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 烏克蘭 白俄羅斯 國內體制 經濟結構 外交政策制定 俄羅斯 歐盟　出處：《吉林大學》2015年博士論文　論文類型：學位論文

【摘要】：這篇文章的靈感源于后蘇聯(lián)地區(qū)事務的謎題，這一謎題源自后蘇維埃國家在蘇聯(lián)解體后采取的不同的外交政策。隨著蘇聯(lián)的解體，原蘇聯(lián)共和國面臨外交政策制定獨立化的艱巨任務。因此，這些國家在確定其主要地區(qū)性伙伴方面做出了重大改變，并將其外交政策進程導向特定的軌道。但是，破解這一謎題任重而道遠，因此我們應當縮小研究的范圍，研究置于困境中心的幾個國家。 其中，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外交是最值得關注并具有挑戰(zhàn)性的。烏克蘭選擇通過追求歐洲一體化走親西方道路，而白俄羅斯則尋求發(fā)展同俄羅斯及其他前蘇聯(lián)加盟國的關系。上述案例值得關注與需要解釋的原因在于，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在后冷戰(zhàn)時代面臨了持續(xù)的分化。因此，本論文指向如下問題：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最初具有相似的內外條件，但是為什么最后卻選擇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在相似性方面，首先，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都位于俄羅斯和歐盟這兩大區(qū)域性主要行為體之間，這意味著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衡量自身所需的收益與代價時，俄國和歐盟具有同等重要性。其次，兩國都處于前蘇聯(lián)工業(yè)發(fā)展的黃金地帶并延續(xù)到蘇聯(lián)解體后。另外，兩國擁有與俄羅斯相似的斯拉夫傳統(tǒng)，并在長期的歷史時期中在東西方之間被分割。 本研究與現(xiàn)有的基于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解釋路徑是不一致的。因此，這項研究認為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兩國外交政策的差異源于兩國表現(xiàn)為以國內經濟結構為代表的不同的國內體制，這種體制承自前蘇聯(lián)，并決定了兩國1991年之后的外交政策。談到經濟結構，我們指的是兩國的專業(yè)化，即兩國在前蘇聯(lián)共和國體制下的勞動分工，這種勞動分工下各加盟共和國根據(jù)指令進行專門化生產，由此預先決定了各個加盟共和國在蘇聯(lián)單一經濟聯(lián)合體系統(tǒng)中的角色和地位。通過關注兩國在后冷戰(zhàn)時代的外交行為，這項研究尋求揭示上述國家深深根植于組織經濟建設的政策的國內體制如何決定對外政策的差異性。 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并不能充分解釋在相似的外部條件下為什么外交政策會出現(xiàn)差異。結構現(xiàn)實主義學派傾向于認為從民族自決與獨立的角度，烏克蘭、白俄羅斯兩國應當采取相似的外交政策，最終站在反對俄羅斯地區(qū)支配權的一邊。相似地，如果它們擁有足夠的動因再次加入俄羅斯的陣營，兩國將遵循相似的模式，因為兩國的結構性地位與國家實力大體上并沒有區(qū)別。 新自由制度主義學派則傾向于認為由俄羅斯主導下的區(qū)域一體化帶來物質刺激與獲得更多利益的可能，使兩國選擇后蘇聯(lián)模式的區(qū)域一體化方案（尤其是與俄羅斯的合作），這是因為國際制度可以通過減少交易成本、提供信息與制定規(guī)范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但是，只有白俄羅斯遵循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邏輯，而烏克蘭卻選擇回避參與俄羅斯主導的區(qū)域機制。 建構主義則從以相似身份、相似文化、相似民族構成與相似語言及其他反應烏白兩國相似性的國內因素為基礎的構建新群體的可能性的角度進行考慮。這反過來會在這些國家中建構一種歸屬于同一群體的自我認知，由此影響彼此間關系。在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內部，沒有其他國家有如俄、烏、白三國那樣，擁有如此充分而必要的形成共同體的條件與文化基礎。 因此，詳細分析闡釋俄、白兩國行為的謎題的原因變得越來越重要。本研究試圖填補理論的局限，以一種綜合而連續(xù)性的框架為這一問題提供一個完整的解釋。 為此，論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章，介紹；第二章，基于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框架；第三章，前蘇聯(lián)經濟結構研究；第四章，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案例研究；第五章，對第四章進行補充，對2010年成立的俄、白、哈三國關稅同盟進行案例研究；結論。 第一章介紹陳述了主要研究問題、提出了理論框架，提供了在時間框架和案例選擇背后的原理的闡述。另外，回顧了早先的研究與解釋，并討論了論文要采用的方法論。在這一章我們提出了主要研究問題：為什么烏克蘭不顧自身現(xiàn)有政治體制將會受到西方國家持續(xù)的批評的現(xiàn)實，選擇親歐外交政策？如果這是因為歐盟成員國能為烏克蘭提供更多經濟利益，那么我們可以認為小國更傾向于搭大國的便車，但為什么白俄羅斯卻不尋求與歐盟親近，而是在俄羅斯并沒有提供如歐盟提供的更好的經濟發(fā)展機遇的情況下，與俄羅斯緊密合作？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在比較政治研究中，并引入了歷史制度主義框架。 通過回顧以往的研究與解釋，本文將試圖給出烏、白外交政策差異性提供理論解釋的論點分為四大組。第一組論點構成了相關文獻的大部分，主要關注在塑造這些國家外交政策的過程中，民族認同、民族主義所產生的影響。第二組論點強調歷史的作用，并強調爭議性角色對烏俄動態(tài)的影響。第三組論點重在探討白俄羅斯、烏克蘭兩國內部政治經濟行為體的個人與集體利益的角色及對兩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第四組論點強調外部因素，比如白、烏兩國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程度，以及俄羅斯如何利用這一杠桿在必要的時候對兩國訴諸脅迫。除了上述四組的研究，我們也關注R.Abdelal和K.A.Darden所做的兩項重要研究，他們從事于研究前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在對外經濟政策上體現(xiàn)出的差異性這一類似的謎題，并關注蘇聯(lián)解體后的區(qū)域經濟。Abdel關注烏、白兩國制定對外經濟決策時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他強調這些國家民族主義者在這些國家的角色，特別是他們在呼吁國家給予其在特定對外經濟策略的支持的能力。他認為，民族主義團體與前蘇聯(lián)統(tǒng)治精英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后者是否能重視前者，并將前者置于外交決策的重要位置。Darden基于這些國家的統(tǒng)治精英的想法在其外交決策中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對這些國家的外交行為的謎題做出了解釋。Darden列出了三種在這些后蘇維埃時期統(tǒng)治精英中流行的經濟理念——自由主義、重商主義和蘇維埃一體論。因此，后蘇維埃國家間的外交政策顯示出巨大的差異性。通過回顧相關文獻，這一章討論了對創(chuàng)新的努力以及其他有信服力的解釋的不斷增長的需求，這可以推動填補解釋后蘇維埃國家外交政策的理論空白。 第二章，通過以歷史制度主義為基礎的理論框架，論文提供了另外一個解釋的選擇。歷史制度主義方法已經被廣泛應用于比較政治學領域，它用來解釋不同國家、針對不同問題以及在不同時間政策發(fā)生的不同變化，它涉及人群組織的方方面面，并以制度安排及其影響為基礎。歷史制度主義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伴隨著國際關系理論將國內政治與決策制定因素納入研究范疇的新一輪革新，反映出我們整合國內經濟體系的努力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歷史制度主義中的“制度”，不僅指的是正式的組織，還泛指一切對人類間互動形成約束的機制。因此，本論文關注國內經濟制度，這些經濟制度以國內經濟結構的形態(tài)呈現(xiàn)并運行，并反過來對決策制定過程產生巨大影響。我們將集中關注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兩國歷史上塑造其經濟結構并對外交政策選擇產生影響的制度演進。這樣的假設是足夠充分的，因為這里所指的國內組織性實體是廣泛的，例如經濟結構、政治系統(tǒng)、軍事、醫(yī)保體系、教堂、憲法等等，這些組織實體都被本文視作影響決策者決策的制度。歷史制度主義的主要假設，也就是本研究的關鍵是，制度塑造并約束偏好、目標，并最終影響個人與集體的行為。有人也許會有疑問：那么制度從哪里來？制度的發(fā)生之初多具有或然性，并在長期不斷發(fā)展演進的過程中影響主體的行為與互動。我們所討論的是這樣的制度如何最初被創(chuàng)制，如何持續(xù)演進，以及其未來變化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引入“路徑依賴”概念，以構成歷史制度主義研究框架的核心。所謂的“路徑依賴”就是，行為體一旦選擇了特定的路徑，這一路徑就會對行為體產生“鎖定”效應，行為者就會根據(jù)這一路徑，考慮先前的模式并調整自身策略。因此，影響特定制度安排的歷史誘因對當今事件施加了影響，預先決定了可能的未來軌道。然而，這并不是在強調歷史決定未來的一切，它只是通過強調歷史在理解某些反�，F(xiàn)象或令人費解的行為時的有效性來凸顯這種可能性的偶發(fā)特征。 本研究特別關注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以及制度對主要決策者偏好與目標的影響。通過對構成獨立政治行為體的決策者聯(lián)盟的觀察，本文探索了特定外交政策選擇的條件。研究關注決策者聯(lián)盟的原因是，它包含了不會代表整個聯(lián)盟做出單方面決定的政治行為體。本文認為，制度通過減少偏好的多樣性，約束并最終塑造了眾多政治行為體的利益與目標。為此，制度創(chuàng)造了一個統(tǒng)一的偏好，并導致了統(tǒng)一外交政策的形成，以部分或全部地滿足每一政治行為體的需求。這樣的對外政策目標導致了特定的外交政策選擇。 第三章主要通過歷史文獻，追溯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兩國的國內經濟制度（也就是經濟結構）在蘇維埃時期形成和演進、以及在蘇聯(lián)解體后延續(xù)的歷史。我們研究了在蘇維埃一體化概念的基礎上，那些導致這些制度形成的蘇維埃經濟思維。我們討論了這些概念中的潛在觀念，例如基于計劃經濟與經濟社會主義的單一經濟聯(lián)合體，是如何導致蘇聯(lián)專業(yè)化共和國的產生。換言之，除了基于國家原則的行政地區(qū)的劃分，前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還形成了經濟上有明確生產分工的區(qū)域劃分。因此，前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的勞動分工如此發(fā)展下來，在這些國家創(chuàng)造了不同的經濟結構，并由此得以通過其不同的組織形式區(qū)分這些國家。我們的歷史分析揭示了盡管兩國已經高度工業(yè)化，并成為了具備同樣相似經濟部門的繁榮的共和國，但兩國的經濟組織形式卻完全不同。分析同樣揭示了，烏克蘭主要依靠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并因此獲得了相對獨立的一種工業(yè)為主的經濟，但在運行大型工廠時所需大量石油，使烏克蘭仍然依賴于俄羅斯。相比之下，白俄羅在材料、能源與原材料供應上對俄羅斯與前蘇聯(lián)其他共和國的經濟更加依賴，因為其自然資源匱乏，這進而導致機械制造和裝配經濟的形成。 第四章通過1991-1999年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案例分析，進一步驗證了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制度的力量。追溯經濟結構演化的歷史原因的理論必要性表明了這方面的差異性。作為一個具有相對獨立經濟結構并具有高度發(fā)達的大工業(yè)中心的國家，烏克蘭被視作具有很大經濟潛能的國家。因此，其經濟結構在其他政治行為體眼中形成了一個不斷強化的估計，即烏克蘭可以打破傳統(tǒng)的“俄羅斯——前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紐帶而轉向歐洲國家。這種不斷強化的估計來源于經濟基礎，并會影響整個外交政策制定領域。 與之相比，作為經濟相對具有依賴性的白俄羅斯，這種國家被視為注定要與俄羅斯及其他前蘇聯(lián)共和國保持傳統(tǒng)經濟紐帶關系，以獲得生存。因此，其經濟結構對相關政治行為體產生了一個廣泛的印象即是，白俄羅斯最好還是保持自己與俄羅斯及前蘇聯(lián)共和國傳統(tǒng)的經濟關系，否則如果執(zhí)行烏克蘭的方案，只能導致自我毀滅。這種決定包含了整個外交領域，因為與前蘇聯(lián)的紐帶關系與白俄羅斯的存亡息息相關。 第五章通過關注俄羅斯、白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2010年成立關稅同盟之后（2010、2011）的相關發(fā)展，探索這一關稅同盟的成立。此舉意在檢驗這些體制是否仍對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目前的外交政策產生影響。為此，我們關注每個國家對決定加入這一關稅同盟的官方表態(tài)及其后果。這項充足的案例研究也顯示了兩國面對俄羅斯成立的關稅同盟，在重復各自在1990年代初期制定的不同模式的外交政策。烏克蘭拒絕了俄羅斯提出讓其成為創(chuàng)始會員國的邀請，，彰顯了其加入歐盟的決心與目標。而白俄羅斯欣然接受了俄羅斯的邀請，并參與到建設共同關稅邊界與海關法的進程中。因此，這項案例也表明，體制的慣性在深刻影響著這些國家外交政策的選擇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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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吉林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5
【分類號】：D815

【共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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