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略論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目的與方式，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一、古代文學傳播研究現狀

    本文論述的古代文學傳播指古代文學的文學樣式或者文學作品從一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從一個區(qū)域傳遞到另一個區(qū)域，從一個社會傳遞到另一個社會，是古代文學向外傳遞、擴散而超出其創(chuàng)作者范圍的一種流動現象。目前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研究仍較少涉獵。張次第女士在《鄭州大學學報》第37卷第2期署名《略論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目的與方式》一文中很有見地地談到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目的和傳播方式等問題，實在是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的一大突破性進展。但也是較為籠統(tǒng)地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進行了宏觀的描述，進一步的研究亟待跟進。

    研究古代文學傳播實際上是一個文學動力學范疇。論者在研究古代文學傳播的過程中發(fā)現：創(chuàng)造性模仿是古代文學傳播的一種主要的動力，在其傳播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強調整個人類認識過程是模仿與創(chuàng)造相統(tǒng)一的過程。本文所論述的創(chuàng)造性模仿是指后起者通過模擬、借鑒、產生聯想來改變原來的對象而進行創(chuàng)造的方法, 也可以稱之為模仿性創(chuàng)造。古往今來的無數文學創(chuàng)作者，在集體潛意識的作用下，往往習慣于或者說自覺不自覺地利用前人作品已有的影響所帶來的機遇對其進行“創(chuàng)造性模仿”，憑借模仿對象的影響而迅速與受眾心理貼近，在文化心理與生活經驗上與受眾產生一種先天的天然親和，從而更大可能地被受眾接納，使得文學的傳播得以順利進行。

    二、古代文學傳播的作用形式

    古代文學一旦傳播出來就一目了然，特別有利于模仿。從一個地區(qū)移入另一個地區(qū)，如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經過譯介傳播到國外，是一種創(chuàng)新(地區(qū)新)；適當改變作品的內容與形式，如金代的下層文人董解元利用當時流行的諸宮調形式將唐代元稹的小說《鶯鶯傳》改編成《西廂記諸宮調》，元代的王實甫又繼承“董西廂”，創(chuàng)作出雜劇《西廂記》，也是一種創(chuàng)新( 內容新與形式新); 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傳播, 如馮夢龍和凌濛初編輯出版“三言二拍”，將口頭傳播的“說話”變?yōu)橐环N案頭讀物，更是一種創(chuàng)新(傳播方式新)。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創(chuàng)造性模仿首先就是對模仿對象的積極宣傳和推廣。成功的創(chuàng)造性模仿從正面發(fā)掘、張揚了先前文學的價值和魅力，為先前文學的廣泛傳播提供了一種順水推舟的推動力。文學作品在確立了自身的文本價值的同時，有力地推動先前文學作品的傳播。如左思心儀東漢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兩京賦》，便費時十年寫成《三都賦》，使得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兩京賦》也隨“洛陽紙貴”得以廣泛傳播。不成功的創(chuàng)造性模仿從反面襯托、彰顯了先前文學的價值和魅力，為先前文學地廣泛傳播提供了一種逆風飛揚的托起力。如宋初詩壇最早流行應答酬唱、淺切易曉的“白樂天體”，代表人物徐鉉、李昉等雖沒有取得十分了不起的文學成就，仍極大地推動了白居易的作品在宋代的傳播。

    三、創(chuàng)造性模仿與傳播目的及方式

    1、創(chuàng)造性模仿與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目的緊密聯系。統(tǒng)治者的創(chuàng)造性模仿表現在察民意觀民風。如關于《詩經》形成有采詩一說，講的就是周朝政府派“行人振木鐸以求詩”的情形，漢朝以后則主要是通過中央政府所設的“樂府”機構來進行如漢樂府、南北朝樂府的設立，唐代柳宗元的“以俟觀人風者得之”（《捕蛇者說》）表明當時的統(tǒng)治者也是模仿了前代統(tǒng)治者的做法并有所創(chuàng)造，所設的樂坊加強了諸如演練《霓裳羽衣曲》的職能。

    士人的創(chuàng)造性模仿表現在多個方面�；蚋深A政治、諷喻勸諫，如早在周代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詩是周代貴族的精神品格在不同政治形勢下的表現，由此形成的“賦詩言志”傳統(tǒng)發(fā)展至漢代則嬗變?yōu)橐源筚x來歌功頌德；或抒發(fā)情懷、豁展懷抱，如屈原開啟的香草美人傳統(tǒng)，那成千上百首憑吊屈原的詩詞歌賦便是創(chuàng)造性模仿的明證；或教化民眾，古代士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動機很多都是直接承襲了道學心腸教誨人生的教育傾向的，包括那些大寫戀情、色情小說的作家們；或者藝術鑒賞與文學價值追求，一部文學史是一部文人相輕相重的交往史，彼此的鑒賞有力地推動了古代文學的傳播，表現在我們眼前的就是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學術語，諸如“永明體”、“徐庾體”、“上官體”、“白居易體”、“晚唐體”、“西昆體”、“臺閣體”，以及“韓孟”、“元白”等等；或“為稻糧謀”，商業(yè)營銷等傳播目的也無不蘊含著創(chuàng)造性模仿的成分在內，正是看到馮夢龍的大獲成功，獲利頗豐，才使得凌濛初架不住書商的勸說，終有“二拍”問世的；明末抱甕老人也正是看到“三言二拍”的無限商機，方才從兩書中選出佳作四十篇編成《今古奇觀》在民間流傳的。

    由是觀之，無論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目的與創(chuàng)造性模仿確系有著密切的關系。值得指出的是，傳播目的理論上的分類表述和研究并不意味著在實踐中它們也是涇渭分明的。在實際的傳播活動中，創(chuàng)作目的是第一傳播目的或者稱之為傳播首目的，，一部作品同時兼有幾種不同傳播目的的情形常常存在，如《二拍》比較明顯的傳播目的是商業(yè)營銷，但也有自娛與娛人的成分在，凌濛初不僅想模仿馮夢龍創(chuàng)造小說的方式，更想獲得像他一樣的成就而名垂青史。傳播目的不僅僅是創(chuàng)作者的創(chuàng)作首目的，常常還要附加后來參與進來的傳播者的目的，可能多是傾向于盈利或贏名了。

    2、創(chuàng)造性模仿與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息息相關。傳播方式在傳播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文學傳播方式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四種：單一傳播，如口傳、行吟、游說等；線性傳播如通俗小說版本演進、故事改編等；非線性傳播，如古文運動、新樂府運動等；放射性傳播，如文學體派或社團傳播等。

    單一傳播是初級形式的創(chuàng)造性模仿。初期的古代文學主要是靠口口相傳，隨著文字的普及和發(fā)展，書面方式的傳播越來越多地被使用，但口頭的方式沒有廢止。盡管說話、評書等則有著種種落入俗套的故事情節(jié)與發(fā)展模式，以至于“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但對文學的傳播仍有著重大的意義。

    文字的普及和印刷術的推廣產生了線性傳播，為創(chuàng)造性模仿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fā)揮空間。以小說的傳播為例，明清小說主要是以文字為傳播媒介的，其傳播對象便是有文化的受眾群體，他們通過閱讀文本來接受內容，其獲取文本的方式主要有購買、轉借及租賃等，由此確立了一種基本的傳播方式——版籍傳播，并逐漸形成了以版籍傳播方式為主的線性傳播模式。不同版本的改編使先前的文學作品更適合受眾的價值取向與審美情趣，從而產生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大規(guī)模的有指向性的創(chuàng)造性模仿的結果產生了非線性傳播。一部（篇）文學作品憑借文學運動的方式在同一時代得到廣泛傳播的現象，大約相當于今天傳播學中的組織傳播。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史上，大規(guī)模的模仿幾度蔚然成風，如明代“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復古運動, 乃至歷代文人的酬唱相和，也無不是創(chuàng)造性模仿的不斷嘗試，由此形成了一種很有力度的文學傳播。

    放射性傳播則是密集型的創(chuàng)造性模仿發(fā)散流布的結果。由一個文學體派為原點向四外擴散的放射性傳播模式，掀起了古代文學傳播史上一個又一個的漣漪。如《西昆酬唱集》行世后，西昆體風行一時，成為當時詩壇上獨領風騷的詩歌流派。歐陽修說：“蓋自楊、劉唱和，《西昆集》行，后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昆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六一詩話》）便是對當時盛況的追憶。

    四、創(chuàng)造性模仿對文學傳播的現實意義

    （一）創(chuàng)造性模仿為提升古代文學傳播力指明了努力方向。

    古代文學傳播成功的實質是贏得廣大的受眾。古代文學生存和傳播的前提就是要分層次地滿足不同受眾的不同需要，比較有效的辦法是發(fā)揮自身的優(yōu)長，找到、找準自己的長處恰好又是其他文學樣式或者作品短處的部分，形成自己的特色，突出我有而它無的部分，充分顯示自己比人家精彩的部分，盡情展露本文體或者本文本的風格魅力，以此向受眾證明自己的特有價值和無可取代性，特有價值是無可取代性得以確立的基礎，并努力培養(yǎng)受眾對本文體或者本文本的忠誠。古代文學在傳播競爭中，直接的創(chuàng)造性模仿是認準一家“豪奪”——異地移植。如元末明初的“四大南戲”——“荊、劉、拜、殺”中的《拜月亭》相傳就是元人施惠把關漢卿的《閨怨佳人拜月亭》從北方大都搬到南方溫州稍加改編而大獲成功的。間接的創(chuàng)造性模仿是光顧多家“巧取”——異體挪用。如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便是羅貫中在長期傳說的基礎上，參考了晉陳壽的《三國志》和劉宋時裴松之的注和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建安虞氏刊刻的《三國志平話》等歷史資料，再熔鑄進他自己的生活體驗與思想感情加工而成的，《水滸傳》、《西游記》等也莫不是寫定者創(chuàng)造性模仿的結果。

    （二）創(chuàng)造性模仿為激發(fā)當代文學傳播力提供了具體途徑。

    一是把模仿與創(chuàng)造緊密結合起來，在模仿中不斷推進文學的發(fā)展是古代文學傳播繼往開來的思想基礎。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對待文學傳播，不僅是一個關系傳承古代文明和弘揚民族精神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也是一個繁榮當下文學的重要因素。最重要和最關鍵的一條，就是要處理好模仿與創(chuàng)造、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模仿是創(chuàng)造的基礎，繼承是創(chuàng)新的前提，沒有模仿和繼承，就談不上創(chuàng)造和創(chuàng)新。反之，沒有創(chuàng)造和創(chuàng)新，模仿和繼承也就是一句空話。只有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做到既研讀經典著作，又寫出新篇章；既模仿傳統(tǒng)創(chuàng)播方式，又創(chuàng)造新的傳播方法，才能使文學傳播事業(yè)充滿生機、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

    二是把“復古”與“革新”緊密結合起來，著眼于時代的發(fā)展變化對文學的新要求是古代文學傳播繼往開來的實踐基礎。從整個文學流淌的河流來看，文學的發(fā)展和傳播不是勻速進行的，而是跳躍式地邁進；從一個時代來看亦是如此，一個時代的文學總是表現為幾個標志性的點，這些點往往表現為幾個著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這也是文學史編纂的架構。一些不那么著名的作家作品往往是在它們的影響下產生的，或者表現為一次次的“復古”運動，如古文運動、唐宋派等文學現象便是明證；或者表現為一次次的“革新”嘗試，如新樂府運動、“獨抒性靈說”等文學思潮足以證明。

    三是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不斷開拓文學傳播的新局面是古代文學傳播繼往開來的基本途徑和基本范式。前者的表現如自司馬遷提出“發(fā)憤著書”說以降，唐李白有“哀怨起騷人”的詩句，韓愈“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柳宗元“以發(fā)其郁積而學者得其勵”，宋有歐陽修“詩窮而后工”，陸游“悲憤積于中而無言始發(fā)為詩”，清有龔自珍“泄天下之拗怒”等。后者的表現如前后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便是要對秦漢盛唐文人為文做詩的實踐進行創(chuàng)造性模仿。

    五、結語

    古代文學傳播是伴隨著古代文學的產生而產生的，從創(chuàng)作目的也就是第一傳播目的來說，既有“立言”傳統(tǒng)的外在召喚，又有對自己心儀文人進行創(chuàng)造性模仿的內在驅動；就創(chuàng)作過程來看，說“學習”，說“借鑒”，說“化用”，其實質就是在直接運用創(chuàng)造性模仿的力量來影響作品；就不斷完善的傳播方式而言，都是“前邊有車，后邊有轍”，更因連續(xù)不斷地創(chuàng)造性模仿終成傳統(tǒng)。

  本文關鍵詞：略論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目的與方式，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