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模式節(jié)目跨境流動作為全球傳播格局的表征,體現(xiàn)了全球與地方文化的"勾連"。本研究以國外模式節(jié)目的本土化生產為研究對象,以權力博弈為切入視角,將模式置于全球和地方化的產業(yè)、經濟以及政策規(guī)制中,分析模式節(jié)目本土生產空間的開拓以及文化"雜合化"的實現(xiàn)過程。研究者于2015年5月至10月在燦星公司開展田野調研,并對27位涉及模式本土化運作的工作人員進行了 32次深度訪談,人員范圍覆蓋燦星公司,燦星合作方,以及國內其他同行。與此同時,還對田野期間獲取的燦星公司內部資料、重點模式節(jié)目的拉片分析報告,以及各路媒體的相關宣傳報道展開文本分析,并積極參加學界、業(yè)界模式相關的論壇和會議,進一步豐富理論知識和研究資料。本研究圍繞燦星涉獵的《中國好聲音》、《了不起的挑戰(zhàn)》、《我的小小電視》三個模式節(jié)目,立足于電視空間的生產,將原本被遮蔽的"權力"要素置于前臺。不僅關注媒介文本,更關注形塑媒介文本的框架性因素、結構性力量,以及他們的博弈路徑,互動方式對本土版文化形態(tài)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模式節(jié)目本土化分為引進、生產和推廣三個主要階段,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技術四大權力機制,模式方,制作方,國家權力部門,播出平臺,廣告商五大權力主體。政治因素是引進時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經濟因素是生產和推廣階段的最大訴求。多元主體間的競爭性互動,造就了"雜合化"的運作邏輯。這種"雜合"不僅體現(xiàn)在文本形態(tài)上,也體現(xiàn)在動力機制上;有力地批判了文化帝國主義流派"同質性文化"和"主導一服從"二元對立的理論主張,也回應了文化多元主義流派漠視權力架構的理論缺陷。最后以圖繪形式,勾勒出模式本土化各階段主要動力機制的運作方式和依存關系。引進階段,政治和經濟,政治和文化,政治和技術,都是單方面依存關系。引進違規(guī)的模式,總局不答應,受眾不認同,廣告商和制作方會蒙受經濟損失;想要改變違規(guī)的模式點,技術層面有較大挑戰(zhàn)。因此,政策上的把控訴求也是受眾的文化訴求,廣告商的利益訴求,以及本土電視人的自覺要求;不愿意冒險引進意識形態(tài)相左的模式。生產階段,經濟和政治,經濟和文化,經濟和技術,都是雙向互動關系。一方面,經濟利益的實現(xiàn)依賴政治權力提供的資源和保障;依賴文化接近性對受眾認同感的營造,并轉變?yōu)槭找曎u點;依賴本土的制作水平;另一方面,經濟權力也通過和政治權力的良性互動,以及采取意識形態(tài)與商業(yè)表達相結合的"并置"策略,為自己拓展政治局面。與此同時,依托節(jié)目影響力傳遞主導意識形態(tài),學習西方先進經驗提升本土生產力,反作用于文化和技術權力。推廣階段,經濟和政治,經濟和文化,經濟和技術,都是單方面依存關系。通過依托營銷平臺、營銷渠道的技術支持,營銷宣傳時置入文化元素獲取受眾認同,以及注意規(guī)避政策要素弱化政治風險等方式,實現(xiàn)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雖然不同階段不同權力的權重存在差異,互動方式也有區(qū)別,但政治、經濟、文化、技術之間形成了同盟。通過建構技術層面的專業(yè)主義,和政策進行良性互動,依賴、推崇文化差異,制造受眾文化認同等方式,構建同一框架下全球文化的不同體驗,巧妙地掩蓋了電視產業(yè)跨國合作的商業(yè)訴求這一真實運作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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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浙江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6
【分類號】：G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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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263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