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驚嚇損害賠償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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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有關驚嚇損害(Nervous Shock)的論述中,作者通常會假設這樣一種案情來闡述其對驚嚇損害所作出的定義:一名母親目睹自己的孩子在由于被告過失行為所造成的事故中喪生,引發(fā)精神性疾病,如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這樣一種極端案型的假定,很容易使人們先入為主地認為,驚嚇損害賠償與“喪親之痛”賠償、無人身權利受損的純粹精神損害救濟、間接損害賠償?shù)葐栴}相關,并且持其中一種觀點的人往往花費大量篇幅反駁另外的觀點以證明自己觀點的合理性,但很少有文章能夠完整地回答“目睹”、“母親-孩子”、“過失行為”、“喪生”、“精神性疾病(psychiatric illness)”這些要素在確定驚嚇損害賠償責任中的作用。對于驚嚇損害本質內涵認識上的不統(tǒng)一阻礙了學界對該項制度的深入研究,也使得人們無法認識到有關驚嚇損害的探討對于完善我國人身損害賠償制度的重要意義。本文對英國法上驚嚇損害賠償制度的產生與發(fā)展作了一番考察,對驚嚇損害的本質內涵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并在此基礎上分析英國法所確立的驚嚇損害獲償條件的合理性及其對我國的借鑒意義。驚嚇損害在英國侵權法上通常被置于過失侵權規(guī)則中注意義務的認定一節(jié)下作為一種特殊的損害類型加以介紹和討論。非因過失導致的精神性疾病損害(psychiatric injury)由于在責任構成上適用與過失侵權完全不同的規(guī)則,本文不作介紹。驚嚇損害本質上是一種人身損害,而非精神損害,這一點英國的教科書已經給出了非常明確的說明。但是,相比較于傳統(tǒng)的身體傷害,此種損害在產生方式和表現(xiàn)形式上具有特殊性,正是這種特殊性決定了驚嚇損害案型中被告對原告是否負有注意義務的認定不同于一般的過失侵權案件。驚嚇損害的特殊性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損害的表現(xiàn)形式,具體來說,驚嚇損害通常以精神性疾病損害的形式存在,相比較于普通的身體傷害,精神性疾病損害往往難以證明,并且容易導致欺詐性訴訟。二是損害的產生方式,普通的身體傷害不可能隔空產生,必然有一個因侵權行為而產生的力作用于受害人的身體,導致?lián)p害后果的發(fā)生,從而使得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建立某種實質性的聯(lián)系。而精神性疾病損害卻可以隔空產生,換句話說,精神性疾病損害的產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這就使得因果關系的證明變得困難。這種損害可以因對臨近自身的危險的恐懼而產生,或者因目睹重大事故導致的死傷慘狀而產生,或者因得知關系密切的親友喪失的消息而產生。正是因為此種損害的上述特性,英國法早期將對精神性疾病損害的賠償嚴格限定在那些遭受身體傷害的受害人范圍內。隨著訴請此類損害賠償?shù)陌讣䲠?shù)量與類型逐漸增多,英國法院開始認識到相比較于普通的身體傷害,此類損害對受害人的影響有時侯更為嚴重和持久,如果一概否定對其的救濟,將會產生不公正的結果�；诖�,英國判例法在承認驚嚇損害可賠償性的基礎上,區(qū)分初級受害人(primary victims)和次級受害人(secondary victims)適用不同的獲償條件,并通過一系列“接近性要件(proximity requirements)”限制可獲得賠償?shù)拇渭壥芎θ说姆秶＿@些接近性要件包括:與初級受害人的密切關系(proximity of relationship),與事故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接近性(proximity of time and space)及親身感知要件(proximity of perception)。對驚嚇損害是否具有可賠償性及獲償條件的分析應綜合考慮以下全部情形,而非其中一種或幾種:(1)處于身體受傷害的危險范圍內且確實遭受身體傷害,并引發(fā)精神性疾病損害;(2)處于身體受傷害的危險范圍內但未遭受實際的身體傷害,因擔心自身或同行親友的安危引發(fā)精神性疾病損害。就此種情形而言還應考慮:其一,因擔心自身的安危與因擔心他人的安危引發(fā)精神性疾病損害是否應設置不同的獲償條件;其二,實際未處于身體受傷害的危險范圍內但由于事故的突發(fā)性、不可預見性等特點以為自己處于身體受傷害的危險范圍內,是否能依適用于此種情形的規(guī)則獲得救濟;(3)未處于身體受傷害的危險范圍內,因得知事故發(fā)生的消息受刺激致精神性疾病損害。對驚嚇損害賠償范圍的限制主要是針對第三種情形而言,第一、二種情形并不會導致賠償范圍擴張,因為在事故發(fā)生時處于危險范圍內的人必然是有限且確定的。所以英國法上初級受害人與次級受害人的劃分應以原告是否處于身體受傷害的危險范圍內為標準,原告是救援者或者雇員的身份并不會使判決結果有什么不同。在準確界定驚嚇損害內涵及分析驚嚇損害獲償條件的影響因素的基礎上,本文有針對性地對我國的相關司法判決進行了實證研究。我國訴請驚嚇損害賠償?shù)陌咐鄬碚f較少,尤其是次級受害人案件,原因在于,此類損害在產生方式和表現(xiàn)形式上與傳統(tǒng)的身體傷害有很大的區(qū)別,現(xiàn)行法律體系中并沒有針對此類損害的明確的訴請依據(jù)存在。在涉及三方當事人的案件中,直接受害人因侵權行為死亡,第三人因此罹患精神性疾病損害時,法院往往依據(jù)“喪親之痛”賠償規(guī)則進行裁判,第三人遭受可證實的精神性疾病損害的事實通常僅作為精神損害嚴重程度的證明,在確定死者近親屬精神損害賠償金數(shù)額時加以考慮。這就使得同一類型損害在涉及雙方當事人的案件中被作為健康權受損處理,而在涉及三方當事人的案件中被作為精神損害處理,容易引起混亂。驚嚇損害不是精神損害,我國《侵權責任法》第22條規(guī)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如果認為驚嚇損害應適用有關精神損害賠償?shù)南嚓P規(guī)則,原告想要獲得救濟,就必須證明其存在精神性疾病損害之外的“人身權益”受損,這在次級受害人案件中顯然是很難證明的。為解決這一問題,有學者提出驚嚇損害賠償是對獨立的精神和情感安寧利益的保護,但這很難解釋英國法為次級受害人案件所設置的限制賠償責任的規(guī)則,人們很容易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么一名母親必須在事故現(xiàn)場親眼目睹自己的孩子受到傷害,法律才認可對其所遭受痛苦的救濟?將驚嚇損害界定為健康權受損似乎是現(xiàn)行法律體系下解決問題最好的選擇,但這種方式是以抹殺掉驚嚇損害的特性為代價的。很難解釋除“必須達到健康受損程度”之外的限制此類損害賠償責任范圍的其他要件,如接近性要件等。德國法通過“法規(guī)目的說”似乎可以解決這一問題,但此類損害與其它類型健康權受損適用不同賠償規(guī)則的“法規(guī)目的”何在,仍然是必須要回答的問題。鑒于驚嚇損害不同于傳統(tǒng)身體傷害的特殊性質,筆者建議在特殊的侵權責任一編單設一章對這類特殊的損害進行救濟。借鑒英國法,以原告是否“處于可能遭受身體傷害的危險范圍內”區(qū)分初級受害人與次級受害人,設置不同的獲償條件。
【學位授予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6
【分類號】：D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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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1136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