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7-05-12 15:32

在反腐題材由于涉及內容敏感、潛在影響負面被禁止13年之后，近日一部久違的大制作《人民的名義》在中國熱播。身負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主旋律使命，這部作品在創(chuàng)作上獲得了近年來少見的尺度，許多情節(jié)和人物都有著真實“老虎蒼蠅”的影子，加之戲骨云集、電視一哥湖南臺黃金時段播出，使得收視率一路飆升，并成為了風頭無倆的熱議話題。
 
在褒貶不一的評價背后，很多人恐怕會同意，這部電視劇的確折射了不少當今中國的真實隱喻。
 
 
首先，電視劇展現(xiàn)了中國社會日漸嚴重的“社會階層板結化”問題。其中的年輕一代角色幾乎都畢業(yè)于“漢東大學政法系”，平均的就業(yè)前景是留在省會城市工作。比如父親是省檢察院老檢察長的陳海，就“接班”做了省檢察院反貪局局長；母親是省高級法院法官、姨媽是省委副書記夫人的陸亦可，也做了省檢察院的處長。
 
而劇中大反派祁同偉是農村出身，雖然學業(yè)優(yōu)秀還是學生會主席，卻由于拒絕官二代、比他大十歲的省政法委書記千金梁璐求愛，而被發(fā)配鄉(xiāng)村司法所，即使身中幾槍成為緝毒英雄也難以調回。用劇中男一號侯亮平夫婦的話說，這是“權力的一次小小的任性”。
 
飽嘗不公之后，祁同偉放棄了尊嚴，在操場上向官二代梁璐公然下跪求婚。從此以后，他也向權力下了跪，從岳父梁書記到老省委書記趙立春，再到自己的昔日老師政法委書記高育良，需要跪誰就跪誰，需要諂媚誰就諂媚誰，哪怕給人哭墳被人不齒也毫不猶疑，果然從此仕途一片坦途，順利升到了省公安廳廳長。
 
戲中對祁同偉相當鄙夷、始終以完美正義化身形象示人的侯亮平夫婦，就更值得玩味了。妻子鐘小艾一畢業(yè)就調回北京，入職中紀委，很快也把侯亮平調進國家機關——最高檢，兩人還都年紀輕輕官至廳級。在劇中最大的貪腐“老虎”趙立春之子趙瑞龍想要滅口侯亮平時，趙的姐姐警告他代價可能是趙家也被搭進去�？梢姳M管電視劇中沒有明確提及兩人的背景，但不難猜測鐘小艾的父親也是一位“副國級”上下的高層領導人。
 
盡管劇中官二代被塑造得一身正氣、拒腐蝕永不沾，而貧困背景出身的人，則顯得面對誘惑難以抵御、輕易就腐化墮落，就連大風服裝廠的底層工人王文革，也被塑造成了見利忘義之徒，但這臉譜化的劇情背后揭示出的深層問題卻十分嚴重。
 
中國社會階層正在日益固化，家庭出身貧寒的人，由于戶籍限制、貧富差距、資源不均、機會不公、各種競爭不透明等種種“先天限制”，“寒門日漸難出貴子”。階層之間垂直流動的通道變得越來越狹窄，使得“祁同偉們”除了攀附權貴，依靠個人努力和奮斗，獲得較好生活和較高社會地位幾無可能。這種板結化在教育、營商、從政等各個領域都有表現(xiàn)，而又尤其以從政方面的“隱性世襲”最為明顯。
 
社會階層的板結化，必然會造成社會土壤的“沙化、鹽堿化”，也就是因為不公成為常態(tài)，奮斗得不到相應回報、追求幸福的權利受阻的人，會日漸憤怒、心生怨氣，中國社會的“仇官”“仇富”心態(tài)在很大程度上與此相關。猶如獲得雨果獎的科幻小說《北京折疊》中所揭示的，社會階層猶如并行存在卻毫無交集的折疊板塊，階層之間互相防備和仇視。
 
中國社科院發(fā)布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指出，中國社會結構滯后經濟結構15年左右，其中隱喻的正是社會結構發(fā)展的不均衡和不健康。
 
近日紅遍全中國的農婦作家范雨素在她的爆紅文章中，痛苦地提及了作為大城市里外來務工的失地農民，她的兩個女兒求學之艱難、奮斗之不易。足見在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機會愈發(fā)不平等，特權階層及其后代越來越資源集中，底層群體和他們的孩子則愈發(fā)有著相對剝奪感。
 
其次，《人民的名義》劇中對于反腐缺乏制度性探討，給出的終極方法仍然是——人品，比如，一把手省委書記沙瑞金的人品。因為沙書記剛直不阿、金睛火眼、頂住壓力、堅持原則，才能夠支持將反腐進行到底。這仍然是人治的思維：需要任用提拔人品好的干部，來發(fā)現(xiàn)懲治人品不好的蛀蟲。然而，“依靠人品反腐”無疑是空中樓閣沙中筑塔。因為是人就會有弱點，“人品”隨時可能變化，靠人的意志力抵御誘惑完全不可靠。
公平地說，電視劇中對于一把手霸道專橫、權力難以得到監(jiān)督的問題并沒有回避，然而解決的方案是，兩位一把手——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都是深明大義、堅持黨性原則的好干部，積極而主動地歡迎同級紀委的監(jiān)督。
 
如果所有的一把手都是瑞金書記、達康書記這樣的好書記當然是好事，但是從人性角度來看，做到一把手，誰不希望自己政令暢通、一呼百應，誰會真正歡迎和擁抱監(jiān)督與制約，削減自己和家人獲得既得利益的可能性呢？當下屬各個謹小慎微、察言觀色，誰又能保證自己不受約束的權力不會“任性”呢？同樣的，當一把手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下屬的命運，又有誰真正敢于無懼可能到來的小鞋甚至搭上仕途，而去進行同級監(jiān)督呢？
 
真正解決制度性反腐難題，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同在亞洲、世界公認清廉程度很高的城市的經驗或許值得借鑒。
 
香港的廉政公署，堅持做到“四個獨立”。機構獨立，不隸屬于任何一個部門，其最高官員由行政長官直接任命；人事獨立，廉署有完全的人事權，署內專員釆用應聘制，不是公務員，不受公務員敘用委員會管轄；財政獨立，財政費用由行政長官批準后單例撥付，不受其他部門節(jié)制；辦案獨立，享有獨立單一的調查權。
 
新加坡之所以能連續(xù)多年躋身全球十大最清廉國家，與其司法獨立和法治傳統(tǒng)密切相關。1960年頒布的《反貪污法》規(guī)定了極為嚴厲和詳細的懲罰措施，其宗旨是“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也在經濟上傾家蕩產”。廣為熟知的高薪養(yǎng)廉其實也和嚴刑峻法掛鉤。
 
此外，這兩座城市還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的制度性反腐利器——新聞媒體的監(jiān)督。不懼怕“負面消息”廣為人知，將公權力置于更廣泛的制約之下。遺憾的是，《人民的名義》中幾乎完全沒有出現(xiàn)這“第四種權力”的身影。將權力關進籠子里，人品的籠子恐怕遠遠不及制度的籠子更牢固。


本文編號：36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