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國家可以視為一個系統(tǒng)，分析國家的政治模式，就是探究特定政治系統(tǒng)的內外環(huán)境、構成要素、行政效能以及發(fā)展方向。十六國時期，各政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活動無不受到本國政治模式的影響和制約。因此，政治模式可以作為考察五胡時代種種變遷的杠桿，通過它，我們可以更加清楚的認識十六國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 西晉時期，中國北方地區(qū)出現(xiàn)了少數民族大量內遷、自然環(huán)境不斷惡化、民族壓迫逐步升級三種因素疊加的情況，這種局面使得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胡人起義遍布各地。在統(tǒng)治集團內部，權力結構失衡引發(fā)“八王之亂”，司馬氏政權瀕臨崩潰。匈奴貴族劉淵憑借五部的強大，率先發(fā)難于并州，揭開了十六國的序幕。為了滿足爭霸戰(zhàn)爭的需要，漢趙政權經歷了由攀附漢室到依傍冒頓的轉變，政治重心也從謀求華夏認同向樹立草原正統(tǒng)轉移。繼漢趙而起的后趙政權民族色彩十分濃厚，“崇胡重夷”成為基本國策，此舉在凝聚部族勢力方面作用明顯，但也引發(fā)了冉閔時代的種族仇殺。 以“種族文化論”的觀點來看，五燕政權均出自慕容鮮卑一系。因在“八王之亂”中擁戴晉室和優(yōu)撫漢人，慕容鮮卑兼并諸部，崛起于遼西。前燕建國后，慕容v澥迪至巳峁溝牡髡橢刈�，并将“封裕甚r欏弊魑┱倭歟廡┚俅胛蘸竽餃軶
稱霸關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前燕的政治模式給后燕、南燕、北燕提供了范示，慕容垂立國的目的就是為了恢復前燕時代的政治格局，而南燕、北燕則因國小力弱，強鄰環(huán)視，只能以保境自守的策略來延續(xù)國運。 十六國時代的頂峰出現(xiàn)在前秦時期。隨著整頓內政與全面漢化的實施，懷柔政策與德治主義的推行，苻堅不但統(tǒng)一了中國北方，還創(chuàng)造了五胡時代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由于盲目自信，苻堅無視國家內部的種種隱患，急于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的政治理想。淝水之戰(zhàn)后，北方地區(qū)潛藏的危機瞬間爆發(fā)，如洪水猛獸般將前秦帝國吞噬。后秦是羌酋姚萇在消滅苻氏關中勢力的基礎上建立的，其政治進程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效仿前秦模式，國力日漸強盛；后期外部局勢不斷惡化，內部自我調節(jié)機制喪失，權力爭奪加劇，國家迅速衰亡。 西晉、兩秦時期的人口流動，改變了河西地區(qū)民族分布的總體格局，塑造了五涼政權的發(fā)展軌跡。前涼、西涼是十六國時期僅有的兩個漢人政權，兩國都以世家大族為核心，實行擁晉策略和豪強政治。后涼是氐酋呂光依靠西征軍團建立的，在君主至尊心態(tài)和權力專斷思想的驅使下，呂氏推行嚴刑重憲的治國模式。南涼、北涼立國都以部族武裝為核心，但由于地理位置和社會發(fā)展程度不同，統(tǒng)治集團的政治素質和文化修養(yǎng)存在差異，，兩國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模式。鮮卑禿發(fā)氏以河湟谷底為中心，實行胡漢分工；盧水胡沮渠氏利用民族仇恨立國，并制定了先東后西的擴張策略。 雖然分裂和對峙是十六國時期的常態(tài)，但北方政權也呈現(xiàn)出許多共同傾向： 從政治上看，胡漢分治是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各政權大多有皇帝——各級官僚——州郡漢民（以“戶”為單位）和單于——各級酋長——胡人部族（以“落”為單位）兩套行政體系。前者是胡人對華夏制度的模仿，后者是部族傳統(tǒng)的延續(xù)。政治實踐中，神秘主義較為盛行，占星之術成為影響決策的關鍵因素和政治斗爭的另類武器。 從經濟上看，盡管北方地區(qū)的商業(yè)活動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萎縮，但金屬貨幣依舊在商品交換和跨境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原傳統(tǒng)的農本思想被五胡政權普遍接受，各國不乏重農、利農之舉。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促進了胡人社會的進步，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從文化上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后，通過吸納漢族知識分子、學習漢族文化、接受農耕文明的方式走上漢化之路。漢化過程是逐步否定民族狹隘性，從根本上消解部族內在凝聚力的過程。北方少數民族融通過這種否定和消解，融入到華夏系統(tǒng)之中，成為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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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南開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2
【分類號】：D691.2;K23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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