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guān)鍵詞：低語境文化，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摘要】：文化與交際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美國人類學家霍爾在《超越文化》一書中首次根據(jù)交際時依靠語境程度的不同，把文化分為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但是隨著國家間接觸日益頻繁，兩種語境文化之間相互影響加深。本文通過針對大學一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三年級學生交際風格的調(diào)查問卷，試圖從被試者言語和行為風格差異入手，證明在西方國家低語境文化沖擊下，中國大學生的交際風格呈現(xiàn)由高語境向低語境的動態(tài)變化過程，這也側(cè)面反映出他們在價值觀等方面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

【關(guān)鍵詞】：高低語境；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一、研究背景

在人們跨文化的頻繁接觸中，語言作為人們交流的工具體現(xiàn)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編碼于語言中的信息，更多的信息則蘊含在其它因素當中，例如語境。語境這個概念最初是由德國語言學家Wegener[1]提出的，，他指出，語境包含三個方面：一是說話時的客觀情景，二是聽話者能夠直接聯(lián)想到的各種成分或因素，三是交流雙方對各自身份的感知。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尤其重視文化語境在交際中作用的體現(xiàn)。正如他（1988︰17）[2]所言“文化即交際，交際即文化�！彼�提出了文化具有語境性，并將語境分為高語境和低語境。區(qū)分的標準則是信息的編碼依賴于語境的程度，即“高語境事物具有預(yù)先編排信息的特色，編排的信息處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僅有微小部分存在于傳遞的信息中。低語境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須處在傳遞的信息中，以便彌補語境中丟失的部分”（Hall，1988︰96）[2]。美國傳播學學者William Gudyknust[3]發(fā)展了霍爾的高低語境理論，將十二個不同文化的國家按“高語境”到“低語境”的方式排列，說英語的北美國家，屬于低語境文化，東亞國家如中國文化，則具有高語境特征。學者M.W.Lustig和J.Koester[4]總結(jié)了高語境和低語境傳播方式以及它們代表的兩種文化的特點（如表1所示）。

在文化差異的研究中，20世紀80年代，荷蘭學者Hofstede[5]提出了“文化是在一個環(huán)境中的人們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種個體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經(jīng)驗的許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體、區(qū)域或國家的這種程序互有差異。這種文化差異被歸結(jié)為四個維度“權(quán)力距離，不確定性避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以及男性度與女性度”。按照Hofstede[5]的劃分，美國是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追求個性自由和競爭。中國則崇尚集體主義，個人對集體有深厚的情感依賴，看重團隊的整體利益。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設(shè)計

本文就以Hofstede的個人/集體主義文化維度和交際風格的相關(guān)理論為支撐，將高低語境與集體主義-個人主義這一文化背景緊密聯(lián)系起來，通過針對中國當代大學生言語交際風格和行為方式的問卷調(diào)查和訪談，探究在西方低語境文化的沖擊下，當代年輕人文化價值觀的動態(tài)變化。我們采用重慶大學碩士研究生李陽設(shè)計的問卷[6]，針對研究生三年級和大學一年級兩個樣本學生的日常交際風格做調(diào)查。之后，我們隨機選取了每個樣本各100名學生的問卷，用SPSS和Excel等軟件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得出兩個群體所體現(xiàn)的交際風格的異同。問卷大體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基本信息和交際風格的調(diào)查。在第一部分，主要是了解學生的性別、年齡、專業(yè)、有無國外留學工作經(jīng)歷等相關(guān)信息，便于在選取數(shù)據(jù)時進行篩選。為了排除其它影響因素，我們對研究對象的年齡、性別、出國經(jīng)歷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從發(fā)放的問卷中隨機選取了100名平均年齡在18歲的大一學生和100名平均年齡在26歲的研三學生。其中男女比例相當，均無海外學習、工作經(jīng)歷。第二部分對于交際風格的調(diào)查。共分為八個部分，即主語使用我/我們、直接/委婉、正式/非正式、表述/描述、主導(dǎo)/服從、競爭/合作、獨立/依賴、堅持/妥協(xié)。八個方面又可以分為語言（1～4）和行為方式（5～8）兩大部分。每部分四個題目，共32道題目。選項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加總方式來計分。每個被調(diào)查者的態(tài)度總分就是他對各道題的回答所得分數(shù)的加總。

三、實驗數(shù)據(jù)采集及分析

（一）方差齊性分析

在數(shù)據(jù)分析過程中，我們對于八個言語和行為體現(xiàn)的交際風格進行了方差齊性檢驗。得出八項指標的p值分別為0.820、0.942、0.854、0.610、0.428、0.475.0.229、0.465，均大于0.05，滿足方差齊性檢驗的前提條件。

（二）均值分析

之后，我們又對這八個交際風格進行了平均值的運算。其中樣本1為大學一年級學生，樣本2為研究生三年級學生。

如表3所示，八項指標中有五項指標樣本1比樣本2分值高，分別為“我/我們、主導(dǎo)/服從、競爭/合作、獨立/依賴、堅持/妥協(xié)”。在“正式/非正式”這一指標上，兩個樣本持平。在“直接/間接、表達/描述”兩項指標中，樣本1的平均分要略低于樣本2。由此可以初步推定，在交際風格方面，被試的大一學生總體上比研三學生體現(xiàn)出低語境交際風格的比重要高，個人主義色彩要濃烈一些。

（三）方差分析

為了進一步確定這些差異是否具有顯著性，我們又用SPSS進行了方差（ANOVA）分析，以探究兩個樣本在八個交際風格的哪些方面存在著顯著性差異。在8個指標中，兩個樣本在言語交際風格中的“我/我們”主語選擇，行為模式風格中“主導(dǎo)/服從、競爭/合作”存在顯著性差異，p值分別為0.019（0.01

  本文關(guān)鍵詞：低語境文化，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