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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當代中國史研究學科前沿論壇綜述

發(fā)布時間： 2016-10-18    作者：葉張瑜    來源：國史網 201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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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論壇。本次論壇共邀請有關學者撰寫學術綜述28篇，集中圍繞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下簡稱國史）研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國史理論等領域的新成果和新進展、新時期國史研究熱點問題以及國史研究前沿問題展開學術評述，深入探討了國史研究的發(fā)展動態(tài)和趨勢。

一、2012年度國史研究基本狀況

國史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一門年輕的歷史學科，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深入逐漸發(fā)展起來。近年來，國史研究愈益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2012年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國史研究。

當代中國研究所李正華研究員對2012年度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狀況進行了述評，他指出，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取得了積極進展，許多重要問題的研究都有所深入，其中，有關過渡過時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史研究；人民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民族區(qū)域自治、基層群眾自治等政治制度研究，民主與法制建設、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探討得較為深入；黨政關系、領導體制、行政建制、干部制度、信訪制度等問題引起高度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理論體系以及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等問題成為新的學術熱點。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呈現三大主要特點：一是圍繞“南方談話”發(fā)表20周年、七千人大會召開50周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70周年等相關主題的研究較多；二是許多選題與現實政治、社會熱點問題密切相關，針對性強；三是研究視角多立足于長時段的論述，跨學科研究方法逐漸興盛。

當代中國研究所鄭有貴研究員總結了2012年度中國當代經濟史的研究狀況，他指出，中國當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表現出以下特點：一是從內容上看，關于中國經濟體制轉型及獨特發(fā)展道路的討論、經濟增長問題的討論等研究成果頗為集中；二是從時間上看，對計劃經濟時期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研究日益深入；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趨勢明顯，新視野和新視角被不斷引入到對中國當代經濟史的分析和討論當中。在中國經濟體制轉型及獨特發(fā)展道路的研究中，學界對于對經濟體制轉型本身的回顧和解釋仍然是討論的重點；注重國際視野及中外關系對比是關于中國發(fā)展道路研究的又一特點；在關于中國發(fā)展道路的研究方法上開始了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探索與突破。除此之外，學術界對“三農”問題、經濟思想史、長期經濟增長的解釋、對外經濟關系及對外開放等專題性研究的成果也相當豐富。

當代中國研究所歐陽雪梅研究員對2012年度中國當代文化史研究狀況進行了述評，她指出，中共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道路”的提煉和闡發(fā)，為當代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條準確鮮明的主線。意識形態(tài)建設、文化思想、文學史、教育史等相對成熟的專題史研究有更加系統(tǒng)和深入的成果面世，電影史、新聞出版史、港澳臺文化發(fā)展史、少數民族文化發(fā)展史等也有一定研究成果。這些成果都是當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但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分支學科的當代文化史不是各分支學科的簡單相加，而是對于60多年新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整體性研究，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中國當代文化史研究成果問世，這同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要求不相適應，仍需努力。

當代中國研究所李文研究員在對2012年度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狀況述評時指出，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內容進一步豐富，學科形態(tài)初露端倪，主要表現出以下特點：一是關于中國當代史學科理論的討論日益豐富；二是出現了一批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建設與管理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個案研究和借鑒社會學方法的嘗試性研究；三是城鄉(xiāng)關系問題、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問題已成為中外學者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四是對性別、婚姻與家庭，社會與環(huán)境以及人口、民族和宗教等問題的研究日益深入。在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和學科建設方面，社會史史料搜集整理、跨區(qū)域研究將成為發(fā)展趨勢。另外，由于中國當代社會史是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研究基礎差，空白點多，因此，以開放的心態(tài)和做法“開門搞研究”是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務實之舉。

當代中國研究所黃慶研究員對2012年度外交史和“一國兩制”史研究狀況進行了總結，他指出，在對中國領導人外交戰(zhàn)略思想研究方面，學界以對毛澤東的外交思想、周恩來的民間外交、鄧小平新時期外交調整為重點；在中國與大國關系史的研究方面，學界主要圍繞中美、中日、中俄關系的發(fā)展演變進行了研究和探討；在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史的研究方面，中國與尼泊爾、越南和中亞國家關系的發(fā)展成為研究的主要方面；在多邊外交史的研究中，主要體現在對多邊外交的歷史回顧，尤其是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研究。學界對“一國兩制”史研究體現出濃厚的紀念史學特色和現實性指向，研究成果體現出多學科、多領域的交匯。學界從理論、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教育和文化等各個角度對“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和思考，但“一國兩制”史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研究力量過于分散，專門研究機構不多，對“一國兩制”史的概念還缺少普遍認知；二是研究成果分散在多學科、多領域，，因此，需要吸收、整合多學科研究成果，從歷史層面對“一國兩制”史進行深入研究。

當代中國研究所王愛云副研究員探討了2012年度國史理論研究的狀況。她認為，隨著國史研究的深入發(fā)展，國史學科理論研究和建設提上重要日程，并不斷取得積極進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堅持唯物史觀，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的界限。學界集中批判了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否定新中國歷史成就的虛無主義思潮，指出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功績不容抹殺。二是有學者提出了國史理論研究具有“兩個層次”，即國史本體論研究和國史認識論與方法論研究；“三個研究方向”，即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新中國歷史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包括歷史經驗）研究、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研究；“八個研究領域”，即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與發(fā)展的研究，以及國史通史學、史料學、編纂學、史志學、歷史地理、歷史哲學和史學史研究。三是在構建國史理論學科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從總體上看，國史理論研究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缺乏系統(tǒng)性、完整性和創(chuàng)新性，研究廣度、深度都有待加強，學科特點也不甚顯著，嚴重滯后于國史研究的整體發(fā)展和學科建設的實際需要。

二、新時期國史研究中的熱點問題

隨著國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學界將研究領域逐漸轉向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從新視角、新方法等方面加強了新時期的國史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熱點，透視和分析這些熱點問題,對于進一步把握國史研究前沿、深化國史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武國友研究員探討了新時期歷史階段劃分問題。他指出，依循中國共產黨領導改革開放這一核心主線的演變邏輯，新時期中共黨史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和一個過渡階段，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為過渡階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2年8月中共十二大召開前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至1991年12月為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階段；1992年1月鄧小平“南方談話”和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至2000年12月為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2001年1月以后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

當代中國研究所張星星研究員著重探討了把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納入國史研究視野的問題，并對新世紀新階段的研究狀況進行了述評。他指出，一是要充分肯定新世紀新階段以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全面展現國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道路，城鄉(xiāng)居民生活和社會保障水平明顯提高等成就和經驗。二是要客觀分析新世紀新階段以來發(fā)展中存在的問題，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報告和歷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實事求是的分析和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以及前進中面臨的風險和挑戰(zhàn)。三是要認真研究新世紀新階段歷史的階段性特征，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在新世紀新階段的具體表現，是十多年來推進改革、謀劃發(fā)展的根本依據。四是要正確認識新世紀新階段歷史與新中國60多年歷史、改革開放30多年歷史的關系。

人大常委辦公廳研究室萬其剛研究員探討了近年來學界關于現行《憲法》的重大特征和《憲法》實施以來的巨大成就。他指出，目前學界將現行《憲法》的特征概括為超越西方自由主義和傳統(tǒng)社會主義，調整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關系，探求公平與效率的平衡，重構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厘清政黨與政權的關系，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現行《憲法》實施以來，有力地促進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fā)展，承擔了穩(wěn)定國家秩序與推進社會主義轉型改革的重任，推動了我國社會治理模式的轉型，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

當代中國研究所張金才研究員總結了新世紀以來法制建設的研究情況。他指出，新世紀以來，新中國法制建設史研究取得明顯進展，主要表現在對新中國法制建設的整體性研究、對新中國前29年法制建設的研究、對新時期法制建設的研究以及對人物法制思想的研究等方面。研究中還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現有成果多為專業(yè)法學研究學者所寫，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不多。二是現有著作多是部門法史，將新中國法制建設作為一個整體按照歷史發(fā)展的邏輯和時序進行研究的還不多見。三是現有著作多是立法史，將新中國法制建設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各方面綜合起來進行全面研究的比較少。四是把新中國法制建設放在共和國史的恢宏背景下去考察的還不多見。五是現有成果按照法制建設自身呈現出來的階段性特征來劃分階段的比較少見。

三、國史研究中的若干前沿問題

在國史研究獲得長足進步的同時，國史學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出現了分歧與爭論，為了進一步深化對國史研究一些重點問題的認識，本次會議共有十位學者就國史研究的重點和前沿問題進行了發(fā)言。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劉晶芳教授探討了近年來學界關于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原因。她認為，近年來學界從多個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比如從新中國成立后頭三年新民主主義建設帶來的新變化、從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內高層認識上的分歧和矛盾，從國際環(huán)境特別是蘇聯模式的影響，從中共執(zhí)政后所采取的工業(yè)化戰(zhàn)略和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從理論層面探討了毛澤東決定放棄新民主主義、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諸因素。

當代中國研究所劉倉副研究員考察了近年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研究情況。他認為，中國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建立什么性質的社會的關節(jié)點。中國是否存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及其發(fā)展方向是什么，過渡時期總路線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關系，如何評價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關系，這些涉及中國走什么路的根本問題都與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研究有關，其中每一個問題都存在爭議或者爭論，甚至是針鋒相對的觀點，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重點和難點。

當代中國研究所鄭珺副編審考察了新世紀以來國史學理論問題研究狀況。她認為，新世紀以來國史學理論研究取得了長足發(fā)展，在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方法、學科建設等問題上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對國史學科研究主線、國史分期等基本問題的研究和認識逐漸明晰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認識漸趨一致。目前國史學理論的研究仍比較薄弱，要進一步加強國史學理論體系以及進一步推動國史學理論和方法研究的進展；不斷開拓國史研究的視野，促進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和中外學術交流；要提高國史學研究者的責任意識與學術素養(yǎng)。

當代中國研究所曹守亮副研究員考察了一年來學界對《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的研究特點：研究更多的是從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道路等理論色彩較強的角度出發(fā)進行研究；對《歷史決議》的評價也出現了不同聲音；研究中存在較大分歧反映出國史研究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tài)性斗爭非常激烈；對《歷史決議》的研究更加注重從國史的角度來探討其歷史作用，凸顯其對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的豐富和發(fā)展的價值。

此外，當代中國研究所冷兆松研究員探討了2001年起“國進民退”爭論的興起與展開、存在的重大分歧以及中央的回應，認為并不存在所謂“國進民退”的問題。助理研究員王蕾考察了入世后國內學界對中國外貿研究的情況，提出了需要深化研究的著眼點。孫丹副研究員梳理了2012年中國當代文化史和文學史的出版、研究現狀，考察了學界有關群眾文化的研究情況。王巧榮研究員考察了2012年度中美關系研究的現狀，認為有關紀念中美上海公報發(fā)表40年、中美戰(zhàn)略關系、中美經貿關系以及中美關系中存在問題的研究等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和熱點。羅燕明研究員考察了香港史和香港的國史研究情況。

與會學者認為，由當代中國研究所歷經20年編著完成并經中央批準出版的多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是2012年國史研究最顯著的成果，值得每個國史工作者學習和借鑒。盡管國史研究已經取得積極的進展，但作為一門新興的歷史學科，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需要大力推進國史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發(fā)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也需要進一步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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