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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戶經濟理論再議

內容提要 本文在對五大著名的農戶經濟理論簡述的基礎上，從“理論邏輯”和“理論邊界”兩方面對各種理論在方法論和理論假設的適用范圍方面存在的問題給予述評；文章指出，要對中國社會轉型加速期對農戶經濟行為進行客觀全面的研究，應采取“個人與社會”關系的“互構論”視角，聯系中國農村社會現實結構，綜合性地運用各種農戶經濟理論。

    關鍵詞 農戶經濟理論 理論邊界 理論邏輯
   
    學者們的“憂民”意識和“發(fā)展”觀念，遭遇世界歷史上“農民”的“弱勢”社會地位，使得學界對“農戶經濟”，尤其是“落后經濟”和“傳統經濟”中的“農民經濟行為”極為關注。他們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fā)，對不同時空結構中的“農戶經濟行為”進行實證和理論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農戶經濟理論”，旨在對“傳統農業(yè)進行改造”、提高農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截至目前，一些“農戶經濟理論”已經并正在顯示其巨大的理論解釋潛力，同時，各種理論在具體應用時，其內在局限性業(yè)已顯現。旨在促進這些理論工具的更加科學化和本土化運用，本研究在學者們經常提及的三大理論學說之外，補充國內學者較少注意的兩種新興農戶經濟理論——“風險厭惡理論”和“農場戶模型”，在五大主要農戶經濟理論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指出：在社會轉型加速期，研究中國農戶經濟行為需要注意的方法論和本土化應用問題。五大基本農戶經濟理論為：“利潤最大化”理論、“勞動消費均衡”理論、“過密論”、風險厭惡理論和“農場戶模型”。
   
    農戶經濟理論的派別
    早期的農戶經濟行為研究主要遵循兩大理論流派：“勞動消費均衡理論”和“利潤最大化理論”，其后的理論和學說則以上述兩大理論為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對其批判、繼承和補充，從而形成新的理論學說。
    “勞動消費均衡”理論：該理論是農戶經濟行為的早期研究。該理論強調農戶經濟行為組織具有“家庭勞動農場”性質，農戶經濟行為遵循的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的行為邏輯。
    該理論流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俄國著名農學家恰亞諾夫，他根據對俄國革命前小農的深入研究，在其著名作品《農民經濟組織》（1925，中譯本1996）中指出：小農經濟行為不能以資本主義的學說來解釋。小農農場基本上是一種家庭勞動式農場，它不雇用家庭外勞動力也很少雇出勞動力，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生產資料，并且有時不得不將其部分勞動力用于非農經濟活動；而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農場制，主要依賴于雇傭勞動經營農場。不同的農場模式決定了農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差異。
    對于雇傭勞動農場而言，“經濟核算采用利潤最大化理論，即，純利潤＝總收入－原材料費用－工資，如果純利潤小于零，該農場就被認為是在虧本經營，如果投入農場的資本收益率高于國內通常的利息率，該農場才是盈利的”；其在勞動力的使用上，遵循的是“資本主義工資理論”——勞動生產率邊際報酬理論，只有在邊際勞動生產率大于市場工資的情況下，勞動力雇傭才有利可圖。而“對農民勞動家庭農場來說，沒有工資范疇，農民農場只是用所消耗勞動的實物單位來表示其勞動耗費”，對特定勞動耗費的評價也并非遵循資本主義薄記式“工資”原則，而是“由農場的家庭在同勞動辛苦程度的主觀評價進行比較之后，主觀地認定是令人滿意的或是差強人意的”，而在決定勞動耗費的主觀評價因素中，家庭需求滿足程度是一個決定性指標，“在完全相同的水平上，對于同樣客觀表述的單位勞動收益，主觀評價的不同主要取決于：需求滿足程度與勞動辛苦程度之間的基本均衡狀況”，如果基本均衡沒能實現，即使是低水平的勞動報酬，家庭農場仍舊會投入勞力，如果平衡已經得到實現，只有非常高的勞動報酬才能刺激農民投入更多的勞動力。這就是恰亞諾夫關于“勞動消費均衡”的“勞動家庭經濟活動”理論。
    因此，恰亞諾夫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單元的有利概念”同“家庭農場的有利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農民經濟活動的動機不同于企業(yè)主”。按照恰亞諾夫的觀點，處于前市場時代的小農經濟有自己獨特的運行機制，現代市場經濟運行規(guī)律對其缺乏適用性；改造傳統農業(yè)的途徑在于農戶走“合作化道路”。
    “利潤最大化”理論：與“勞動消費均衡”觀點截然不同，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傳統社會的農民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農場主，在經濟行為上沒有本質性差別，都遵循經濟學的“利潤最大化”原則。
    該理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國學者西奧多·舒爾茨。在其代表性著作《改造傳統農業(yè)》（1964，中譯本1999第2版）中，他反對從“文化差別”、“社會心理”和“社會結構”角度對傳統農業(yè)進行分析；堅持傳統農業(yè)是一個經濟概念，應該從經濟本身對農戶經濟行為進行分析。為了揭示傳統農業(yè)的特征，他提出著名的“貧窮而又有效率”假設，并根據社會學家對危地馬拉的帕那加撤爾和印度的塞納普爾這兩個傳統農業(yè)社會所作的調查資料，證明“在傳統農業(yè)中，生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況是比較少見的�！彼�根據印度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引起的農業(yè)勞動力的減少造成農業(yè)生產下降的事實證明：那種認為“貧窮社會中部分農業(yè)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學說是一種錯誤的學說”。
    舒爾茨通過對“貧窮而有效率”假設的實證分析指出，在“傳統農業(yè)”（機械動力、化肥、生物技術投入以前）中，農民對資源做出了最佳運用，他們“首先是一個企業(yè)家，一個商人，總是在竭力尋求那怕能賺到一個便士的途徑”，他們所進行的商業(yè)活動“都可以看作為，在一個非常發(fā)達的、傾向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由一個既是消費單位又是生產單位的居民所組織的貨幣經濟的特征”，他們對資源配置的高效性甚至連“有能力的農場經營者”都不能相比。
    最后，舒爾茨得出結論：傳統農業(yè)的停滯主要在于傳統生產要素的長期不變，因而改造傳統農業(yè)的正確途徑是提供給小農可以合理運用的現代生產因素，并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
    該理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賽謬爾·波普金，他在舒爾茨分析模型的基礎上，對“農戶經濟行為”的“理性”范疇進行延伸。在其代表著作《理性的小農》（1979）中，他提出中心假設——農民是理性的個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者，并指明“我所指的理性意味著，個人根據他們的偏好和價值觀評估他們行為選擇的后果，然后做出他認為能夠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的選擇�！痹凇敖洕硇浴焙汀捌谕в米畲蠡奔僭O的基礎上，波普金建立了一個用“公共選擇理論”揭示農民社會和農民行為的解釋模式。
    應該指出，“利潤最大化理論”，尤其是舒爾茨的“貧窮而有效率”學說，盡管“完全競爭市場”假設使其理論解釋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該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它打開了對農民行為研究的“理性視角”。
    “過密論”學說：農戶經濟行為是應該采用“利潤最大化”理論來解釋，抑或是用“家庭勞動農場結構”理論來解釋？這個問題在學術界爭論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美國學者黃宗智（1985，中譯本2000）在對中國20世紀從30年代到70年代的農村經濟狀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較為折中的理論。這種理論指出：中國的農戶經濟行為既受“家庭勞動結構”的限制，又部分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同時，農民所居于的劣勢社會階層地位，對其經濟行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所以，不能單純用上述任何一種理論對中國農戶的經濟行為進行解釋。
    黃氏運用不同的理論視角對不同階層的農戶經濟進行具體分析，指出對于“經營式農場”，更適合于用舒爾茨的“利潤最大化”理論解釋，對于“家庭式農場”則更適合用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解釋。對于恰亞諾夫提出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黃氏也提出不同的見解：“小農家庭在邊際報酬十分低的情況下繼續(xù)投入勞動力，可能只是由于小農家庭沒有相對于邊際勞動投入的邊際報酬概念，因為在他們心中，全年的勞動力投入和收成都是不可分隔的整體。耕地不足帶來的生存壓力會導致這樣的勞動投入達到非常高的水平，直至在邏輯上它的邊際產品接近于零。”——這就是黃氏著名的“總產出在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的條件下擴展”的“過密化”學說。
    最后，黃氏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鄉(xiāng)村經濟的停滯主要是由于“過密化”的結果，中國鄉(xiāng)村的發(fā)展應該走“工業(yè)化”的“反過密化”的道路。
    風險厭惡理論：與上述理論不同，“風險厭惡理論”，并非一種系統的、特有的農戶經濟行為理論；實際上，該理論流派主要是學者們運用“風險”與“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理論”，對農戶經濟行為進行研究的一種經濟學視角。正如“利潤最大化理論”，“風險厭惡理論”也假定農戶是對期望目標最優(yōu)化追求的經濟單元，所不同的是，它考慮到了“風險”和“不確定”因素。
    風險決策理論有兩個核心概念：“確定等價物”（certainty equivalence，簡稱CE）和期望貨幣值（Expected Money Value，簡稱EMV）；前者類似于使風險選擇能夠在個人穩(wěn)定偏好的范圍中作為參照物比較的東西，后者是可供選擇機會的平均期望值。風險厭惡理論的基本觀點為：根據CE與EMV的比較，可以確定行動者的風險態(tài)度；當CE＞EMV時，行為者為風險喜好者,當CE=EMV時，行為者為風險中立者,當CE＜EMV時，行為者為風險厭惡者。風險喜好者決策行為的基本特征是，甘愿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損失以獲取較高的期望效用，賭徒屬于典型的風險喜好者；風險厭惡者的決策特征是，為了獲取最低風險的效用，寧愿放棄哪怕是較低程度的風險收益；風險中立者的決策態(tài)度則介于兩者之間。
    在對農戶行為的“風險厭惡”研究中，有兩位學者不能不提——詹姆斯·斯科特和麥克爾·利普頓，他們將“風險厭惡理論”推到了極至。
    利普頓在其名著《小農經濟合理論》（1968）中，指出：風險厭惡是貧窮的小農的生存需要，因為如果他們不能負擔從一個季節(jié)到下一個季節(jié)的家庭基本需求的話，這些處于絕對貧困邊緣的小農將會被餓死；所以他們的經濟行為遵循“生存法則”（survival algorithm），他們表現出的一些表面上看似不合理的行為實質上是出于“災難避免”的理性考慮。
    詹姆斯·斯科特（1976，中譯本2001），在對20世紀30年代農南亞農民的政治思想、行為研究中，基于農民的生存環(huán)境，清楚明白地指出：“生存?zhèn)惱怼焙汀鞍踩谝弧辈攀寝r民社會行動的基本原則。他論證道：“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線的邊緣，……農民家庭對于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收益最大化，幾乎沒有進行計算的機會；典型情況是農民耕作者力圖避免的是可能毀滅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過冒險獲得大成功、發(fā)橫財。用決策語言來說，他的行為是不冒風險的，他要盡量縮小最大損失概率”，正是“在大多數前資本主義的農業(yè)社會里，對食物短缺的恐懼，產生了‘生存?zhèn)惱怼钡脑瓌t。
    風險厭惡理論，因為將“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納入農戶經濟行為的理論分析中，傳統經濟學的“效用最大化理論”，更為客觀，解釋力也更強；但是，其風險關注的焦點在于“市場風險”，其對非市場風險的忽略，尤其是對社會結構性因素和社會保障失卻造成的風險因素的忽略，對農戶經濟行為的分析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缺憾。
    “農場戶”理論：該理論最初主要用來解釋一種違背常理的經驗發(fā)現：即，一種主要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并沒有帶來日本農村部門市場剩余的顯著增加。學者們尋找對這個問題的理論解釋，逐漸發(fā)展出將生產決策和消費決策聯系起來的農場戶經濟模型。
    事實上，農場戶模型的發(fā)展主要得益于兩種理論：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和貝克爾的“新家庭經濟學”。前者的理論核心在于，農戶經濟活動組織的基礎是家庭勞動農場，農戶是一種集生產決策與消費決策于一體的經濟單元。新家庭經濟學的理論核心在于，把家庭成員的所有時間單元的價值（不論用于家務、工資性工作還是休閑等），都根據市場工資給以機會成本式的估價，家庭根據傳統廠商理論的成本最小化原則組織生產決策，根據傳統消費理論的效用最大化原則組織消費決策，通過時間、購買性商品(X-goods)與生計性消費品（Z-goods）的組合來實現家庭效用的最大化。這樣通過“時間分配理論”和“生產消費一體化”這兩個概念的結合，農場戶模型得以建立。
    在農場戶模型的發(fā)展和完善中，經濟學家巴納姆和斯奎爾在他們的名著《農場戶模型：理論和實證》（1979）中，提出了一個既包括生產者又包括消費者的完整的農戶模型，并把新家政學中的概念——Ｚ商品(農戶生產的直接用于消費的產品化服務)引入到農戶模型中，同時，修改了恰亞諾夫關于不存在勞動力市場的假定。
    不同于恰亞諾夫的理論假定，巴納姆和斯奎爾模型明確假定：首先，勞動力市場的存在，即，農場可以根據一個既定的市場工資雇進或者雇出勞動力；其次，農戶可以有效接近的土地是固定的（至少在研究下的生產循環(huán)中）；第三，“家務勞動”和休閑被同等視作為滿足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項目；第四，農戶需要在消費家庭生產的產品與銷售家庭產品用以購買農場外生產產品之間作出選擇；第五，不確定和風險下的行為忽略不計。

    基于上述假定，巴納姆和斯奎爾根據對馬來西亞穆達河山谷的農戶經濟行為的經驗研究得出結論：市場工資的上升將引起總農場輸出的下降、家庭提供的在農場工作時間的上升、家庭雇傭勞動使用的下降和農場輸出在家庭內消費比例的上升；家庭輸出的市場價格的上升，將引起家庭輸出的上升和總收入的上升，家庭自己消費的降低和市場供給的上升等。
    婁（1986）的研究基于南非邊緣的一些非洲國家，這些國家的突出特征在于：高度發(fā)達是工資勞動市場的存在。婁指出，他的模型不同于巴納姆和斯奎爾模型的地方在于：首先，盡管勞動力市場存在，但是，在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率因勞動的種類、尤其是性別而不同，這明顯不同于巴納姆和斯奎爾模型的單一市場工資率（single marketwage rate）假定；其次，本國土地使用制度的存在，即，允許農戶根據家庭規(guī)模彈性接近耕地（這相似于恰亞諾夫的耕地假設不同于巴納姆和斯奎爾模型的固定耕地假設），第三，農戶自己生產的食品的價格不同于市場購買的食品價格（這對照于巴納姆和斯奎爾模型的固定食品價格假設；第四，家庭雇出勞動力是農場勞動配置的主要特征（對照于巴納姆和斯奎爾模型的農戶勞動以勞動雇入為主的特征）。婁的上述假定首先意味著“工資性工作比較優(yōu)勢”的存在。婁的模型由于增加了對農戶面臨形勢的適應性，，而被認為是微觀經濟學分析的一個更為有力的工具。
    必須指出：盡管婁模型和巴納姆和斯奎爾模型在理論假定的幾個主要方面均顯示出巨大差距；但是，兩個模型均以新家庭經濟學的時間配置規(guī)律為基礎，在農戶的生產函數中遵循最優(yōu)時間配置；同時，兩個模型相比恰亞諾夫最早的農戶經濟行為模型，均增加了勞動力市場的存在。正是由于兩個模型對勞動力市場的強調，在經濟學中，改變了恰亞諾夫關于農戶經濟行為的內在邏輯，是恰亞諾夫關于農戶經濟行為的“獨特的經濟計算模式”消失，并使其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效用最大化理論統一起來。
    綜上，農戶經濟行為理論本身展現了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勞動消費均衡理論”和“利潤最大化理論”是兩大基本理論傳統，“風險厭惡理論”和“農場戶”模型則是從不同角度對上述兩理論的發(fā)展，而黃宗智的“過密論”則是運用兩種理論對中國研究所得的具體學說。截至目前，農場戶模型和風險厭惡理論已經成為西方農戶經濟理論的主流理論。
    
   

  本文關鍵詞：農戶經濟理論再議，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