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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與-

，都同“逐滿獨立”有關。[1]
　　二是歷史演義的丑化清朝。辛亥前后及民國初年有一股思潮，人們樂于編造、演說關于清朝的壞話、丑聞故事，而且常常打著歷史實錄的旗號。如蔡東藩的名著《清史演義》，寫成于1916年，自云不滿于時人用宮闈傳聞，“橫肆譏議”清朝歷史的狀況，主張實事求是地編寫清史演義。但是實際上對丑化清室之傳聞就多所采納，比如第20回敘述董鄂妃事，即以其“南中漢人，被虜北來，沒入宮中”，受順治帝寵幸。這基本上是按照董鄂妃即董小宛的故事寫的，顯然不合事實。第37回寫香妃事，全據(jù)俗傳，還拉上和坤從中牽合乾隆帝與香妃關系，純系子虛烏有之事。這部書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更加離奇了，如燕北老人作于1919年的《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自稱史料來源，是自幼在京聽宮中蘇拉閑淡所得，陳鶴煒為此書寫序，稱贊作者“搜訪既確，去取尤嚴，即無一字不有來歷，即無一字不加斟酌，褒貶悉本原文，異同間或并列”，純系溢美之辭。該書說雍正帝的生母是衛(wèi)某的妾，召進宮中，六個月生子。有歷史常識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這是套用秦始皇出生的故事。該書據(jù)此又敷衍出一個故事，即衛(wèi)某將康熙帝傳位十四子的遺詔，把“十”字涂掉，雍正帝因而繼位。這是把隆科多篡改遺詔的傳說，安放到不知其名的衛(wèi)某身上。這類書數(shù)量很多，常以武俠小說面目出現(xiàn)，僅涉及到雍正帝的，筆者所知，不下八種，即《血滴子》、《劍俠呂四娘》《血滴子大俠甘鳳池》等。
　　三是與反滿密切相聯(lián)系，為了張揚漢族之民族反抗精神，開展明末清初史的研究，以明末之抗清史論證反滿正當性與必要性。僅以《明遺民錄》為名的書就出現(xiàn)三種，其一的作者孫靜庵有志于反清，他的書出版于1912年，宣揚遺民不屈不撓的精神，鼓舞反清斗志。張其淦撰輯《明代千遺民詩詠》，表彰明末遺民，出版于1928年。九龍真逸輯《勝朝粵東遺民錄》，專門表彰廣東明代遺民。周作人寫于1935年的《隅卿紀念》，說研究明清小說戲曲的馬廉，搜集明末文獻，“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運動影響，大抵現(xiàn)今的中年人有過這種經(jīng)驗，不過表現(xiàn)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引者按，指馬太玄）寫到清乾隆帝必要稱曰‘弘歷’亦是其一”[2]。因著反滿觀念而研究明末歷史，人們講到清朝皇帝，必呼其名，而不稱皇帝，表示立場不同的決裂態(tài)度。
　　四是一批應急清史之出現(xiàn)，如吳增祺《清史綱要》（1913年），許國英《清鑒易知錄》（1917年），文明書局編輯的《清鑒輯覽》（1918年），還有劉法曾的《清史纂要》，印鑾章的《清鑒》。在人們渴望了解清代歷史之時，不無其應世作用，但學術水準不高，而反滿觀念強烈。不僅如此，還有迎合輿情編造歷史的情形，如許國英在《清鑒易知錄》中編造清室丑事，為孟森所揭露批評。根據(jù)這些情況，可以說早期清史研究是在反滿革命名義下之漢族民族主義史學。

　　　　　　　　　　　　　　二 反帝愛國與清史研究

　　20世紀上半葉和50年代前期，有成就的學者大多是誠摯地愛國主義者，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正是中華民族觀念和民族國家的一個新的發(fā)展時期，人們以爭取祖國的獨立富強為己任。他們的學術研究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誠如文字學家黃侃的治學為“存種姓，衛(wèi)國族”那樣[3]，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并通過自身的特長使用文字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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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人恥于外國人先于我研究清史，如稻葉君山《清朝通史》的于1915年推出，刺激國人研討清史，蕭一山之下功大寫作《清代通史》，為的是不為外人恥笑，在清史研究的學術水平上與外人爭高低，為國家增光。學界有共同認識，侵略者欲亡其國，必先亡其歷史，故應加強國史之研究。
　　“九一八事變”以后，反對日本侵略和制造“滿洲國”，以及后來出現(xiàn)之華北、南京敵偽政權，激發(fā)學者愛國反侵略意識與加強清史研究的自覺性。最早組織明清檔案整理的朱希祖，為“借歷史以明國家之綿延，鼓勵民族之復興”，撰著《偽齊錄輯補》、《偽齊國志長編》，致力于抨擊偽政權。在清史研究方面，學者自覺反對侵略者謬論，進行滿洲與中國關系史研究，鄭天挺于抗戰(zhàn)中寫作《清代皇族之氏族與血系》，指明滿族只是部族稱謂，不是地名，更不是國名，清朝皇室，融合了滿、蒙、漢族的血統(tǒng)，新血素的參入，對清初的武功奮張，文化調(diào)融，均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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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界反對日本侵略的同時，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國恥史同樣為清史研究者所關注，寫出很多作品。如果從1915年國文書局出版的《國恥史》算起，到1980年的《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將沙皇俄國侵華史著作除外，有一百一十多種。這些書的出版大多在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內(nèi)容上遍及各個帝國主義，而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專門抨擊美帝國主義的尤多，有二二十余部，其中出現(xiàn)在1947年—1952年的多達25部，對中美望廈條約的研究蓋過了對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的關注。
　　譴責帝國主義侵略的有名著作有：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
　　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近代中國史事日志》；
　　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
　　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
　　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
　　富有憂患意識與歷史使命感的學者，不僅是揭露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更在尋找救國之道，一部分學者，如蔣廷黻等，以民主主義意識檢討中國內(nèi)政，總結歷史經(jīng)驗，倡導改革，爭取國家獨立富強；另一部分學者，如范文瀾等，信仰馬克思主義，總結中國近代史經(jīng)驗，主張革命挽救中國。
　　在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中，人們提出以鴉片戰(zhàn)爭的歷史影響作為劃分中國歷史的分期法，即鴉片戰(zhàn)爭改變清代中國面貌，在那以前中國歷史為古代史，此后為近代史。蔣廷黻、毛澤東、范文瀾等倡導這種歷史分期方法。這種分期法充分認識到外國侵略對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影響，將鴉片戰(zhàn)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有著學術價值，但是清史被分為古代與近代兩大部分，使得對清朝通史的研究難于進行。
　　以反帝為使命的清史研究，與20年代以前的反對清朝的民族主義不同，是新的民族主義史學，在滿洲與中國關系問題上，由世紀初的強調(diào)差異、矛盾斗爭，進到認識兩者之間的共同性，令對清朝歷史的準確認識大有進展。

　　　　　　　　　　　三 “反修”（反對蘇聯(lián)“修正主義”）與清史研究

　　關于沙皇俄國侵略清代中國的歷史研究，在20世紀上半葉少得可憐，筆者在書目中僅見到1929年問世的《俄羅斯侵略中國痛史》一部。到中國實行“一邊倒”國際政策之時，則成為一個學術禁區(qū)，無人能夠研究，而清史學家當然知道沙皇俄國對我國東北和西北領土侵占的歷史。60、70年代中蘇交惡，珍寶島之戰(zhàn)，史學界一方面是適應時政之需要，緊跟政府“反修”（反對蘇聯(lián)“修正主義”）政策，另一方面是將積壓的情緒抒發(fā)出來，進行老沙皇侵華史研究，產(chǎn)生具有學術性和一般宣傳性的讀物三十余種，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沙俄侵華史》[4]第一、二卷，《小俄關系史論文集》[5]，均系研究之作，不過大多數(shù)作品，與當時的文風相同，屬于大批判的類型。與此相關的是對關于我國東北邊疆史的研究有所關注，如《清代柳條邊》一書的出版。

　　　　　　　　　　　　　　　四 革命、繼續(xù)革命與清史研究

　　前述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研究清史，在反帝使命感之外，還要推翻國民政府，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又在毛澤東的繼續(xù)革命理論指導下，強調(diào)歷史就是階級斗爭史，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有著影射蔣介石、贊揚農(nóng)民戰(zhàn)爭、提出厚今薄古為無產(chǎn)階級專政服務的特點。
　　研究曾國藩�？箲�(zhàn)時期，中國面臨著國內(nèi)兩大勢力的斗爭和抗日戰(zhàn)爭兩大難題，亦即傳統(tǒng)的“安內(nèi)攘外”問題，清朝歷史上咸豐帝、曾國藩等碰到這個問題，是先安內(nèi)后攘外，還是反過來？范義瀾于1943年出版《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后來作為他的《中國近代史》附錄），認為曾國藩“把外國侵略者當作救命王，把本國人們當作惟一的仇敵，假‘安內(nèi)攘外’之名，行‘按內(nèi)讓外’之實，假尊孔復古之名，行亡國滅種之實，這正是曾國藩傳給后來統(tǒng)治階級的‘不朽’衣缽”[6]，用以影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其時候外廬在山西，對閻錫山“評論曾國藩，大罵蔣介石師承曾國藩，一樣的賣國求榮，終將成為中國歷史的千古罪人”[7]。都以研究曾國藩為名，反對蔣介石。
　　太平天國史與農(nóng)民起義史研究。50年代初，恰值太平天國起義一百周年，紀念活動的開展，引起學者研討太平天國史，范文瀾撰文《金田起義一百周年紀念》，強調(diào)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歷史意義，并在對比中貶低辛亥革命價值：太平天國“破天荒提出消滅封建制度的土地綱領。它又不同于后來資產(chǎn)階級所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因為它敢于發(fā)動廣大農(nóng)民參加戰(zhàn)爭，而資產(chǎn)階級則是不敢喚起民眾。太平天國革命如果得到成功，資本主義將在中國順利地發(fā)展起來，比之60年后的辛亥革命，成就要大得多。誰都知道，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統(tǒng)治，但不曾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6]。太平天國起義紀念稍后，毛澤東發(fā)起批評電影《武訓傳》，胡繩著文《為什么歌頌武訓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xiàn)》，認為武訓是爭取充當?shù)刂麟A級奴才，破壞農(nóng)民革命。[8]由此引發(fā)對武訓同時代、同地域的宋景詩農(nóng)民起義的調(diào)查與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由農(nóng)村包圍城市取得勝利的，頌揚農(nóng)民革命乃是說明政權正當性的一個方面，以太平天國百年紀念和批判《武訓傳》為契機，在史學界興起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的研究，使它成為50年代史學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清代其他農(nóng)民起義、暴動，以及少數(shù)民族-暴動，秘密結社、秘密宗教的活動與暴動，得到廣泛的關注。至于太平天國史研究的著述，僅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1900—1980八十年來史學書目》著錄的就有195種，并以50年代出版的著作為最多。
　　資本主義萌芽與《紅樓夢》研究。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也是“五朵金花”之一，它是二三十年代社會史大論戰(zhàn)的延續(xù)，是研討民主革命前的中國社會性質�！都t樓夢》的研究也是肇始于毛澤東對胡適思想及胡適派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而學術界將資本主義萌芽與《紅樓夢》兩事聯(lián)系在一起，是探討《紅樓夢》的社會背景，是否是市民文學，是否有資本主義產(chǎn)生后的民主主義觀念�！拔母铩敝小都t樓夢》研究長盛不衰，亦因毛澤東把它當作-歷史小說，要人閱讀五遍，筆者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寫出《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紅樓夢》小冊子。[9]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實際上是將社會形態(tài)與社會性質的大題目具體化，清史研究受其影響，討論滿族入關前的社會性質問題。
　　厚今薄古與加強近代史研究。1958年高舉“二面紅旗”之時，學術界緊跟革命形勢，也要大躍進。陳伯達、范文瀾號召史學界“厚今薄古”，后者發(fā)表《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一文，闡述學術與-的關系，認為“厚今薄古與厚占薄今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厚今薄古的歷史學，“主要是研究無產(chǎn)階級領導革命的中國史，其次是資產(chǎn)階級領導舊民主革命的中國史”。[6]事情被提到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這吋講的厚今薄古，就不是簡單地研究古代的歷史還是現(xiàn)代和近代的歷史問題，而是要通過近當代史的研究，去頌揚毛澤東的繼續(xù)革命理論，雖然其時毛澤東并未正式提出繼續(xù)革命理論，不過在向-主義過渡的思想和行為中已露端倪。厚今薄古的延續(xù)，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史學研究只剩下四種內(nèi)容，即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和世界-主義運動史。
　　肯定清朝的歷史貢獻。對于清朝的歷史，歷來多是批判的，難得給予積極方面的評價。60年代初聽傳達：毛澤東說，對于中國，滿族的到來是闊姑娘下嫁；我們現(xiàn)在吃的是乾隆的飯。這是從國家現(xiàn)有疆域出發(fā)的認識，感到清朝有奠定國家版圖之功。其時，劉大年在《歷史研究》雜志發(fā)表《論康熙》長文，比較全面地評價康熙帝，肯定他的平定三藩，統(tǒng)一臺灣，三征噶爾丹，驅逐在西藏的準噶爾勢力，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等等功業(yè)，使中國成為疆域遼闊、民族眾多的強大而統(tǒng)一的國家。

　　　　　　　　　　　　　　五 基礎知識傳播與清史研究

　　前述同-運動、政府政策密切相關的清史研究，在一定的時間和場合遭到強調(diào)學術研究的學者的抵制和批評，他們更多地從學術考慮對清史進行研究。他們的特點，大約有兩個方面，，一是強調(diào)學術性，反對-功利性；二是進行有關清代的基本知識和制度文化的研究。
　　強調(diào)學術研究的學者，對清朝和清史持有應有的尊重態(tài)度，并且呼吁摒棄反清革命時期否定清朝歷史的態(tài)度。這類學者以孟森的表現(xiàn)最為突出。他于抗戰(zhàn)前在北京大學講授清史，撰著《清史講義》，開宗明義，肯定清朝是強盛王朝的歷史地位，應予公正對待：（清朝）“自當占中國累朝史中較盛之一朝”，因此“不應故為貶抑，自失學者態(tài)度”。他進而針對抹煞清朝地位的研究者，批評道：“近日淺學之士，承革命時期之態(tài)度，對清或作仇敵之詞�！盵10]他希望用公正客觀的態(tài)度研討清史，革命時期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不足為訓。有了這樣的治學態(tài)度，才能終結反滿的清史研究，取得新的成就。
　　這類清史學者的研究關注于清代歷史的基本內(nèi)容，主要是清朝的基本制度、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與后世關系特別密切的事情，可以說是致力于有關清朝基礎性知識的認知和傳播。重要的清史專家研究重心，表現(xiàn)在下述方面：
　　孟森研究清史的內(nèi)容，誠如商鴻逵所說：“大致可以分作兩類：一、歷史事實的論述，二、文獻資料的考訂。”[11]孟森在史實方面，試圖明了清朝開國史、滿洲族稱、國號和八旗制度、太后下嫁、順治出家、雍正繼位三大疑案、科場案、字貫案、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等文字獄；在文獻方面，他論述《四庫全書》的編修與目的，清朝對有關明史特別是南明史民間著作的態(tài)度，清朝編寫實錄的作偽。孟森的著述內(nèi)容，既注意到清代的基本史事，義是結合時事，即人們的關注點，如三大疑案考釋，并非不顧事情，作脫離現(xiàn)實的考證。事情的關鍵之處不在這里，而是他尊重歷史的態(tài)度，事情是什么樣子，就爭取還原其原貌，如他對清朝文字獄、篡改史書都是持批判態(tài)度，而對清朝的文治武功則予贊揚。這里要附帶說一句，孟森的《明清史論著集刊》得以在1959年結集出版，《明清史講義》梓刻于1981年，《明清史論著集刊·續(xù)編》于1984年印行，均系商鴻逵整理，全部由中華書局發(fā)行，這得力于吳晗和中華書局負責人金燦然的提倡及支持[12]，須知1959年出版孟森的書是很不容易的。
　　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對清史做出較全面的論述，基本制度、事件和人物都寫到了。他認為歷史內(nèi)容中文化、-、國民生計最重要，而文化在社會生活中占最高地位，并以此認識編排清史的內(nèi)容。
　　陳垣，并非清史專家，其實他對清史是頗為留心的，明清內(nèi)閣大庫檔案的整理，他是最初的指導者之一，并創(chuàng)造整理檔案的原則——檔案八法，他關于清史的論文，我們從《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來看，集中在文字獄和《四庫全書》兩方面，如《編纂四庫全書始末》、《四庫撤出書原委》、《書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扎后》；再如《錢名世軼事》、《方孝標方苞軼事》等。此外，他對清初佛教史特加留意，著作《清朝僧諍記》（1934年）。
　　鄭天挺的清史研究，早期的重點在制度方面，除前述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于血系》之外，有《滿洲人關前后幾種禮俗之變遷》、《清代包衣制度和宦官》、《清世祖入關前章奏程式》、《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釋阿瑪王》、《清史語解》、《清代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等文，并匯集于《清史探微》一書；他在研究的后期關照于歷史的解釋，如作《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鴉片戰(zhàn)爭前清代社會的自然經(jīng)濟》、《清代的幕府》，尤其是著《清史簡述》，只有幾萬字的書，然而涵蓋量較大，且有通貫的觀點，指出清代史的六個特點。
　　謝國楨，側重于對明末清初歷史和文獻的研討，著述《明末清初的學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南明史略》、《清初流人開發(fā)東北史》和《增訂南明史籍考》、《清開國史料考》、《清朝農(nóng)民起義資料輯錄》、《明清筆記談叢》等書，他矚目于社會運動和文獻學。
　　鄧之誠在《中華二千年史》中給予清史大量篇幅，還著有《清詩紀事初編》。
　　羅爾綱，以研究太平天國史著名，作有《太平天國史綱》、《太平天國考證集》、《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太平天國金石錄》，此外他對清代兵制的研究，成就顯著，有《綠營兵志》、《湘軍新志》和《晚清兵志》行世。
　　王鐘翰著《清史雜考》，已經(jīng)出版四集，由《雜考》之名可知，他重在對史事的考訂，在此基礎上做出詮釋。他運用滿文資料進行研究，是一個特色。他發(fā)現(xiàn)關于撫遠大將軍允禵的史料，將雍正繼位疑案的討論引向深入。近著《滿族禮尚往來與文化》（1996年）。
　　許大齡著《清代捐納制度》一書，開辟清代-史研究的一個領域。
　　作為思想史專家的楊向奎，對清代學術史亦有興趣，撰著《清儒學案新編》（1985年）。
　　陳寅恪撰著中的《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是關于清史的名著。
　　上述各位學者，治史有一個特點，即釋史之外，均重視對古文獻的研究，不少人兼有專門的論著，所以他們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的。
　　總起來說，孟森的《清史講義》、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和鄭天挺的《清史簡述》三部通史，似為研治清史不可不參考之作。清朝滅亡后問世的概述性之作，內(nèi)容重在-史方面，且多偏見，學術價值不高，會被時間所淘汰。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清史研究，逐漸走向新方向，開辟新領域，研究者的目標鎖定在：開啟人們智慧，崇尚高尚生活情趣和高尚人格，希望使之成為智慧與塑造人之學問。
六 滿族民族情結與清史研究

　　滿族之反對歧視與要求。50年代末滿族人士對“滿清”政權（王朝、政府）概念表示反感，政府通知改正，故60年代以后“滿清”一問基本絕跡。
　　滿族人士贊助學術研究。北京成立滿族研究會并展開活動，推動滿族史與清史研究。不定期論文集——《滿學研究》業(yè)已出版六集，連續(xù)召開了不下四五次研討會，對八旗制度、滿族文化之討論尤可注意。
　　寫到這里，不禁要提出如何認識帶有-性的史學研究、清史研究的問題？
　　（一）學術研究，獨立思考，實事求是
　　有的學者極力主張歷史研究的-性，認為這是黨性的表現(xiàn)，強調(diào)史學研究為無產(chǎn)階級-服務，從而將專注學術性的學者視為脫離-。是資產(chǎn)階級的，予以批判。對于他們的意見可以分四個層次來說明：
　　一是史學歷來是服務于-的。范文瀾認為歷史著作反映當時-生活，“是史學的正常形態(tài)，是史學的主流”，否則是“變態(tài)支流”。[6]尹達也說“史學服務于現(xiàn)實-，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傳統(tǒng)”[13]。
　　二是資產(chǎn)階級以脫離-為幌子。范文瀾批判說：“反動統(tǒng)治階級的學者們，為了對抗革命，提倡學術與-脫離，企圖使學術脫離革命的-，變成沒有靈魂的死東西”。
　　三是史學是-性強的理論之學，或者說是黨性之學。胡喬木說：“歷史本身就是一種理論性的研究�！盵13]尹達說史學家“必須具有堅定的無產(chǎn)階級立場和無產(chǎn)階級的感情，才能夠準確地分析和研究祖國的歷史，才能夠從祖國的歷史里發(fā)現(xiàn)珍貴的遺產(chǎn)，才能夠把這些遺產(chǎn)變?yōu)橥苿赢斍案锩鼘嵺`的積極因素”[13]。侯外廬贊揚尹達實踐了“做學者要做黨的理論戰(zhàn)士”的人生目標[13]，他又稱頌翦伯贊，謂其“史學著作黨性強”[7]
　　四是史學為-服務就是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政權服務。尹達說“把研究歷史與研究現(xiàn)實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13]。“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則是站在無產(chǎn)階級立場上，分析社會歷史，寫出科學的歷史，并以此教育廣大人民熱愛我們的祖先世世代代所創(chuàng)造的歷史，認識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所走過的曲折道路，從而熱愛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積極投身于祖國的四化建設。這正是我們歷史工作者最大的-任務”[13]。侯外廬原先研治古代歷史，寫作《中國古典社會史論》，1941年周恩來要求他“致力馬克思主義史學陣地的繼續(xù)開拓與建設”，他理解到，“研究近代歷史與確定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所面臨的革命任務，這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因而轉向近代史的研究，著述《中國近世思想學術史》。[7]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目標，研究有極強的-性，劉大年稱頌范文瀾的著作表現(xiàn)了“批判性、戰(zhàn)斗性”的特點。[6]
　　如此強調(diào)學術研究的-屬性，或者說黨性、階級性，今天很難再聽到了。但要說學術研究者與-了不相干，那是不符合事實的，人們生活在社會中，必然會有或多或少的-傾向，這種傾向也許會影響到學術觀點，那怕是微弱的，此其一；其二，人總會受時代思潮的影響，時代在思考什么，人往往也會隨著思索什么，就以上述強調(diào)學術研究的學者來說，他們留意清代文字獄史，南明史，清朝三大疑案，乃因反滿革命學者致力于此，他們也就把這些歷史問題也作為研究對象了。不過他們的結論和革命學者有相同之點，亦有相異之處。受時代的思潮影響則是共同的。所以問題不在于強調(diào)學術研究的-性，或者否認它的-性，而是需要明確：學術研究，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準則。惟其如此，史學研究才會走在正確的軌道上，做出應有的成績。否則-政策和-思潮影響學術研究，一種觀念掩蓋另一種觀念，總是傾向性太強，以致研究清史的初期，幾乎全盤否定清代的歷史貢獻，而如今對清朝皇帝和重大政事幾乎是一片頌揚之聲。這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避免的呀！
　�。ǘ�-干預對史學正負兩方面的影響
　　正確認識-對學術研究、清史研究的影響，或者說-干擾，不要作絕對化的結論，不必給予一概否定，實際上它有正負兩方面作用，需要進行分析。而這種分析，筆者認為要先明確下述三點：第一，學者自覺之-情懷與外加的-干擾是兩回事；第二，政論家之研究與學者有所不同，前者-目的性強烈，因不能深入研討必然會有某種誤謬，然而學者應理解他們的學術觀點的某些誤失；第三，惡劣-需要的篡改歷史與為-理想服務的誤解歷史應當區(qū)別開來，即為明了國家歷史的正常需要同執(zhí)政者為一己之私而研究歷史有別，后者容易偽造歷史。
　　從清史研究歷程看-對清史研究的正面影響。反滿革命、反帝愛國、反修的-需要，首先使清史進入學者的研究范疇，對于清史學的產(chǎn)生起了促進作用。其次逐漸擴大清史研究的領域：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和中外關系史，揭露外國侵略者的罪行；反滿精神的再造，研究清朝-史和滿漢關系史；因“反修”使得中俄關系史和我國東北邊疆史的研究得以開展。復次，愛國主義觀念之注入清史研究，激發(fā)學者研究熱情。這里是從客觀后果來觀察的-對清史研究的影響，并非著眼于主觀動機。
　　意識形態(tài)和主流觀念支配下的清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兩個問題，一是指導觀念運用不當造成的觀念上的偏頗，在滿族統(tǒng)治、中西文明碰撞、西方宗教在華傳播、民眾運動、清朝的民族政策等重大問題的評價上，較長時期缺乏正負兩方面作用的分析，在一些重要歷史人物，如對曾國藩、林則徐、李鴻章等的評價，清朝的歷史地位的評價，道光以來的八大運動和歷史主線的論定等方面均出現(xiàn)過頗有可議的思想傾向。二是研究領域不均衡，有的領域研究過熱，有的則成為空白。因為政策和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有的領域成為學術研究的禁區(qū)，如一個時期內(nèi)俄國侵華史之不能涉獵，有的領域成為學術研究的過熱點，如為強調(diào)階級斗爭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集中在太平天國、幾次農(nóng)民起義、《紅樓夢》歷史背景等方面，而在廣泛的領域或無人問津，如對于社會各階層，只留心于兩極，而忽略中間階層的考察；或始有而中斷，如清代制度史、清代社會史的研究。偏頗的出現(xiàn)，與50——70年代的-狀況，關系甚為密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與反右運動令知識分子失去獨立思考與獨立研究之可能，自覺地去適應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助長了研究方向的某種不恰當和研究領域的不均衡狀況。
　　固然，-對于學術研究有著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承認它的積極因素的那一方面，并不是為了贊揚它，歡迎它，只是認識到這種事實而已，并以此知道純學術研究是不可能的。其實事情的關鍵是如何排除-對學術研究的干擾，讓學術研究真正成為學人的事業(yè)，能夠獨立自主地健康地進行，尋覓對人類社會發(fā)展有益的經(jīng)驗及建議，得出符合歷史實際的學術結論。要而言之，“史學研究，排除-干擾，獨立思考，實事求是，以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服務于社會”，應當是歷史學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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