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發(fā)生了“楊武事件”，是誰的恥辱？
        絕大多數(shù)人都在罵楊武，楊武的母親也在罵他，他自己也罵自己“沒用”，說這是“男人最恥辱”。幾乎所有人也都以罵楊武“沒用”，來顯示自己有用；幾乎所有男人都在罵楊武不是男人，以跟楊武做個切割，他們通過指楊武“恥辱”，來遮蓋自己的恥處。其實不過是一群閹人罵一個閹人，轉(zhuǎn)移恥辱大方向。
        如果攤在你們面前，你們會怎樣？
        我問我自己。挺身而出，把命拼了！我對自己回答。盡管我分明感覺到自己心微弱哆嗦著，但是我還是相信自己了。因為就在幾天前，我罵中國人是豬，一個朋友反問我：你怎么能保證自己不是這個動物？我回答：把一條腿放在死亡線上，就不受要挾了。我知道自己確實可能豁出去，不是因為我是好漢，而是因為我是賴漢，我對生命并不絕對眷戀。好漢抱著希望犧牲，賴漢只需要絕望，即可把命送出去。
        但我把命送出去了，我的家庭呢？同樣的，即使是好漢，不負責任，只顧自己死活，是好漢嗎？楊武所以不反抗，主要也是要保存家庭。他是父親，還是兒子，當然他還是被侵犯者的丈夫。當然有人會說，他還有資格當丈夫嗎？但是誰又能保證假如他反抗了，激怒了兇手，他的妻子就不會生命不保？他的妻子也沒有明確告訴他：你反抗，我的命可以不要！即使她這么說了，她作為母親（還有妻子）的責任呢？她就這么輕松了結(jié)自己嗎？
        所以從這點上說，楊武恰恰是好漢，他比那些輕松罵他的人都更男人。只是他缺乏光輝的姿態(tài)。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曾痛感中國男子缺乏男人氣，于是“呼喚男子漢”。男子漢的范本是高倉健、阿蘭·德隆，還有史泰龍。那時我還年輕，還淺薄，模仿著他們向人顯擺，一個聰明的女孩點醒我：這些人不過是戲子！那場“呼喚男子漢”，沒有呼喚出男人來，相反的，進入90年代后，中國的男人更加窩囊了。就在幾天前，我還構(gòu)思寫個《男人們》的小說，問問中國男人怎么了？但是，楊武事件讓我改變了想法。其實，中國男人90年代以來，已經(jīng)真正承擔起男人的責任來了。一個個家庭被推下海，在弱肉強食中掙扎，男人只能首當其沖。楊武不也是這樣嗎？他是家庭生存的頂梁柱。他不是胡里花哨的戲子，而是實實在在的支柱。時代的變故，把男人推到了養(yǎng)家糊口的重擔之下。生存是殘酷的，不是擺個姿勢亮個相就能解決的。他們雖然油里油氣，，乃至猥瑣，但那是被生存逼的。我們的男人被逼成了百錘不爛的砧板，卻又要面子光鮮。我們的男人，既理所當然要當取款機，還理所當然要當護衛(wèi)神，甚至還理所當然要當性機器。如果不是這樣，就不是男人。
        我不否認人有求生本能，但是人也有死亡本能，當生存已不可能，我相信許多人會豁出去。但是糟糕的是不許豁出去。人生最可悲的不是活不成，而是死不能。因為你是丈夫、父親，所以你不能死；因為你是男人，所以你必須撐著。女人脆弱，可以向男人哭；男人脆弱，向誰哭？老實說，我已經(jīng)厭倦當男人了，雖然當男人很榮耀，還可以統(tǒng)治女人，但是男人在統(tǒng)治女人的同時，也把自己推到了絕境。假如有造物主，我懇求不要再讓我下輩子當男人。不是我不愿意當男人，而是這個世界，實在不是男人能搞定的。在一個叢林社會里，再威武的男人也只是一把骨肉；就好像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里，做再多的慈善也無濟于事一樣。那么，我們應該問責這個社會，這個叢林社會。
        一個文明的社會，是不該把男人逼成武松的。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不僅不應該鼓勵武松，還必須庇護楊武。但是我們看到，楊武根本得不到庇護。兇手曾長期為非作歹，居然沒有得制度的制止；假如楊武反擊，制度未必會認證他為正當防衛(wèi)；兇手被逮捕，其家人居然還威脅，兇手坐幾年出來，要秋后算帳，是誰給兇手秋后算帳的機會？是制度。對制度，楊武更是無能為力的，他沒有任何可以支配制度的籌碼。我們難道有嗎？面對制度性犯罪，我們都無能為力。有人罵楊武沒有血性，確實，我贊成血性從我發(fā)起，但是我可以這么來要求自己，我不能這么來要求別人，包括當我肩負著別人的生存重任時，我不能因為成就自己的血性而自私。

        “楊武事件”不是楊武之恥，也不是男人之恥，歸根結(jié)底也不是我們之恥，而是我們這個制度之恥。我們的制度就是庇護兇徒的，從而鼓勵人們都成為兇徒。假如制度不能懲惡揚善，那么善良的人們只能把自己變成兇徒，自己保護自己。我們指責楊武，不就是恨他為什么不惡嗎？我們甚至寧可楊武是楊佳，拿起刀來濫殺，因為我們內(nèi)心都恐懼被害，每個人內(nèi)心都揣著一把刀。
        最后，我想說，在叢林社會，沒有誰絕對是幸運者。兇手的單位還在竭力撇清，強調(diào)兇手是臨時工。當“臨時工”大量成為制度的執(zhí)行者時，制度的喪鐘也敲起來了。不信，走著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