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試論二孩晚育政策軟著陸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一個戰(zhàn)略性要求，就是提倡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1980年中央以“公開信”號召“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兩年后。國家把計劃生育政策寫入憲法，并被定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新憲法中明確規(guī)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對于大部分群眾來說計劃生育政策還是可以接受，但是要在全國推行“一胎化”就確實有點困難，尤其是我國的偏遠農村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進而，中央在1984年公布了中央第七號文件《關于計劃生育情況的報告》（簡稱《報告》），《報告》里明確要求：“要把計劃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計劃生育政策不再搞‘一刀切’，從而形成了普遍提倡一胎，嚴格控制二胎，堅決杜絕多胎，倡導和堅持‘晚婚、晚育、少生、優(yōu)生’等人口政策�！�
通過總結知，我國的計劃生育制度和政策是建立在深遠的歷史社會背景之上的。從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出臺的時代形式和政策形成的過程來看，中國現(xiàn)行的計劃生育制度可以說是我國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產物，是一個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的計劃生育思想，其形成的最初目的是為了解決新中國初期吃飯穿衣的社會溫飽問題，因此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在特殊環(huán)境下提出的特殊政策。經(jīng)過上世紀50年代的長期的、普遍的討論，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等到了越來越厚重的理論性依據(jù)，并且進一步促進了計劃生育政策從學術主張上升為國家基本國策的高度。與此同時，國際社會節(jié)育運動、控制人口思想的傳播，計劃生育政策的宣傳實施也對現(xiàn)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形成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從1982年計劃生育政策寫入憲法到現(xiàn)在，計劃生育政策已經(jīng)走過了近40多年的歷程，我們國家的人口增長模式逐步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高、低、高”）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三低”）模式轉變。但是我們也應該明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在特殊環(huán)境下提出的特殊政策，該政策是在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都高、社會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低下的前提和背景下誕生的。更重要的是，伴隨著我國社會、經(jīng)濟、文化和人口發(fā)展條件的發(fā)展、改變，計劃生育政策逐漸成為我國人口和社會經(jīng)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障礙和限制性因素。同時，普通百姓也逐漸也看到了維持計劃生育政策、保持當前低生育水平弊端，如果一直維持該項政策必將會給我們國家?guī)韲乐氐纳鐣䥺栴}。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因此，面對當前我國人口變化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面對當前我國人口變化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對“單獨二孩”政策進行一個文獻梳理是極其必要的。
本文擬從“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這三個視角來對“單獨二孩”政策進行梳理，即梳理“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前的計劃生育政策、從“雙獨二孩”政策到“單獨二孩政策”試點的轉變過程、“單獨二孩”政策的未來影響及其發(fā)展趨勢等。
一、過去：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主要內容
（一）計劃生育政策的階段劃分　
人口政策是一個國家社會經(jīng)濟政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人口再生產、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進步、資源合理利用、生態(tài)環(huán)境良性環(huán)循中起著重要作用，因而各個國家都力求制定能符合本國實際的、反映客觀規(guī)律要求的科學的人口政策。而生育政策作為公共政策，實行漸進調試，穩(wěn)中求變是必要的。早在2000年，我們國家就明確提出了“要建立和完善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這一決定，與此同時，2006年，國務院進一步提出了，要“堅持依法行政、思想政治教育與利益導向相結合，綜合運用法律、行政、教育、經(jīng)濟等手段”，“建立和完善政府為主、社會補充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體系”等重大決定。
對于計劃生育政策發(fā)展階段的劃分，學術界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對于計劃生育政策的階段劃分問題，梁中堂（1985）認為，計劃生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被作為以下兩種含義在使用：一是避孕和節(jié)制生育；二是指根據(jù)計劃、政策向各個家庭分配生育指標。按照梁中堂的說法，我們可以把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分為兩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49—1979年采取避孕和節(jié)制生育時期；第二個階段是1979至今是現(xiàn)行計劃生育制度的發(fā)展時期。
不過筆者認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目前已經(jīng)處于第三個階段（2013年至今），這個階段計劃生育制度的反思和改革時期。
（二）當前我國計劃生育類型具有多樣性
實行計劃生育后30多年來，計劃生育政策主要形成了以下五種類型，具體如下：　　
（1）“一孩政策”（獨生子女政策），在城鎮(zhèn)地區(qū)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的農村漢族家庭均只允許生育一胎�！　�
（2）“一個半孩政策”，如果生育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孩，那么隔若干年還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　
（3）“兩孩政策”：海南、青海、云南等偏遠省份的農村規(guī)定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如果夫婦均是獨生子女，他們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如果農村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間隔幾年，同樣可以在生育完第一個孩子后繼續(xù)生育第二個孩子。　　
（4）“三孩政策”，此項政策主要是對于少數(shù)民族、殘疾、再婚、歸僑、特殊職業(yè)等具體對象而言的。
（5）“單獨兩孩政策”，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表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fā)展。”
（三）當前我國計劃生育的法規(guī)和配套政策
計劃生育政策往往是以憲法、法律、地方性法規(guī)或條例等呈現(xiàn)出來的，如憲法、婚姻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等規(guī)定實行計劃生育，并出臺了相當多的配套政策，獎罰結合。《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出：“為了控制人口增長……在入學、就醫(yī)、招工、招生等方面，要照顧獨生子女及其家庭�！睆慕鼛啄陙砜�，有“城鎮(zhèn)職工退休時可增發(fā)5%退休金或養(yǎng)老金”政策、“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可以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延續(xù)、調整和發(fā)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近期，國家衛(wèi)計委等5部委聯(lián)合印發(fā)《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提高對失獨家庭補助額度……強調對住房困難的優(yōu)先安排保障性住房……”《通知》中的政策項目體現(xiàn)了我們國家對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的關懷，更是為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做一定的調整準備了條件。
（四）關于評價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　　
筆者個人認為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具有十分重要和深遠意義的。第一，計劃生育政策為我國經(jīng)濟社會的協(xié)調發(fā)展和世界人口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自從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我國的出生率在2000年已經(jīng)降到了11%左右，預計從政策實施以來我國少生了4億人口，促進生育率大幅度降低，人口過快增長得到有效控制，并提高了人口質量。第二，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了群眾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廣泛深入持久的宣傳教育使國家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深入人心，移風易俗，轉變了人們原來的“傳宗接代”、“養(yǎng)老送終”的生育觀念，，使晚婚晚育、少生優(yōu)生逐漸被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建立了新的生育文化。再次，“少生快富奔小康”，在利益導向上也見實效。同時，它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
通過對知網(wǎng)上的文獻進行收集和整理發(fā)現(xiàn)，當前學術界對于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有著截然不同的聲音。馬瀛通、馮立天（2000）認為，如果當年中國不執(zhí)行一孩生育政策，所取得的人口控制效果就必將遠比今天的人口控制效果好得多。戚晶晶（2003）等學者認為當前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目標已經(jīng)實現(xiàn)，我們必須適當進行政策調整、穩(wěn)妥地完善當前我國的生育政策，進而進一步促進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fā)展；王金營、趙貝寧（2005）認為政策的積極效用是值得肯定的，但需要適時對其進行調整和完善，建議放寬二胎政策，嚴格控制三胎；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計劃生育是一項憲法性義務，卻對人權，尤其是公民的生育權造成了一定的損害。而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guī)司司長于學軍（2008）認為，我們應該從歷史的和發(fā)展的觀點來客觀公正的看待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產生和發(fā)展以及當前存在的問題。　　
學者原新認為不能搞時空穿越，要尊重歷史，以科學的態(tài)度回歸到當年的歷史語境中去客觀評判計劃生育政策。正如原新（2012）所說的那樣，筆者認為對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利弊、得失要用理性辯證的眼光去看待，歷史不可能重復來過，實事求是，利大于弊就是符合歷史發(fā)展的。計劃生育政策實現(xiàn)了控制人口數(shù)量的目標，但帶來諸多的問題，應該根據(jù)實際問題逐步調整完善它，使它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民族與個人。
二、現(xiàn)在：“單獨二孩”背景下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反思
計劃生育政策在實施之初就引發(fā)了很多學者的批評和爭論。毋庸諱言，計劃生育政策與機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獎與懲在操作上帶來很多的問題。計生工作被稱為“天下第一難事”，而基層計生工作則是難上加難。計劃生育政策廣遭詬病，主要是因為它造成了人口性別比偏高與年齡結構問題疊加，出生嬰兒缺陷與不育率高，婦女健康問題等。因此，需要正視人口控制帶來的負面效應。
近年來，隨著我國勞動力數(shù)量迅速減少、人口老齡化加劇等重大問題的加劇，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我國現(xiàn)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有了質疑，甚至是動搖。因此，“當前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否應該調整、如何調整”就成為了學界幾年來討論的熱點話題和兩會熱議的焦點。
（一）學界對當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改革和調整的討論
早在1979年，學者梁中堂（1979）就很好的提出過“晚婚晚育和延長生育間隔”這一構想，想通過普遍允許民眾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替代當時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他認為我們應該適當調整和改變當前的生育政策，并進一步糾正“一胎化”生育政策，防止該項人口生育政策進一步給我國社會經(jīng)濟帶來不穩(wěn)定因素；現(xiàn)在國內的大多數(shù)人口學家都云集到放開二胎生育上面，生育政策的討論不屬于轉向，而僅僅屬于調整和稍稍放寬。桂世勛（2004）提出在優(yōu)生的前提下普遍允許每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是解決好未來養(yǎng)老問題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學會適當調整現(xiàn)行國家生育制度與政策，對于減緩未來人口老齡化程度、增強未來家庭養(yǎng)老功能、抑制未來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xù)升高等方面來說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建議采取“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的“雙軌制”。陳友華（2006）認為生育政策的調整必須選擇在生育率還富有彈性之時，中國部分區(qū)域的生育政策已經(jīng)到了迅速做出調整決策的時候了，并提出分“四步走”調整政策�！　�
程恩富主編的《激辯“新人口策論”》收錄了激烈爭議的兩方的觀點，爭論是倡導“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還是倡導放開“二胎”的生育政策；如何調整中國的現(xiàn)行人口政策；以程恩富為代表主張政策從嚴，實行城鄉(xiāng)“一胎化”新政；另一方如易富賢和程恩富就“一胎化”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呼吁調整現(xiàn)行計劃生育政策；鄧聿文認為人口政策應該務實調整；顧寶昌、李建新主編的《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論爭》一書認為當前已經(jīng)進入理論與實踐反思、生育政策調整的關鍵時期；“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的學者們兩次提出建議，認為調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緩。郭志剛（2003）認為，人口學與計劃生育領域的絕大多數(shù)人原則上都同意現(xiàn)行生育政策終歸是要向“一對夫婦可以生育二個孩子”的方向轉變的，必須及時扭轉以往形成的片面觀念和思維定勢，否則將會在人口發(fā)展問題上貽誤戰(zhàn)機。
（二）“單獨二孩”背景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辦法　　
對于新時期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如何調整等主要問題，石人炳（2009）認為，當前學界對于計劃生育政策主要有三種看法，即“適度放寬”、“維持現(xiàn)狀”、“適度從緊”。并且總體上來看，持有“適度放寬”建議者較多，除以“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為代表之外，公開發(fā)表的建議如陳友華的分“四步走”、曾毅的“二胎軟著陸”、桂世勛的“雙軌制”、王金營和趙貝寧的“放寬二胎嚴控三胎”，另外還有翟振武的“不能踩急剎車”等。相反，與程恩富持相似觀點，李小平甚至認為放開二胎有百害而無一利。
這么多年來，盡管國內外反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聲音一直沒有間斷過，但是我們必須明確認識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是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對世界負責任的良好體現(xiàn)，同時歷史更是證明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舉。因此我們必須用歷史的、發(fā)展的眼光對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要知道，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20世紀 70年代在全國范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是由中國人口發(fā)展形勢和特殊國情決定的，是中國人民正確的選擇。更要知道，我國現(xiàn)行的生育政策從70年代到現(xiàn)在，是經(jīng)過了近20年的討論，40多年的檢驗最終結果，因此，計劃生育政策并不是一個輕率的決定。我們不能因為該政策在新時期有了某些負面影響就指責當年實行計劃生育的行為是錯誤的，同時我們更不能夠要求放棄計劃生育這一寶貴政策。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我們不應該去討論計劃生育政策是不是需要，而是應該去討論和研究如何做得更好計劃生育等工作，以減輕我國人口壓力。從發(fā)展的觀點看，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也必將長是一個的基本國策，我們必須對新時期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目標、手段加以調整，用新的思維、新的辦法，解決新的問題，進而全面統(tǒng)籌解決當前我國復雜的人口問題�！　�
筆者認為，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調整正反兩方的觀點分歧在于對人口規(guī)律和中國未來人口形勢的認識不同。堅持政策從嚴或維持現(xiàn)行政策，是以人口數(shù)量與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為論據(jù)基礎的，是一種較為生硬的悲觀態(tài)度，僅看到人口多到經(jīng)濟的不利影響，沒有看到人口與經(jīng)濟同時發(fā)展的有利方面，更沒有看到人口少對經(jīng)濟的不利方面；建議適度放寬政策，是以人為本、調整人口結構與提高人口素質為出發(fā)點的，是一種比較溫和的樂觀的觀點，兼顧了國家人口發(fā)展與安全以及個人的需要，比較符合我國人口實踐的實際狀況與人口發(fā)展的需要。
三、未來：“單獨二孩”政策的未來影響及其發(fā)展趨勢
李博涵（2014）在《單獨二胎政策的出臺對我國人口規(guī)模及結構的影響研究》一文中提到，上述政策對我國人口規(guī)模及其結構有以下幾個主要影響：
1、單獨二胎對我國人口規(guī)模的影響
短期內，我國可能會出現(xiàn)小的生育回潮。但總體而言，該政策對我國人口總規(guī)模的影響有限，其主要是因為我國人口基數(shù)大，單獨二胎產生的生育回潮對我國總人口的影響顯得非常微小，不會因此出現(xiàn)大的人口反彈。
2、單獨二胎政策對我國人口結構的影響
單獨二胎政策的出臺，有利于緩解我國目前的低生育率，增加青壯年人口比例，降低人口老齡化程度，改善人口的年齡結構。
3、單獨二胎政策對我國公共資源的影響
一方面，加劇經(jīng)濟社會和資源環(huán)境的競爭。另一方面，該政策實施后將在一定時期內導致我國新生嬰幼兒的不斷增加，從而對醫(yī)院、學校、幼兒園等公共資源造成一定的壓力，尤其是大量高危人群的集中生育，將對醫(yī)院提出更高的要求。
筆者通過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單獨二孩”政策的文獻綜述，通過整理和總結發(fā)現(xiàn)，中國的人口政策調整已經(jīng)迫在眉睫了。因此，筆者（2014）曾通過整理認為對于新時期我國計劃生育政策改革和調整有以下辦法：
1.不斷調整和完善計劃生育以獎懲為主的利益導向制度
我們知道，利益導向是一把雙刃劍，它們的利弊都很明顯。一方面，經(jīng)濟獎勵未來將給財政帶來巨大的負擔，而對于計生家庭尤其是困難計生家庭的實際問題這點錢微不足道；而且有研究表明現(xiàn)行的獎扶制度不可持續(xù)，存在政治風險。另一方面，多年來存在“你超生，我罰款，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做法，甚至“超生罰款”成了某些單位和個人的生財之道。另外，對于社會撫養(yǎng)費的去向有人提出質疑。而且，目前各地社會撫養(yǎng)費的收取十分混亂，收法復雜，彈性極大。有研究表明，只生一個孩子將對生育政策調整起負面的影響。因此，這種利益導向的獎懲必須盡早加以調整完善，逐步取消獎勵，及至取消處罰，使計劃生育成為群眾自覺的行為。　　
2.適度放寬生育政策是一種較為合理的選擇
人口學界、社會學界越來越傾向于適度放寬我國生育政策的觀點。前文已經(jīng)說到，隨著我國社會、經(jīng)濟、文化和人口發(fā)展條件發(fā)生改變，尤其是新時期中國的急劇發(fā)展，計劃生育政策逐漸成為制約人口和社會經(jīng)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人們也逐漸看到維持計劃生育政策、保持當前低生育水平將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要知道，在目前人口問題越來越復雜與嚴峻的情況下，控制人口數(shù)量的目標已基本達到，而調整人口結構，提高人口素質，以人為本，促進人口更加合理良性發(fā)展成為重點。
3.需要不斷加強對人口形勢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研究
2010年高層提出要“穩(wěn)定適度低生育水平”的重大戰(zhàn)略思想。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應當盡早放寬，“理想”的子女數(shù)與家庭規(guī)模應該由個人根據(jù)自己的意愿來決定。隨著政策的進一步調整與完善，方向將是更大范圍的“二孩”政策，在生育水平持續(xù)走低的情況下，出臺鼓勵多生的政策也不是不可能的。學界更需要以人為本，以人的全面發(fā)展為目標，加強對人口形勢與規(guī)律的研究，提高認識，應對越來越復雜的人口形勢與人口問題，為經(jīng)濟社會服務。這次大部制改革，不再保留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整合組建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進一步凸顯當前人口計生工作轉型的緊迫性，即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應當向服務人口健康發(fā)展轉變。
4.加強對當前我國“單獨二胎”政策的研究
對于新時期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如何調整等問題，翟振武認為，從長遠利益來看，實行“二胎”生育政策是一個人口生育政策的發(fā)展必然趨勢和方向，但是從目前的現(xiàn)狀來看，如果迅速放開生育限制，中國的人口總數(shù)必然會突破15億乃至16億大關，并且將會形成一個人口的短高峰，這對于我過人口的穩(wěn)定、均衡、協(xié)調發(fā)展是極其不利的，因此近期提出的“單獨二孩”生育政策是相對和平、穩(wěn)妥的，也是可控制的。
南開大學原新（2010）的觀點和翟振武（2010）不太一樣，他認為“單獨二孩”生育政策是改變不了新時期我國復雜的人口現(xiàn)狀。因為，放開“單獨二孩”政策，大概能使我國的老齡化問題、性別比不平衡等問題得到緩解，但是效果絕對是不明顯的，同時，我國的勞動力人口數(shù)量減少的現(xiàn)狀也是無法改變的，更重要的是我國勞動力人口質量也久久不能夠得到提高。
“所有這些都是未來40年會集中爆發(fā)的人口問題。‘單獨二孩’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緩這些問題的發(fā)生……”因此，原新（2013）表示，“單獨二孩”政策只是一個過渡政策，最終會走向“全面二孩”�？上攵�，學界還是應該加強對當前我國“單獨二胎”政策的研究力度，只有“單獨二胎”政策走的順暢了，“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才能夠走的平穩(wěn)、持久。
5.加強對如何鼓勵人們生育的研究
從歷史經(jīng)驗來看，人們的生育欲愿和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程度是成反比的，甚至許多發(fā)達國家通過福利、休假等政策鼓勵生育，但是在對于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方面來說效果并不理想。
“將來可能出現(xiàn)經(jīng)濟條件好的人不愿意生，而條件不好的人多生的情況�！泵鎸θ藗兊倪@種擔心，李樹茁（2014）認為，“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整體社會發(fā)展改革的要求來看……制定公共政策的出發(fā)點有兩條很重要，一是盡可能保障人們擁有公平的機會；二是在同等機會的前提下，允許個體自由選擇……”
而田雪原（2007）也很早就提出和闡述了新時期我國人口生育政策“三步走”的建議：第一個是“雙獨生二”，即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允許生育兩個胎；第二個是“一獨生二”；第三個是“限三生二”，除了人數(shù)較少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之外，其他地區(qū)在有效控制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的條件下，可以普遍生育兩個孩子。
結束語
任遠（2015）我們將“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作為政策試驗，來預判“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影響，結果表明，對于生育政策調整帶來的生育反彈實際上不必過分擔憂。值得擔憂的倒是，即使放開生育控制，婦女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國可能已經(jīng)進入生育率下降很難反彈的“低生育率陷阱”，實施“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不會帶來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長。
研究再次表明，從現(xiàn)在開始實施“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的調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即使我們實行“全面放開二胎”，我國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務還沒有完成，因為“全面放開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體的生育意愿，“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將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長期不可持續(xù)的。從充分滿足民眾的生育需求和維持宏觀人口發(fā)展均衡可持續(xù)的目標來看，我們需要在“全面放開二胎”后逐步落實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轉變，以及實現(xiàn)“計劃生育”向“家庭計劃”的轉變。此時，我國自1980年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就完成了過渡期任務，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梳理完“單獨二孩”政策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其未來的發(fā)展趨勢，“單獨二孩”到“全面放開二胎”最后到“家庭自主生育”，也就意味著未來將會出現(xiàn)“家庭計劃”取代“計劃生育”。 因此，我們堅信,只要通過努力貫徹科學發(fā)展觀等重要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chuàng)新,在借鑒原有工作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改革思路,這樣一定能夠更好的開創(chuàng)我國人口生育事業(yè)新局面的。
參考文獻
[1]梁中堂.論我國人口發(fā)展戰(zhàn)略（論文集）[C].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2]梁中堂.本世紀我國人口問題的癥結[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3]蔡昉.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機制改革的理論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2001.06.
[4]郭志剛，張二力，顧寶昌，王豐.從政策生育率看中國生育政策的多樣性［J］．人口研究.2003.27（05）．
[5]楊發(fā)祥.當代中國計劃生育史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P1-5
[6]梁中堂.現(xiàn)行生育政策研究[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6.05.P27-30
[7]曾毅.試論二孩晚育政策軟著陸的必要性與可行性[J]中國社會科學.2006.02.P18
[8]于學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三十年的回顧與評論[J].當代中國人口.2008.25.P20
[9]莊渝霞.對”單獨”或”雙獨”可生二孩政策的反思[J].新民周刊.2008.P8-9
[10]包蕾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50年評估及未來方向[J].社會科學.2009.09.P14-18
[11]賴亮洲.生育權視角下的計劃生育政策[D].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P1-21
[12].杜本峰.戚晶晶.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回顧與展望——基于公共政策周期理論視角分析[J].西北人口.2011.32.P20-24
[13]王金營，趙貝寧.論計劃生育政策的完善與調整——基于公共政策視角[J]．人口學刊.2012.04.P27-30
[14]原新.計劃生育政策的回顧與反思[J].人民論壇.2012.07.P16-17
[15]新浪網(wǎng).單獨二孩政策明年初落地或為全面二孩政策趟路[EB/OL].
[16]陳友華.機構改革背景下的中國計劃生育新去向[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04.P10-12
[17]梁中堂.中國生育政策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08.
[18]任遠.單獨二孩實施效果與改革策略[J].探索與爭鳴.2015.P20-22
[19]宋全成.我國單獨二胎人口政策實施的意義、現(xiàn)狀與問題[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1（01）.P31-34
目前學術界存在“單獨二胎”和“單獨二孩”兩種概念，本文并不做過多區(qū)分和論述。
由于時間關系，本文大部分內容是沿用筆者《淺析新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面臨的新問題及改革思路——“單獨二胎”背景下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若干反思》（發(fā)表于《發(fā)展》雜志，全文1580字），本文主要增加了2013—2015的部分關于“單獨二孩”或“單獨二胎”的論文，目的在于進一步分析“單獨二胎”政策對我國人口結構的影響以及其未來的發(fā)展趨勢。
梁中堂.論我國人口發(fā)展戰(zhàn)略（論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郭志剛.張二力.顧寶昌.王豐.從政策生育率看中國生育政策的多樣性［J］．人口研究.2003.27（05）．
由于筆者能力有限，關于“單獨二孩”政策的文獻梳理的確無范本可循，因此文獻綜述無論是按照時間順序還是邏輯順序進行梳理都是比較困難的，文章尚存在很多不足，有待日后不斷完善和發(fā)展。
【轉載、引用、參考本文請注明出處】

  本文關鍵詞：試論二孩晚育政策軟著陸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