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學者與革命者

馮雪峰的文學創(chuàng)作包括詩歌、寓言、雜文、小說（創(chuàng)作過反映長征題材的長篇小說，但沒有保留下來），除此之外，他還在文學理論及魯迅研究方面頗有建樹�？v觀馮雪峰整個文學活動過程，我們不難發(fā)現，實現文學啟蒙和政治理想始終是他為之奮斗的目標，這同時也成為他處理分歧、應對復雜局面時，首要思考的問題。本章側重從文學啟蒙與政治理想這兩個角度出發(fā)，深入剖析形成馮雪峰文學家與政治家氣質的緣由。

第一節(jié)  湖畔暢想

一、啟蒙與傳統

馮雪峰的文學創(chuàng)作始于詩歌，早在 19 世紀 20 年代的“湖畔時期”，馮雪峰的詩歌就以他清新、質樸、充滿泥土氣息的風格成為五四新詩創(chuàng)作的典范，受到了胡適、朱自清等文化先驅者們的贊賞，被譽為“專心致志作情詩”的人。

這一時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發(fā)展的時期，尤其是對于詩歌理論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探索的階段。1920 年胡適發(fā)表了白話新詩集《嘗試集》，首先提出了“詩體大解放”的主張，為現代白話新詩的創(chuàng)作拉開了帷幕，與此同時，劉半農、李大釗、魯迅、周作人等也向舊詩發(fā)出了猛烈地攻擊并為新詩的出現熱情地“吶喊”，文學先驅們的共同努力推動了詩歌革新運動的迅猛發(fā)展，中國新詩進入了草創(chuàng)期。這一時期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這些文學先驅們在五四轉型期大都是集深厚的傳統文化和博大的西方文化于一身，這固然為新詩的發(fā)展提供了廣闊的視野，然而也正是因為這 “集于一身”，卻使得他們無法徹底擺脫傳統的束縛，因而他們的詩歌還不能說是完全意義上的五四新詩。就如胡適所說，他把自己比喻成纏過腳的婦人，“雖然努力放過腳，恐怕終究不能恢復那‘天足’的原形了”。

直到 1921 年郭沫若的《女神》，和稍后以汪靜之、馮雪峰為代表的湖畔詩社的《湖畔》《春的歌集》的出版，現代新詩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情感時代。尤其是湖畔四詩人，他們是五四所喚醒的一代新人，處在五四運動的高潮期，沒有文學先驅們很深的傳統羈絆，也沒有五四退潮期深深的苦悶和彷徨，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五四產兒”，他們的出現無疑為五四新詩壇帶來了一股清新質樸的氣息。他們對愛情大膽執(zhí)著地向往和歌詠，對自我情感的直白表露和宣泄，使得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徹底被打破，他們毫無拘束的“歌笑在湖畔”“歌哭在湖畔”，成為“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人。就如朱自清所評價的那樣：“《湖畔》里的作品都帶有清新和纏綿底風格；少年的氣氛充滿在這作品里。這因為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還剩著些爛漫的童心；他們住在世界里，正如住在辰光來時的薄霧里，究竟不曾和現實肉搏，所以還不至十分頹唐，還能保留著多少清新的意態(tài)……有了‘成人之心’的朋友們或許不能完全了解他們的生活，但在人生旅途上走乏了的，卻可以從他們的作品里得到有力的安慰；仿佛幽憂的人們看到活潑潑的小孩而得著無上的喜悅一般”。湖畔詩人們以全新的情感開創(chuàng)了詩歌發(fā)展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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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  革命召喚

馮雪峰 1927 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風云變幻莫測的 30、40 年代，他以堅定的政治立場和執(zhí)著的政治信念，為黨的無產階級文藝事業(yè)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解放后，他雖然屢受不公的待遇，甚至被開除了黨籍，但其對共產主義事業(yè)的忠貞不渝卻是蒼天碧海、人心可鑒。當我們再次打開塵封的歷史，回顧馮雪峰革命的一生，我們從中看到的不僅僅是他復雜曲折的坎坷經歷，更多的是感動于他堅定的政治品格及包含其中的高尚的道德品格，正是這些品格構成了馮雪峰充滿魅力的人格氣質，也為我們重新認識馮雪峰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一、現實與革命

五四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現代與傳統、信仰與反叛、先進與落后等問題都在同一場域下混雜在一起，人們試圖在這些矛盾沖突中找到一條合理貫穿五四始終的不二法則，以此來作為構建中國社會制度、習俗及文化傳統的依據，然而這樣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啟蒙思想缺乏西方啟蒙產生的深厚背景和哲學思維傳統，還因為影響中國啟蒙思潮的思想傳統都是來自于西方不同的國家與民族，其本身具有異質性。對這些“異質思潮”的接受與論證并不能形成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系統理論，其作用還不足以構建中國社會制度、習俗及文化傳統。因而，真正推動中國變革的決定性因素，并不是思想啟蒙運動，而是革命。革命是中國政治的重要特征，從1911 年到 1949 年，中國至少經歷了三次大的革命：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數百年的清王朝；1926-1928 年的北伐戰(zhàn)爭，掃除了軍閥割據，建立了國民黨中央政府；1949 年的中國共產黨推翻了國民黨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革命群眾運動”的形式延續(xù)了中國政治的革命特征，直到 1978 年后，中國政治的“革命”性才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

中國革命的目的何在？為什么中國會選擇以革命的方式達到目的？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社會面對西方的殖民入侵與文化沖擊，呈現出了多重尖銳復雜的矛盾，為解決這些矛盾，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思考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問題，于是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中國的封建制度從被“改革”到徹底被打破了，都可以看作是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與實踐，但令我們遺憾的是，制度的打破并沒有促成思想的解放，封建觀念仍然沒有被撼動，辛亥革命的失敗無疑說明了這一點，于是啟蒙思想者們試圖在打破中國傳統思想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全新的社會“理論綱領”，以此來重構中國社會制度，并將其視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但中國的革命現實問題，卻讓身上既背負著五四啟蒙任務，又無法克服自身傳統束縛的五四知識分子出現了群體轉向革命的趨勢，從五四“文學革命”到 20 世紀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革命文學”，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者們經歷了一場由“個人”轉向“集體”的聚變。在無法徹底擺脫傳統集體主義觀念的影響下，中國知識階級轉向了國家利益，這是革命帶來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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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學與政治之間

第一節(jié)  馮雪峰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

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逐漸中國化過程中無法逃避的問題，它同中國的歷史變革、時代主題和文藝傳統息息相關，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fā)展進程中展現了其豐富的內容與復雜的運動軌跡，從而形成了人們對于文學與政治關系的不同認識。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談到：“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同屬上層建筑的，它們共同受物質生產方式的制約。就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的關系，恩格斯也認為以經濟為基礎的文學、藝術、政治、宗教、哲學等，它們的發(fā)展是相互作用并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的。這也就意味著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文學與政治雖共同服務于物質基礎，但他們的關系應當是上層建筑中平等且相互作用的。中國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接受主要來源于十月革命勝利后的蘇聯，因此在蘇聯第一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研究文藝的普列漢諾夫，以及后來的盧那察爾斯基也自然成為了五四時期人們關注的對象。馮雪峰和魯迅都系統翻譯過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著述，對他們的文藝理論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貢獻。

一、以俄為師

普列漢諾夫基本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看法，但在他看來，同屬上層建筑的文藝需要通過“中間因素”來和經濟基礎發(fā)生關系，從而才能被經濟基礎所決定。普列漢諾夫把上層建筑按距離經濟基礎從近及遠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包括政治和法律，第二層次包括科學和道德，第三個層次則包括哲學、宗教、藝術等意識形態(tài)。而他所說的“中間因素”是一個多層次的復雜的，且相互作用的力量體系，在這個力量體系中，處于中心的是社會心理層次，而這個層次是特定時代、特定國家、特定階級等帶有普遍性的習慣、情感、動機、道德等精神狀況。而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斗爭”則是社會發(fā)展的推動力之一。換句話說，在階級社會中，所謂的中間因素，最主要指的就是政治、階級斗爭。在這里，普列漢諾夫將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進一步明確化，在強調二者具有獨立性的同時，將上層建筑分成不同的層此，提出了文藝反映物質基礎的實現途徑，即“中間因素”。在這樣一種理論框架下，政治、階級斗爭就成為了俄國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然而隨著俄國革命形勢的不斷發(fā)展，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道路的發(fā)展方向上出現了分歧，這也同時展現了二者對于俄國社會現實的不同認識，在普列漢諾夫看來，他反對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通過暴力革命直接跨越資產階級革命，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他認為進入社會主義必須要經歷資本主義之后才能實現。為此列寧則針鋒相對，提出了俄國社會的特殊性使得革命任務異常艱巨，所以通過暴力推翻腐朽的俄國政府是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于是在十月革命之前，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在政治理論上出現了分歧，但就文藝理論貢獻而言，列寧還是十分推崇普列漢諾夫的，他認為如果不研究普列漢諾夫全部著作，就“不能成為一個有覺悟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這是整個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優(yōu)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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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  文學與政治的平衡

如何在文藝與政治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使二者相互促進，既能促進文學的發(fā)展，又能推進社會的進步？這是馮雪峰一直在思考的問題。而找到這個平衡點就意味著馮雪峰需要審時度勢，即在什么條件下需要從政治的角度看文學，什么條件下需要從文學的角度看政治，在什么條件下要從政治與文學兩種角度互看彼此。然而這個度要如何掌握呢？馮雪峰將李大釗視為革命偶像，并在其感召下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述從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李大釗對馮雪峰的影響是深遠的。李大釗在《這一周》中，認為研究馬克思主義就要研究它如何同中國的政治經濟相結合，這一觀點強調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馮雪峰顯然接受了這一觀點，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描繪出他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這一過程既是馮雪峰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佐證，又是他在具體文化事件中采取行動策略的依據所在。

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道路初探

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革命性特征，使得政治成為了那個時代社會與個人都無法逃避的話題。十月革命的勝利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使身負五四啟蒙使命的知識階級由關注“個人”轉向了關心 “國家”，于是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的左翼文學在中國迅速發(fā)展起來，尤其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左翼文學發(fā)展的勢頭更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參與下，顯示出了其強勁的發(fā)展態(tài)勢。可以說左翼文學的發(fā)展同中國社會的變革及政治現實密不可分。

從 1926 年 5 月北伐開始，到 1928 年 6 月北伐軍進入京津，國共兩大政治力量由并肩作戰(zhàn)演變?yōu)楸舜吮邢嘁姡毖筌婇y雖然以覆滅為結局，但在這期間，中國革命的風云變幻與復雜角逐，使得歷史發(fā)生了重大轉折。國共兩黨本來在打倒列強、鏟除軍閥、振興中華的共同目標下，已達成共識，但北伐前夕的“中山艦”事件卻將蔣介石推向了權利的巔峰，與此同時暴露了國民革命軍內部的重重矛盾，為了穩(wěn)定時局，共產國際要求中共以退讓求團結。雖然在此之后，共產國際方面、蘇聯代表、共產黨都意識到了這一做法不妥，企圖限制和削弱蔣介石的權利，為此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并召開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但蔣介石此時早已羽翼豐滿。與此同時，列強因在華的巨大權益，也在利用國民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作文章，因此，在列強的誘迫與江浙財閥的支持下，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以“清黨”為名，發(fā)動了政變，中共則在南昌發(fā)動起義，走上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中共的“八七會議”，通過了《告全黨同志書》，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選出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以及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從 8 月到次年的 6 月，中共又先后發(fā)動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近百次規(guī)模不同的起義，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創(chuàng)建軍隊、領導革命戰(zhàn)爭的道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讓中國共產黨損失慘重，在血的教訓前，中共開始反思“右傾思想”帶來的種種弊端，于是在極力“反右”的過程中，又出現了過“左”的思想傾向，這一傾向也影響到了文藝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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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因緣聚匯.................... 75

第一節(jié) 相識與相知........................ 75

一、基于誤會.............. 75

二、志趣相投............... 79

第四章   馮雪峰對魯迅傳統的闡釋與建構 ............ 95

第一節(jié) 馮雪峰對魯迅思想的闡釋與建構............ 95

一、馮雪峰對魯迅思想的闡釋概述...................... 95

二、魯迅思想官方化闡釋中的內部分歧 ............. 98

第四章   馮雪峰對魯迅傳統的闡釋與建構

第一節(jié)  馮雪峰對魯迅思想的闡釋與建構

馮雪峰對魯迅的研究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就開始了，1928 年 5 月他的第一篇論文《革命與知識階級》（發(fā)表于 1928 年 9 月 25 日《無軌列車》第 2 期）就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和魯迅的論戰(zhàn)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以較為客觀、公證的態(tài)度評價了論戰(zhàn)雙方，雖然文中論述還有一些不恰當的地方，但卻真實地表明了馮雪峰對魯迅的理解和擁護。從此之后，他便以朋友、學生、同志的身份開始了和魯迅的親密交往，成為黨聯系魯迅的一座堅固的橋梁，同時也開始了他對魯迅深刻而富于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馮雪峰也因此成為了 30 年代至 50 年代魯迅研究中最有權威的人士之一，為中國現當代的魯迅研究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馮雪峰論述魯迅的文章共有 40 多萬字，他對魯迅的全面研究是馮雪峰進行魯迅官方化構成的基礎。 然而在以馮雪峰為代表的對魯迅思想進行官方化闡釋的主流派內部，卻存在著諸多觀點上的分歧，這些分歧背后蘊藏了不同的策略，同時也揭示出了文學與政治的復雜關系。

一、馮雪峰對魯迅思想的闡釋概述

對魯迅思想的研究并不是一開始就很受重視的，李長之在 1936 年出版的《魯迅批判》中，在對魯迅作品進行充分肯定的同時，卻認為魯迅并不是一個思想家。馮雪峰的意見則相反，他在《思想的才能和文學的才能》一文中明確地表示：“把魯迅當作思想家來看……他的思想是襯托在珠寶一般的詩的智慧和語言里的。他的新穎深切的詩感和豐厚的詩的情緒，和他的反映了中國民族的智慧和文化優(yōu)點的文學上的特色，就豐富了他的思想，使他的思想深厚化，并增加了無限的活力和光輝。他的藝術的力量使他的思想在傳播上能夠‘不脛而走’”。馮雪峰把魯迅的思想以 1927 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的魯迅是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者，一個唯物論者，，后期則是一個徹底的共產主義者。在馮雪峰看來魯迅思想的偉大之處正在于他從前期到后期這一過程的轉變，因為這一轉變是與中國革命的發(fā)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馮雪峰在《回憶魯迅》中談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背叛革命，大屠殺革命人民，對他的刺激上特別深刻的。他目睹黑暗的血腥統治又在籠罩著中國。一方面，他也看見共產黨在堅決地繼續(xù)領導著人民，使革命深入的發(fā)展；他自己又已經認真地研究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個時候據我看來，對他自己來說，他就正好處在對自己過去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的、向前發(fā)展的自我思想斗爭的過程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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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魯迅是 20 世紀以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內一個說不完的話題，對魯迅的研究也因其巨大的社會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化價值而成為了一門人們公認的顯學——魯迅學。魯迅學在經歷了學理研究，政治解讀，甚至宗教式的崇拜后，其研究方法也歸于客觀化，學界開始以整個人類歷史為背景，將魯迅這一精神文化實體做歷史主義的評價與全面的辯證分析，力求從多角度、多側面將魯迅學系統化、科學化，這是魯迅研究的一個趨勢。然而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作為個體的魯迅是無法脫離時代影響的，這也就意味著作為 20 世紀的文化巨匠，其自身一定帶有 20 世紀中國社會時代的印記，這也是力求對魯迅研究客觀化應該秉持的一種觀點。文革十年，讓人們對魯迅學的抽象化、政治化心存芥蒂，其結果就是人們將去政治化作為魯迅研究回歸的標志，而由此走入了學術化研究的軌道。然而無論采取什么研究方法，魯迅終歸是一個生活在 20 世紀社會現實中的人，他無法脫離時代的影響，20 世紀中國社會的特征不可避免地也會體現在魯迅身上。20 世紀的中國社會飽受了戰(zhàn)亂的苦痛，但同時也孕育著思想的解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讓中國人看到了建立一個比肩西方現代化國家的希望，于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們開始將馬克思主義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作為中國社會奮斗的目標，然而奮斗的過程是充滿曲折和艱難的，“以俄為師”的經驗模式雖然為中國革命帶來過很大的幫助，但同時也因為其不適合中國國情而對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這些問題反映在思想文化領域就出現了或“左”或“右”的思想傾向，在這樣一種狀況下，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便成為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就是這一中國化道路的具體表現。

魯迅作為 20 世紀最具爭議的人物，其身上體現了五四以來啟蒙思想的深刻印記，然而魯迅思想的復雜性與深刻性又不得不讓他以理性的思維反觀啟蒙思想所帶來的一些弊端，而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恰恰也是以解構啟蒙的姿態(tài)出現了，于是魯迅在批判自我的同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很多觀點，從此和馬克思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去構建魯迅傳統、弘揚魯迅精神提供了依據。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對魯迅傳統的官方化構建不但是那個時代魯迅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時代特點而言，它還展現了文學與政治復雜的運動軌跡，具有很強的時代特征，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對魯迅傳統進行官方化構建的過程就是展現20 世紀文藝與政治關系的一個范本。這一范本為魯迅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也彌補了馮雪峰研究領域中角度單一的缺憾。中國近現代社會是在外族入侵、內戰(zhàn)頻繁的動蕩中拉開的序幕。從鴉片戰(zhàn)爭、辛亥革命、到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中國社會始終處于一種戰(zhàn)亂的狀態(tài)，革命成為這一時代的主要特征，革命的背景極大地提高了政治競爭的程度、擴大了政治競爭的范圍，于是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都難免帶有了政治性，當然文藝也不例外。尤其是在西方啟蒙思想遭遇中國傳統時，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凸顯，人們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充滿了迷茫，直到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人們在俄國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希望，于是人們開始將馬列主義作為中國革命的行動綱領加以實踐，這一實踐在思想文化領域就表現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也就是在這種條件下，魯迅同共產黨人一起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這也是魯迅傳統可能被官方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同時也開啟了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構建魯迅思想的開始。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