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xù)性研究，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2007年第4期

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xù)性研究

陳浪南　劉宏偉3

　　內容提要:本文利用1979年至2004,均值和方差轉移的二階自回歸(MSMV(32Gibbs抽樣非參數(shù)估計方法,。實證結果表明,MSMV(3)2AR(2),顯著支持增長率序列具有三區(qū)制狀

態(tài):,。我國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主要體現(xiàn)在、方差、階段性之間的轉移概率的不同。我國經濟周期的持續(xù)性主要體現(xiàn)在各個增長階段的自維持概率和階段性之間的轉移概率的不同。此外,我國經濟“適速增長階段”的穩(wěn)定性最高“,高速增長階段”的平均持續(xù)期最長。

關鍵詞:經濟周期　非對稱性　持續(xù)性　Markov2Switching模型　Gibbs抽樣

一、引　言

經濟周期是指單個經濟總量增長指標圍繞其長期趨勢的擴張和收縮過程而體現(xiàn)出的周期性波動。自從BurnsandMitchell(1946)提出了經濟周期階段的具體描述以后,有關經濟周期波動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突破。KleinandMoore(1985)提出了增長型經濟周期,即總量經濟水平圍繞其趨勢水平的波動或者總量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在增長型周期中,如果實際增長在長期趨勢之上,經濟處于擴張期;相反,如果實際增長低于長期趨勢,經濟處于緊縮期。從經濟增長周期理論可知,經濟持續(xù)性地增長是很難達到的,經濟增長是反復波動、迂回曲折地向前發(fā)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經濟周期經常展現(xiàn)出一些共同的特性,其中重要的一個就是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即在經濟周期的擴張和緊縮階段表現(xiàn)出不同的行為(Kontolemis,1999)。

對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有:Neftci(1984)的馬爾可夫過程的分析框架對其的統(tǒng)計推斷、Hamilton(1989)的二區(qū)制的馬爾可夫轉移(MS)模型、Friedman(1993)的“牽拉理論”模型(PluckingModel)和Schel(1994)的三區(qū)制特征的經濟周期模型。Neftci(1984)使用有限狀態(tài)馬爾可夫過程(MarkovProcess)的分析框架支持Keynes(1936)對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現(xiàn)象的描述:美國戰(zhàn)后失業(yè)率存在這樣一種特征———陡然上升和緩慢下降。也就是說,失業(yè)率的上升要比下降的時間更短。Sichel(1993)識別了經濟周期中的兩類非對稱性:谷底型(deep)非對稱性和波峰型(steep)非對稱性,并報告了兩者在美國的經濟周期中都是顯著的。隨后Sichel(1994)提出了3區(qū)制特征的經濟周期模型:衰退階段,高速增長的復蘇階段———在此階段產出回到以前水平,復蘇以后的穩(wěn)定增長階段。此外,Brunner(1992,1997),CoverandHueng(2003),FrenchandSichel

3　陳浪南,中山大學經濟研究所、嶺南學院,郵政編碼:510275,電子信箱:lnscln@mail.sysu.edu.cn;劉宏偉,廣發(fā)證券結構融資部。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重大項目(05JJD79007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0473106,70673116));中山大學“985工程”產業(yè)與區(qū)域發(fā)展研究創(chuàng)新基地;上海立信會計學院中國立信風險管理研究院課題;及廣東省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經費資助成果之一。感謝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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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浪南、劉宏偉: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xù)性研究

(1993),Hamori(2000)和Lee(1999,2002)等人采用ARCH類模型研究產出增長波動率的非對稱性。研究結果表明,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的經濟增長的波動率都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

目前,大量的研究采用類似于基于經濟增長緊縮時期的虛擬變量或閾(Threshold)模型來檢驗經濟增長周期的非對稱性(Kimetal,2005)。KimandNelson(1999b)、MillsandWang(2002)和劉金全、劉志剛與于冬(2005)等人把經濟增長過程簡單分為二區(qū)制狀態(tài):。他們都采用比較完整的二區(qū)制MS模型,實證結果都支持了模型,的一種有效方法,。

近來,國內學者如劉金全和范劍青(2001(2005)等人采用Hodrick2Prescott濾波和時間趨勢分解方法GDP、貨幣供應量M2、財政支出、投資、進出口、相關性。,而價格的非對稱性調整會,進而導致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但是,他們所采用的數(shù)據(jù)區(qū)間僅為1992年至2000年,觀察值太少。

本文吸收劉樹成(2003)、劉金全和王大勇(2003)、郭明星、劉金全和劉志剛(2005)與Girardin(2005)等人的經濟增長三區(qū)制劃分思想,將我國經濟增長過程劃分為三個不同的區(qū)制狀態(tài):低速增長階段、適速發(fā)展階段和高速增長階段,并允許各個區(qū)制內的均值和方差不同,運用三區(qū)制馬爾可夫均值和方差區(qū)制轉移模型和貝葉斯Gibbs抽樣非參數(shù)的方法來研究我國1979—2004年之間經濟增長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xù)性等特性。

二、實證模型

(一)模型描述

從圖1A可知,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過程出現(xiàn)了顯著的周期性波動,但自1996年經濟實現(xiàn)“軟著陸”以后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明顯降低。圖1B描述了1982年至2004年期間實際產出增長率的條件波動率(采用滾動窗口內的樣本標準差計算,窗口長度為16個季度)。從圖1可知,我國經濟增長的波動率并非平穩(wěn)不變的,而是有“大起大落”、“緩起緩落”、“大起緩落”和“緩起大落”等多種形態(tài)

。

圖1　我國實際季度GDP增長率和條件波動性(單位:%)　

盡管大量的線性和非線性時間序列模型能模擬經濟周期中的各種特性,但線性模型不能很好刻畫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最近大量的非線性模型,如閾(Threshold)模型、平滑轉移自回歸模型(SmoothTransitionAutoregressivemodel)(TerasvirtaandAnderson,1992),和馬爾可夫區(qū)制轉移(Markovregime2Switching,MS)模型(Hamilton,1989;Krolzig,1997,2001;KimandNelson,1999a,b,c,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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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都可以用來描述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當中的相關變量的非線性行為。但是,閾(Threshold)模型在描述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轉移和鏈接方面存在局限,而STAR模型則側重于描述不同階段狀態(tài)轉移過程中所表現(xiàn)的平滑特征。相比較而言,若把MS模型當中不同區(qū)制變量視為經濟周期中的不同階段的話,由于MS模型只需依據(jù)樣本數(shù)據(jù)便可推導出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轉換概率,并且MS模型當中的系數(shù)估計、條件均值、異方差性、形式。因而,用MS(Simpsonetal.,2001)。續(xù)性。

,本研究采用類似于McConnellandPerez2Quiros(2000)和K((Markovregime2Switching)模型,結合AIC和HQ(p=2),最后,我們選取MSMV(3)2AR(2)(Three2regimeMeanandVariancewithAR(2)model)來研究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特征。具體表述如下:

2[rt-μ(St)]=<1[rt-1-μ(St-1)]+<2[rt-2-μ(St-2)]+σ(St)εt

εt～N[0,1]

2(2.1)(2.2)　　其中,rt表示經濟增長率,μ(St)和σ(St)分別為依賴于不可觀測的狀態(tài)變量St的實際季度

GDP增長率rt的條件均值和條件方差。另外,我們假定狀態(tài)變量St是離散取值的三區(qū)制一階馬爾可夫過程(MarkovProcess),取值為1,2和3。這樣,變量St的轉移概率矩陣P為:

p11,p1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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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1,p22,p23

p31,p32,p(2.3)

其中

pij=Pr[St=j|St-1=i],∑3

j=1pij=1,Πi=1,2,3(2.4)

　　pij表示為狀態(tài)變量St從t21時刻i狀態(tài)轉換到t時刻j狀態(tài)的概率,很明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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