并不僅僅表現在工業(yè)經濟中的技術升級、結構優(yōu)化和①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消費性投資”而沒有使用“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主要原因是,消費性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不是對等的概念。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是一個內容復雜龐大的概念。《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對其的解釋是“國家的固定基本設備,如公路、鐵路、發(fā)電站、供水裝置等”。在中國實踐中,“基礎設施”泛指為生產、消費及社會活動等提供公共服務的物質工程設施和機構。按照城鄉(xiāng)關系劃分,它可分為農村基礎設施和城鎮(zhèn)基礎設施兩大部分。其中,城鎮(zhèn)基礎設施從不同角度可作出不同類型的劃分。例如,從直接用途角度,城鎮(zhèn)基礎設施可分為三大類:其一,生產性基礎設施。它大致包括服務于生產部門的供水、供電、道路和交通設施、倉儲設備、郵電通訊設施、排污、綠化等環(huán)境保護和災害防治設施。其二,生活性基礎設施。它大致包括服務于城鎮(zhèn)居民生活的各種機構和設施,如各種商業(yè)、住宿和餐飲業(yè),金融保險機構,各類住宅,公用事業(yè)、公共交通、運輸和通訊機構,醫(yī)療保健,教育文化和體育的機構和設施等。其三,公共性基礎設施。它大致包括服務于維護社會運行穩(wěn)定安全的機構和實施,如公安、消防、政法和城市建設規(guī)劃與管理部門等。由此來看,“消費性投資”只是基礎設施投資范疇的一部分。本文使用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突出基礎設施投資中用于增加“消費供給”(以改善這方面消費需求嚴重不足狀況)的部分,避免將消費性投資淹沒在基礎設施投資的大范疇之中。更何況,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包含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而“消費性投資”是直接針對“生產性投資”提出的,強調此類投資的結果并不引致生產能力的增加。

②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68—271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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