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新詩發(fā)展史上,魯迅為胡適《嘗試集》"刪詩"與《我的失戀》引發(fā)的"撤稿事件"是兩個端點,其間的變化象征著新文化陣營走向分化,也反映了魯迅對新詩寫作倫理建構(gòu)的參與。出于對新詩發(fā)展路向上的潛在危機的高度警惕,魯迅先后將舊文人積習的殘余與青年自身的頹唐狀態(tài)視為詩的"敵人"。他在《立論》中通過對"壽詩"的改寫和解構(gòu),擺脫了與舊文類的形式相似性所造成的困擾;而他對"阿呀體"的復雜態(tài)度背后,則是在新詩批評的輿論場中建構(gòu)理想的寫作倫理的努力。 

【文章來源】：文學評論.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7 頁

【文章目錄】：
一兩首“壽詩”
二“阿呀體”與“哈哈論”
三白話詩的“奮斗”與“中衰”
四結(jié)語：從“刪詩”到“撤稿”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言志”的吊詭:重讀《立論》[J]. 朱崇科.  臨沂大學學報. 2015(06)
[2]魯迅為胡適刪詩信件的發(fā)現(xiàn)[J]. 陳平原.  魯迅研究月刊. 2000(10)
[3]魯迅詩歌雜談——讀魯迅先生幾首詩的一些感想和體會[J]. 孫席珍.  文史哲. 1978(02)



本文編號：3045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