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區(qū)發(fā)生邊界對峙。中方在此次危機中始終保持了克制,并未通過武力方式解決邊界危機。這與中國在1962年運用軍事手段應對印度的挑釁截然不同。為何針對與同一個對象國出現(xiàn)的同類性質(zhì)危機,中國的應對方式存在顯著差異?文章認為,中國對陸上邊界問題的處理方式,主要受到邊界功能和決策者對威脅程度的認知這兩個因素的影響。基于中國決策者對邊界功能是政治與安全功能凸顯還是經(jīng)濟功能優(yōu)先,以及對對象國行為所帶來的威脅認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斷,將導致中國對邊界問題采取四種應對方式:訴諸武力、展示決心（包括軍事對峙等）、外交談判、互利合作。通過對中國處理1962年與2017年兩次中印邊界危機、1956年中緬邊界問題、2004年中俄邊界問題的方式進行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驗證。文章通過探討中國對陸上邊界問題采取不同應對措施的原因,不僅有助于厘清影響中國政府針對陸上邊界問題采取差異化應對措施的因素,還有利于為中國恰當?shù)靥幚碇杏☆I土爭端及其他陸上爭議邊界問題提供一定的啟示,進而為改善中國周邊外交、保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議。 

【文章來源】：當代亞太.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21 頁

【文章目錄】：
一、文獻回顧與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1.有關1962年中國政府為何采用武力方式處理邊界危機的研究成果
        2.有關2017年中國政府為何采用和平方式處理邊界危機的研究成果
        3.可能的替代性解釋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三)本文的分析框架
二、訴諸武力:以1962年的中印邊界危機為例
    (一)陸地邊界政治與安全功能凸顯
        1.陸地邊界的政治功能凸顯
        2.陸地邊界的安全功能凸顯
    (二)對(由領土爭端引發(fā)的)威脅程度的認知較高
三、展示決心:以2017年的中印邊界危機為例
    (一)陸地邊界經(jīng)濟功能凸顯
        1.邊境貿(mào)易
        2.次區(qū)域經(jīng)濟合作
    (二)對(由領土爭端引發(fā)的)威脅程度的認知較高
四、分析框架的拓展
    (一)外交談判:以1956年中緬邊界問題為例
        1.陸地邊界政治與安全功能凸顯
        2.對(由領土爭端引發(fā)的)威脅程度的認知較低
    (二)互利合作:以2004年中俄邊界問題為例
        1.陸地邊界經(jīng)濟功能凸顯
        2.對(由領土爭端引發(fā)的)威脅程度的認知較低
五、結論與討論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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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邊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J]. 劉雪蓮,歐陽皓玥.  國際安全研究. 2019(02)
[3]大國脆弱性與風險平衡:印度軍事干涉的邏輯[J]. 孫西輝.  當代亞太. 2018(05)
[4]不同觀眾傾向如何影響外交危機決策——以印度在洞朗危機決策中的輿論因素為例[J]. 周匯慧.  國際關系研究. 2018(04)
[5]孟中印緬經(jīng)濟走廊建設的現(xiàn)狀及前景[J]. 姚遙,賀先青.  現(xiàn)代國際關系. 2018(08)
[6]“洞朗事件”回顧與反思[J]. 田士臣.  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 2018(01)
[7]洞朗對峙危機與中印關系的未來[J]. 胡仕勝.  現(xiàn)代國際關系. 2017(11)
[8]洞朗沖突之后中印關系將長期在摩擦中發(fā)展[J]. 趙玙佳.  國際政治科學. 2017(04)
[9]洞朗撤軍后,印度還會再次越界嗎?[J]. 蘇瑞娜.  唯實. 2017(11)
[10]“后發(fā)制人”與“突然反擊”——論中國在1960年代的邊境戰(zhàn)爭模式[J]. 杜哲元.  戰(zhàn)略決策研究. 2017(06)



本文編號：3184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