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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父輩談錢均夫錢學森父子逸事

發(fā)布日期： 2013-07-04 發(fā)布：  

  2013年第3期目錄       本期共收錄文章20篇

　　2009年10月31日，世界著名科學家、對當代中國作出巨大貢獻的一代知識分子楷模錢學森先生不幸駕鶴西去，斯其時，舉國痛惜。我厲、錢兩家世代交好，驚慟之下，筆者亦曾于2010年清明前夕，在“人民網(wǎng)”發(fā)表拙文《摯友后人追憶錢學森及其父親錢均夫的點點滴滴》，以聊表哀悼之情。此后數(shù)年，也常常在報刊媒體讀到悼念文章，總覺得談之泛泛者多。憶及家中父輩曾屢屢提及的錢均夫、錢學森父子昔年趣事，特追記如下，以遙寄我對前輩和家鄉(xiāng)的深切懷念之情，并饗讀者。
中國論文網(wǎng)
　　一
　　錢家與余之厲家均根植于杭州，兩家情誼也結(jié)果于杭州，以同氣連枝來形容父輩的交往并不為過。
　　我祖父厲良玉（1865-1940），字韞山，系清代貢生，曾先后任浙江溫州和處州（今麗水市）知府文幕。祖父喜好金石，追摹秦漢，兼擅南北兩派，尤喜刻楷書長跋，所作《百壽圖》著名于時。厲家世代原居于杭州上城區(qū)上倉橋和六部橋附近的橫箭道巷，鄰近南宋皇家遺址，新中國成立初期被當?shù)卣饔茫瑒潥w國營的東南肥皂廠（后發(fā)展為東南化工廠），據(jù)說該廠現(xiàn)已遷至杭州南郊，橫箭道巷亦不復(fù)存在。我記得當時家中舊居有一間祖宗堂，供奉的高祖牌位是清代初期大文學家厲鶚（字太鴻，號樊榭）之牌位。現(xiàn)著名的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位于杭州西郊），猶完好保存著清代光緒初年重修并定名的“厲杭二公祠”，專門奉祀?yún)桖樅秃际莉E兩位大文學家。
　　錢家系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王錢镠之后裔。因錢镠在位時保境安民、發(fā)展生產(chǎn)、重視農(nóng)商、輕徭薄賦、疏浚西湖、興修水利而功德卓著，被百姓尊稱“錢王”。后錢镠之孫、當時的吳越國王錢弘俶，在宋太祖趙匡胤統(tǒng)一天下之時遜位保民，和平地成就了我國大一統(tǒng)的康定局面。當?shù)厝嗣駷榧o念錢氏功德，早在北宋熙寧年間，就在杭州玉皇山上建表忠觀祭祀錢王。明代嘉靖年間，又遷至美麗靈秀、婉約無比的西湖東岸湖畔，重建了豎有錢镠雕像的錢王祠。該景區(qū)至今猶保存完好。杭州還專門成立了“錢镠研究會”，就在錢老不幸去世的次日，該會在浙江日報社召開錢學森追思會，并于此后的11月5日同杭州市委、市政府、市政協(xié)及臨安市政府（臨安今屬杭州市，為錢镠故鄉(xiāng)）組成杭州市吊唁團（15人）前往北京，參加6日在八寶山公墓舉行的錢學森遺體告別會。
　　錢家是依照“繼承家學，永守箴規(guī)”八字論輩取名。錢學森祖父錢承慈有二子，長子錢家潤，字澤夫；次子錢家治，字均夫，但兩人后來都以字行。今杭州市上城區(qū)馬市街方谷園2號是“錢學森故居”，建于清末，是一幢典型的木結(jié)構(gòu)杭式大宅，橫向面寬三間，縱向進深三楹，在第三進后面，有一個后花園，故居總建筑面積802平方米，當時是作為錢學森母親章蘭娟的嫁妝歸于錢家的。至今房產(chǎn)所有人仍寫著“錢學森”的名字。根據(jù)杭州市房管局的檔案記載，錢學森上世紀60年代，曾寫信給杭州市政府，要求將他的私有房產(chǎn)無償捐獻給杭州市政府，但杭州市政府從未接受過，僅作為代管產(chǎn)處理。2009年“錢學森故居”被列為杭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免費向公眾開放。在此故居往東北不遠處，即東街路887號（后改為建國北路369號）就是錢家的老宅，錢均夫就出生在那里，直至與章蘭娟結(jié)婚后，才搬到方谷園2號。
　　二
　　錢學森之父錢均夫與我大伯父厲家福（字綏之）乃同窗契友，兩人后又共赴日本求學，同在異鄉(xiāng)為異客的成長境遇加上兩家的世交之情，使得他們兩位此后數(shù)十年里一直感情深厚、交往甚密。
　　錢均夫是錢镠的第三十二世孫，其父是杭州的一個絲商，他是家中的次子，早年同他后來的親家公，即錢學森之妻蔣英的父親、近代中國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名方震），以及我大伯父厲綏之均就讀于清末杭州知府林啟所創(chuàng)辦的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他們年紀相近，情趣相投，漸成莫逆之交。三人中，錢均夫與厲綏之又于1902年同赴日本公費留學，而蔣百里因得他人資助于1901年先行赴日留學。
　　據(jù)我杭州的堂兄厲聲元相告，當時他們留學的費用出自“庚子賠款”，人數(shù)有限，先從全國各地挑選，然后再到北京復(fù)試。浙江這一撥都在杭州上船，沿大運河北上，經(jīng)過兩個月的旅途勞頓才到達紫禁城。當時與錢均夫和厲綏之同船進京的，還有來自南京礦路學堂的浙江同鄉(xiāng)魯迅。
　　抵日后，他們?nèi)俗畛踉跂|京弘文學院一同學習日語，同班同寢室。1904年學畢日語后，我大伯父厲綏之接受魯迅的意見，一起學醫(yī)。但最終魯迅就讀的是日本仙臺醫(yī)學專科學校，大伯父厲綏之就讀的則是日本金澤醫(yī)學專門學校，其畢業(yè)后又考入了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yī)學部。而錢均夫考取的是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習教育學、地理學和歷史，并于1908年畢業(yè)。這段時期，三人雖在不同學府，但大家仍時常聚首，縱論天下，共抒救國宏圖。他們回國后，彼此還常來往。
　　值得一提的是，錢、厲兩家這一代，不僅錢均夫和厲綏之感情深厚，厲家另外幾個兄弟，也都和錢家有著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
　　我二伯父厲爾康（字佛磐），雖與錢均夫本人交淺，卻與錢均夫日后的親家公并同窗好友蔣百里私交甚好。1903年12月，蔣百里考入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科第三期，同期的學生中還有日后參與辛亥革命、領(lǐng)導云南護國起義，在中國近代史中聲名卓著、同蔣百里并稱“士官三杰”的蔡鍔。無巧不成書。1904年，我二伯父厲爾康從浙江武備學堂被選送至日本公費學習軍事，并于1907年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為第六期生。蔣百里于1906年回國，并擔任清廷東北新軍督練公所總參議，不久即被公派赴德國研習軍事。1910年蔣百里回國，與厲爾康同在清廷禁衛(wèi)軍中供職，兩人因家世淵源而相交甚篤。
　　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凡在清廷禁衛(wèi)軍中之南方軍人又具有革命思想者皆竊議南下，蔣百里與厲爾康均潛回南方。前者先后任浙江都督府參謀長、陸軍部高級顧問以及袁世凱總統(tǒng)府軍事參議，并于1912年出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1916年袁世凱稱帝，又南下輔佐老同學蔡鍔討袁；后者則先后在上海、杭州、蘇州等地軍校當教官，培養(yǎng)擁護共和之干部。1915年后，又歷任浙江都督府一等參謀、督辦浙江軍務(wù)善后事宜公署參謀、浙江軍學補習所監(jiān)督及教官、浙江陸軍測量局局長等職。1927年，厲爾康著《國防與物資》一書（上海大東書局出版），蔣百里親為其作序。 　　我三伯父厲家禎（字瀛程），亦曾于清末留日，在日本慶應(yīng)大學學習法律和警政。辛亥革命后，和陳叔通先生等在杭州進行地方自治建設(shè)，此后直至抗戰(zhàn)前，又曾先后擔任過浙江省南田縣（現(xiàn)并入象山縣，屬寧波市）和蕭山縣（現(xiàn)為杭州市的濱江區(qū)和蕭山區(qū)）縣長，他與錢均夫也甚為交厚。
　　先父厲家祥（字麟似）為厲綏之四弟，卻是師從錢均夫。1908年春，錢均夫從日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科畢業(yè)后，曾在日本考察教育半年。是年冬回國，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及浙江高級法政學校任教，并于1911年擔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現(xiàn)杭州四中和杭州高級中學前身），先父當時為該校學生，與他同班的還有日后聲名遠播的新月派現(xiàn)代詩人徐志摩。實際上，他的同學中，還有一位日后享譽文壇的大作家郁達夫，只不過可能同班時間很短。1911年夏，杭州府中學堂更名為“浙江省立第一中學堂”。先父應(yīng)該就是在杭州府中學堂晚期同徐志摩和郁達夫同班的，同學中應(yīng)該還有舊教育界名人、前東南大學教務(wù)長董任堅（大陸解放之初，我曾在他家中住過兩三年，可惜當時不知此事，未就此事交談過）。1912年郁達夫即轉(zhuǎn)入之江學堂中學部，徐志摩、董任堅及先父等人則繼續(xù)留在一中。
　　此外，錢均夫的親家公蔣百里與先父的關(guān)系亦非尋常。先父曾于上世紀一二十年代赴日本上智大學和德國耶拿大學、海德堡大學等校留學十三載，主修教育、哲學和德國文學等。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即舉家由南京遷至上海，而未跟隨一同遷往西南內(nèi)地，究其原因，除父親為人較清高、不擅官場權(quán)謀外，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曾親口告訴我，他前往上海是由于蔣百里邀他前去為其翻譯德國軍事著作。遺憾的是，次年蔣百里出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在遷校途中，于是年11月病逝于廣西，譯書事未成現(xiàn)實。
　　三
　　大伯父厲綏之1909年學成回國后，為中國第一代西醫(yī)，同年被清廷授予“醫(yī)科舉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曾擔任浙江陸軍醫(yī)院院長，后又在沈鈞儒先生支持下，于1912年與他人共同創(chuàng)辦浙江醫(yī)學專門學校（浙江醫(yī)科大學前身），據(jù)言這是中國國人自己籌資創(chuàng)辦的最早的醫(yī)學專門學校。
　　留洋歸國后的大伯父曾名噪一時，因有他那般資歷的醫(yī)生當時在國內(nèi)較少見，多有達官顯要邀大伯父為其醫(yī)病診治，而大伯父亦不辭辛勞，懸壺桑梓。源于厲綏之與錢、蔣兩家早年深厚的關(guān)系及兩家人對其的信任，他逐漸扮演起了他們家庭私人醫(yī)生的角色。尤其是錢家，關(guān)系更為密切。錢家人若患病，皆先征詢他的意見。據(jù)說，錢學森兒時曾患腦膜炎，是在大伯父的協(xié)助醫(yī)治下才得以痊愈的。大伯父一直記得錢均夫十分疼愛錢學森，年邁的他想起往事時，甚至還告訴自己的兒子，說錢學森從小怕打雷，每逢天空打雷，錢老伯總把兒子摟在懷里并用手捂住他耳朵。堂兄說與我聽的時候，邊說邊笑道，沒想到從小怕打雷的孩子，長大后竟然成了中國的“導彈之父”！
　　1930年夏，錢學森剛在上海交大念完一年級，暑假回杭探親，當時其父錢均夫已在浙江省教育廳任職。不知什么緣故，錢學森突然身體不適，腹瀉、頭痛、高燒，父母急請厲綏之等人診治，斷定患了傷寒。當時西醫(yī)辦法不多，青霉素尚未引進中國，只好求助于中醫(yī)。幸好，當時錢學森尚年輕，體質(zhì)也不錯，在中醫(yī)的努力醫(yī)治下，勉強得以康復(fù)。錢學森后來回憶說：“我在上海讀書時患了傷寒，請一位中醫(yī)看，命是保住了，但卻留下病根，那位中醫(yī)無法去根，就介紹我去找鐵路上的一個氣功師調(diào)理，結(jié)果除了病根。練氣功在屋里可以進行，很適合我，所以在美國時也沒有中斷�！卞X學森對中醫(yī)和氣功有興趣，最初就始于這場傷寒病。據(jù)說他一直到晚年每日都堅持練氣功。
　　堂兄厲聲元曾告訴我說，抗戰(zhàn)勝利后錢學森從美國回上海省親，錢老伯曾攜錢學森一起，專程去看望我大伯父，錢學森還曾當面向我大伯父叩謝。
　　而據(jù)我無錫的堂姐厲聲佾相告，1955年錢學森由美國回國后，在上海省親期間，還專程去看望她父親厲綏之，此事當時是由派出所先通知厲家，錢學森登門探望時派出所還特意派遣專人在厲家四周巡視。關(guān)于這次探訪，堂兄厲聲鈞那天也正好在場。他尚記得錢學森很得意地告訴他父親說，這次自己回國得到了全家的支持。雖然其時，錢學森子女尚年幼，但他關(guān)于回國一事曾特意征求子女意見，大概意思是說“爸媽決定離美回國，你們是留美繼續(xù)學習，還是一起回國？”結(jié)果，兒子錢永剛果斷地回答：“Papa，you’re talking nonsense！”（意即，爸爸，你說什么呢！我們當然跟你們一起回國�。┨眯终f當時錢學森轉(zhuǎn)述兒子的這句話，是用英文說的，所以他印象很深刻。
　　1969年錢均夫在北京不幸逝世，終年86歲。錢老先生逝世時，錢學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隨侍在側(cè)。錢老先生臨終前，極想見愛子一面，惜未能實現(xiàn)，我想父子倆對此肯定深以為憾。錢老義女婿張德洛特專函告之大伯父其岳父逝世的消息。當時，我正出差在滬，順道前去探望大伯父。記得大伯父容顏憔悴，我還沒來得及問候他老人家，他便將話題轉(zhuǎn)到了錢均夫老伯病逝這件事上，并將張德洛的那封信拿我看閱。當時，心情低落的大伯父感嘆故人已逝，自己也垂垂老矣，不由自主地回憶起了許多他與錢均夫老伯年少時意氣風發(fā)的往事，唏噓之情，溢于言表。
　　四
　　因為父親的關(guān)系，我一直尊稱錢均夫老伯為“太先生”（當時上海話都稱老師為先生）。
　　錢均夫曾兩次擔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第一次在任時期，適逢辛亥革命爆發(fā)，社會動蕩，學校被迫停課。錢均夫隨即遷往上海，并于次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勸學堂”，培養(yǎng)熱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錢學森因此于1911年12月出生在上海。1913年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重新開課，錢均夫攜眷返杭，，繼續(xù)擔任該校校長。1914年，他到北平國民政府教育部任職，時年3歲的錢學森也被帶往北平。
　　兩次擔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的時間雖然不長，前后僅兩年，但由于錢均夫與大伯父厲綏之情同手足的深厚情感以及錢厲兩家的世交，他同先父的師生關(guān)系相當密切且有趣。
　　1929年，當時還熱衷于“實業(yè)救國”和“鐵道救國”的錢學森從師大附中畢業(yè)后，沒有就近報考清華、北大，卻遠赴千里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當時直屬鐵道部的上海交通大學鐵道機械工程專業(yè)被認為是全國最棒的）。而此前1928年，錢均夫便已辭去教育部公職，被委任到浙江省教育廳任職。因此第二年錢學森從北京師大附中畢業(yè)，全家就從北京遷回了杭州。1934年冬，錢均夫因病退休，全家又遷居上海。 　　1937年到1949年期間，我們兩家同住上海，彼此常有來往。我記憶中的太先生，是位清癯的長者，總是身著長衫，留著三綹髯須，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學養(yǎng)有素、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當時上海為日本侵占，太先生拒絕出來工作，其經(jīng)濟上主要依靠錢學森由美國寄錢回來維持，生活上主要靠義女錢月華照料。1950年錢學森被美國政府扣留軟禁，無法匯款國內(nèi)供父養(yǎng)老。據(jù)我上海的堂兄、消防高級工程師厲聲鈞相告，他當年聽父親厲綏之說，周總理指示由中國科學院每月給錢均夫400元人民幣。此數(shù)額在中國上世紀50年代相當可觀，相當于一級教授的工資，想來大概還略高于中央各部部長或各省省長的工資。
　　太先生同我大伯父一樣，都用杭州話直呼我先父為“老四”。一次先父帶我去太先生家探望，我記得當時他是住在上海愚園路（現(xiàn)江蘇路西側(cè)）的岐山村。甫至其家，由錢月華開門引進。我十分清晰地記得，當時已過知天命之年的先父進門后，竟像孩子般的東躲西藏，玩起了躲貓貓。對弟子的“幼稚行為”，太先生淡然一笑。現(xiàn)在想來，不禁令人莞爾。
　　堂兄厲聲鈞還告訴我，從前我父親曾對錢學森和錢學榘多有指導和幫助，我父親比他們兄弟倆要年長許多。但我堂兄現(xiàn)已年逾九旬，具體事例他卻是記不準了。錢學榘系錢學森堂弟（小3歲），關(guān)系密切不亞于親兄弟，錢均夫?qū)@位侄子視若己出，錢學榘因家道中落，其學費均由叔叔錢均夫負擔。1935年錢學榘也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yè)，僅比錢學森晚一年（學森曾因病休學一年）。畢業(yè)后同樣報考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錄取后于1936年赴美，同錢學森一樣，也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后來他長期在美國從事航空研究，擔任過波音公司高級顧問，1997年因患胰腺癌在美國加州去世。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即為其幼子。錢學森回國后，他個人曾在舉家前往杭州的途中順道看望我父親，當時他向先父深深鞠了一躬。先父時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
　　先父晚年曾在上海外國語學院任德語教授，后來文革初期造反派要他寫交代材料，當時他已臥病癱瘓在床，寫字已很困難，但在簡短的交待材料上，他竟不忘提到1931年他“從德國歸國后，先前中學校長錢家治老師”的教誨。他于1970年去世，比太先生僅晚了一年。
　　錢學森1955年從美國回國后，一直定居北京，太先生也隨之由上海遷往北京。根據(jù)周總理指示，國務(wù)院1956年任命錢均夫為中央文史館館員。由于錢學森身負重任、又恐門衛(wèi)森嚴，我就不敢也不便再去探望和打擾，從此就再也沒有見過太先生。
　　五
　　錢均夫夫婦對獨子的培養(yǎng)，傾注了全部心血。他們一貫主張要兒子多讀一些有關(guān)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書籍。太先生在兒子赴美前，還特意為他準備這類書籍，提醒他在國外攻讀專業(yè)之余，不要忘記閱讀這些典籍。
　　錢學森晚年常說：“我的第一位老師是我父親。”2005年3月，他在北京301醫(yī)院曾深情地談道：“我父親錢均夫很懂得現(xiàn)代教育，他一方面讓我學理工，走技術(shù)強國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學音樂、繪畫這些藝術(shù)。我從小不僅對科學感興趣，也對藝術(shù)有興趣，讀過許多藝術(shù)理論方面的書�！碧眯謪柭晿洌ìF(xiàn)居美國，機械和電子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在厲家聲字輩中，他素有“才子”之稱）當年曾聽其父、即我三伯父厲瀛程說，錢均夫老伯十分重視對孩子的教育，在教育方法上也是寬嚴相濟。當時少年錢學森若要看某部電影，必先要向父親提出，由錢老伯先到杭州城站電影院去看過一遍后，再告訴他是否可去看。由此可以看出錢老伯在子女培養(yǎng)上的慎重和細心。
　　錢學森逝世后，當時見諸報端的許多悼念文章都稱錢老“多才多藝”。關(guān)于這點，我倒可以說是“親身”體驗過呢。
　　故事發(fā)生在1934年南京市頤和路20號一幢二層的小洋房里。是年，錢學森已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yè)，在赴南京中央大學考取清華公費留美前后，曾暫住于此小洋房。據(jù)此間女主人講，那時的“錢學森身著長衫，左臂還帶著黑紗，因其母去世不久”。這位女主人上世紀20年代初曾畢業(yè)于國立上海音專鋼琴科，有一定的音樂素養(yǎng)，彈奏貝多芬、巴赫、莫扎特、肖邦等歐洲著名作曲家的鋼琴作品是她每日必受的精神洗禮。這天也不例外。小洋房的主人也深知錢學森新遭喪母之痛，加之此時的她身懷六甲，美妙的古典小品不僅可以怡情悅性，啟迪心智，也可以轉(zhuǎn)移人的哀傷。被哀愁籠罩著的錢學森漸漸被美妙的樂曲所吸引，他靜靜地走過來，幾乎沒有發(fā)出任何聲響，生怕打擾了鋼琴前專注于音樂的女主人，女主人也未察覺到錢學森已站在了她的身后。一曲彈完，錢學森才開口說：“您彈的是《致愛麗絲》吧。”之后他就饒有興趣地與女主人聊起了音樂，從《致愛麗絲》樂句的處理、和聲的色彩到他個人對不同嚴肅音樂的偏好和見解，再到西洋音樂家們的軼事掌故。他談性甚濃，看得出他對音樂有著純粹的熱愛。而那位女主人也是越聊越覺得吃驚，年輕的錢學森在論及音樂時不經(jīng)意間引出的許多音樂家的掌故，就是連鋼琴專業(yè)出身的她都不知道，而他關(guān)于音樂的見解不僅很有深度，頗有見地，且對音樂也很有領(lǐng)悟力。
　　讀者諸公或許會問，以上這些細節(jié)筆者何以能如數(shù)家珍般一一道來？實際上，當年錢學森暫住的那幢小洋房即是我家南京故居。先父厲家祥時任南京教育部專員（但同錢學森這次留美考試無關(guān)，因與時任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不和，故1935年即離開教育部到考試院任考選委員，并任中央大學德語教授），那位女主人即是先慈唐麗玲，而那尚在腹中即有幸與少年錢學森“妙音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胎兒便是本人。1934年農(nóng)歷十二月初，我出生于南京。此后不久，1935年，錢學森從上海赴美留學，臨行前又特地轉(zhuǎn)道南京，到頤和路20號與故人辭別，據(jù)母親說：“那時，他換成了一身西裝，非常神氣�！�
　　先慈從1948年開始即定居杭州，我在上海和南京上學期間以及1956年到北京外交部工作后，每逢假期均返杭探親。尤其1996年我從外交部退休后，更是每年都回故鄉(xiāng)好幾個月侍奉先慈。2007年初我在陪她老人家過完百歲生日，春節(jié)后返京，她卻不幸去世。乍聞噩耗，我當時很是后悔，我離開她老人家時，為避免她難過，故不辭而別，她臨終前還惦記我，可惜我卻未能隨侍在側(cè)。尤其遺憾的是，雙親在世時，因長期分居異地，當時的假期又極其短促，無緣向雙親更多了解一些往事，否則定能說出和留下更多故事。還算慶幸的是，母親曾親口告訴我上述有關(guān)錢學森音樂修養(yǎng)的往事。
　　大概是因為中國“葉落歸根”的傳統(tǒng)文化，很巧合的是，錢均夫、蔣百里、我父母親以及三位伯父母，盡管生前足跡遍天下，最終均安葬于杭州市著名的南山公墓。
　　太先生1969年逝世后，錢學森大概是根據(jù)其父遺愿，將之安葬于杭州市茅家埠里雞籠山。上世紀90年代初因擴展和建設(shè)西湖西郊景區(qū)之需要，有些墓地要求遷葬，后征得錢學森同意，將太先生之墓遷葬于著名的南山公墓。
　　現(xiàn)墓碑正面刻字如下：
　　考 均夫府君
　　妣 章太夫人
　　治葬子錢學森百拜奉祀
　　墓碑反面刻字如下：1996年3月由杭州市園林文物管理局協(xié)助自茅家埠里雞籠山遷葬于此。
　　蔣百里雖出生于杭州附近的海寧市硤石鎮(zhèn)（現(xiàn)劃歸浙江省嘉興市），但杭州是省會，他又求學于杭州求是書院，生前同杭州關(guān)系較密。因此，逝世后安葬于杭州，也是順理成章之事。蔣英1983年曾親赴杭州，并去杭州市南山公墓為安葬于此的先父母重新立碑。現(xiàn)墓碑刻字如下：
　　父 蔣百里
　　母 蔣左梅
　　英
　　蔣華 敬立
　　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重立）
　　先慈唐麗玲雖出生和成長于上海，但從1948年開始直到2007年去世，一直定居杭州，因此最后亦同先父合葬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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