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若干問題的反思，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內容提要】
中國古代文學的近代研究已走過了百年歷程，但仍有一些問題尚未得到充分討論和反思。其首要問題是文學觀念的僵化和滯后，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如過分追攀學術時尚、老問題翻新等。

【關鍵詞】 古代文學 反思

從上世紀初黃人、林傳甲等人編寫《中國文學史》起，中國古代文學的近代研究也已走過了百年歷程。在進入21世紀門檻的前后，古代文學研究界對這一學科的百年歷史曾紛紛撰文進行回顧和總結，應該說，通過這些相對集中的討論，古代文學研究中有些問題明確了，過去的模糊認識得到了澄清;有些問題趨于明確，過去的模糊認識有望得到澄清。但是仍有一些問題尚未得到充分的討論和反思，直到今天仍不免讓人感到困惑。本文擬選擇在筆者看來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影響較大的若干問題，發(fā)表一管之見，以就正于方家。

反思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我以為其存在的首要問題是文學觀念的僵化和滯后。與其他專業(yè)和學科相比，古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較為悠久，積累的實踐經驗比較多，因此，就總體而言，它的成熟程度應該是優(yōu)于其他學科的。但是，幾十年來的文學研究現實卻并不令人樂觀。我們常常感到，古代文學研究所持基本觀念是相對比較簡單的，對于文學中敏感的理論性問題也幾乎不感興趣。比如說機械的文學反映論在業(yè)內仍然占有很大的市場，作家創(chuàng)作中的主體性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再比如，早在上世紀初，《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第一代學者在他們研究伊始，不僅明確提出了“什么是文學”的問題，而且從理論闡釋上給予了較好的回答。把這樣的問題不僅提出來而且先行予以理論的界定雖看似基礎，但卻并不簡單。因為這樣的做法表明，那一代學人是明確具有理性地劃分文學邊界的鮮明意識的，在他們看來，，只有這一問題得以明確，此后的研究和討論才可能是建立在可靠基礎之上的。當然，明確地提出問題并不等于完滿地解決問題，那一代學者所提出的問題并沒有在他們的研究實踐中得到完滿解決，甚至很多問題幾乎沒有解決。但是他們當時明確提出這一問題時所具有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敏感是很值得我們今天肯定的，因為有無這個意識和敏感，其實是有很大區(qū)別的。但是，在走過百年長路以后，在古代文學研究成果取得的數量是百年前的十倍百倍的今天，類似這樣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敏感反倒不多見了。我們在研究中所持守的多是文學觀念中最最基本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僵化和滯后的。

在僵化和滯后的觀念制約下，也就很難產生對相關文學對象研究的突破。僵化、滯后的觀念往往帶來僵化和滯后的文學研究現實。要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眾所周知，在我們幾十年通行的文學理論中，有一個觀點一直是占據主流地位的，那就是“文學產生于勞動”說。當然，我們如果要探討文學的發(fā)生問題，這一觀點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它本身是含有合理成分的。起碼截止目前被大多數人認可的也是占主流地位的兩種觀點“文學產生于勞動”和“文學產生于游戲”中，“文學產生于勞動”還是一個有相當影響力的觀點。實在說來，“文學產生于勞動”是一個誕生于革命遠比文學重要的特殊年代的理論，從它產生之日起，這個理論就帶有很強的排他性和革命色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一雖包含合理性但更多地帶有革命色彩的理論是不允許被懷疑更不可能對之進行平等討論的，由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包含合理性就成了唯一正確性。不僅如此，它還沿著正確的方向不斷被夸張不斷被放大，以至于到了不僅在討論文學的起源，就連我們在研究探討某種文學文體產生的時候，也幾乎都可以毫不費力地習慣成自然地貼上這一標簽，判定它產生的根源在勞動而不在其他。問題在于，這一觀點首先不是不可商量的，它不具有也不應該具有唯一性;其次作為一個理論它應該具有自己的邊界，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多年來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差不多都把這一觀點當成了真理，奉之為圭臬，從而一遇到問題也就習慣性地簡單地照搬照套了。事實上，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許多文學現象產生的真實原因都要比這一理論復雜，也可以說都與這一理論相左。特別是在文體問題上，“文學產生于勞動”理論邊界的盲目擴大，恰恰導致惟命是從的研究者在研究中犯下本可避免的基礎性失誤。別的不用說，僅以漢賦為例，如果仍以勞動理論認定漢賦的產生和發(fā)展，我們認為就是極不準確的。根據我們的研究，漢賦文體的形成既與勞動無關，也與我們一向認為的楚辭淵源并不構成一一對應的影響關系。我們倒是能夠找到可靠的證據證明，漢賦文體產生的更為真實的源頭是先秦隱語。先秦隱語的問對形式，先秦隱語的巧言狀物和描摹繪飾，構成了漢賦的基本骨架和基本結構。從先秦隱語，中經楚宮廷文人賦，再到漢代散體大賦，這是漢賦形成的基本線索。從漢賦發(fā)展變遷的整個過程看，貫穿始終的、促進漢賦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游戲。先秦隱語的生產和生活化操作是為游戲，楚宮廷文人以賦斗智是為游戲，漢王朝中群臣競相獻呈、盛極一時的煌煌大賦依然充滿著以繁辭麗句為勝、以鋪排揚厲為尚的游戲心態(tài)和游戲規(guī)則 （參見拙作《漢賦文體形成新論》，載《文藝研究》2004年第4期） 。除了漢賦以外，其他文體的產生和發(fā)展也還有不少與游戲有關者，茲不一一列舉，相信在未來的研究中，人們會越來越深切地認識這一點。但是，由于多少年來我們無意識或下意識地接受了一套陳舊的、僵化的理論和觀念，從而也就使得我們在所謂“經典”的陳舊觀念面前窒息了創(chuàng)新力和想象力，于是剩下的就只有墨守陳規(guī)認同舊說了。實際上直到今天，類似的情況仍然還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有形無形地制約著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

如果說上述由于滯后、陳舊的文學觀念帶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不利后果主要來自于我們原有的傳統(tǒng)的話，那么自上個世紀30年代前蘇聯文學思想和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領域的全面占有和全面控制以來，更使我們在很多情況下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文學研究的歧途。舉例來說，20世紀50年代以后，全國各大專院校中文系全面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大學本科學生使用的教材中，不管是著名專家編寫的還是師生共同編寫的，不管是編寫體例還是編撰原則，不論是作家選擇還是價值評判標準，其基本框架和基本模式幾乎一無例外是從前蘇聯照搬照抄過來的。我以為，蘇聯文學理論帶給中國文學研究最深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階級分析法，二是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二分論。前者基本屬于世界觀范圍，是決定方向的;后者是方法論，它直接限定了文學史編寫的具體操作。尤其是階級分析法，事實上它對古代文學研究的最大影響無非是強調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而在長期非正常研究環(huán)境中，階級分析的大面積運用，政治標準第一的強調，使研究者在堅持政治立場的同時而把文學標準無情地置于可有可無的無足輕重的地位，選擇作家要先看他的階級地位、階級出身，看他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還是站在被剝削階級立場上。有了這個標準，文學和文學性就只好退避三舍。其結果就像我們大家所看到的，政治標準第一成為政治標準唯一，文學研究成了政治批判的第二戰(zhàn)場。而在對具體的作家作品討論時，按照習慣的格式和通行的套路，文學史總是要先分析某一作家作品的思想內容，照例總結出一、二、三、四等若干條，并逐一舉例加以分析論證。然后是綜合敘述分析該作家作品的藝術特點，也無非是總結一、二、三、四等若干條。交代完這些內容，文學史上某位作家的功過是非包括文學史地位就大體有了結論。這樣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那種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二分的結構套路，雖不能說正是因為它才使完整的作家作品遭到嚴重割裂，但確確實實由于這一結構套路長期占據古代文學研究的強勢地位，從而使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的無障礙創(chuàng)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則是沒有疑問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古代文學研究長時期以來基本上是走在蘇聯老大哥為我們設定和鋪平的舊路上的。我們堅信，中國古代文學界絕對不乏實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而且事實上近年來一些有識之士在他們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中已經作了突破舊有研究方式和格局的努力，但是，即使是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并試圖盡快扭轉此種局面的學人，要想在短時間內徹底擺脫幾十年蘇聯模式的影響，重建自己的新知識系統(tǒng)，也非一蹴而就，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想做到就能做到。因為這種機械看待文學和簡單闡釋文學的做法一旦構成固定的模式和形成傳統(tǒng)，耽誤的可能只是一代人或一茬人，而受其影響的就不僅是一代人或一茬人的問題了，實際上人們在接受傳統(tǒng)的同時也在培育著傳統(tǒng)。我以為問題的復雜性和問題的難度恐怕主要表現在這里。

  本文關鍵詞：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若干問題的反思，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