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館最為重要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藏品,就是石寨山出土的滇青銅文化青銅器。自1955年至今,有關石寨山青銅文化研究的著述頗多,但大都從考古視角分析,很少引入人類學的觀察角度。而隨著學科交叉研究的不斷發(fā)展,并行于歷史研究手段的另一種研究方法——記憶研究出現(xiàn)。運用"記憶情景"方式對一件石寨山青銅扣飾進行分析,探討其印記中所表現(xiàn)的人物身份、漢滇"和親"關系、女性在當時社會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等問題,可以挖掘出扣飾記憶中的女性文化遺產(chǎn)。 

【文章來源】：博物院. 2020,(02)

【文章頁數(shù)】：12 頁

【部分圖文】：

三虎背牛銅扣飾（石M12∶38)

0 銅鏡拓片（石M6∶10)

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葬青銅器自1955年出土以來就引起世界青銅文化研究學者的矚目，也成為云南省博物館最為重要的最具地方特色的藏品。石寨山青銅器以自身雕塑式的風格——“記憶情景”的方式獨樹一幟，其所代表的文化因而被命名為石寨山青銅文化。葛蘭言曾說：“神話和禮儀是在特定的社會中形成的，并持續(xù)對形成它的社會產(chǎn)生互動影響；神話、禮儀以及社會本身共享同一性的結(jié)果形式”[1]。涂爾干提出：圖騰為宗教的初級形式，在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當中，儀式重于崇拜對象，“因為它是展示社會力量和喚起集體意識的場所”[2]。因此，石寨山青銅器上這種場景式的情景呈現(xiàn)正如凝固的儀禮，與其說是一種“藝術”，更不如說是一種當?shù)禺敃r族群“記憶”的記錄方式，記載并呈現(xiàn)著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況。自發(fā)掘至今，相關的著書立文頗豐。近年來，跨學科發(fā)展研究的趨勢，為傳統(tǒng)考古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文化遺產(chǎn)研究對人類學視角、民族志方法等的引入，無疑為考古學歷史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并行之路。而人類學對考古學的內(nèi)攬，更可以從多角度來揭示沒有文字但又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葬的神秘面紗。由于石寨山青銅器“記憶情景”式的這種獨特風格，結(jié)合人類學的研究視角，或可以為傳統(tǒng)考古視野下的博物館藏品研究打破原有分型分類模式而發(fā)掘出其中所蘊含的“有血有肉”的文化“記憶”。親屬關系、血親關系及姻親關系是人類學研究的初始問題。本文通過對石寨山青銅器中一枚扣飾的具體闡釋，嘗試探討該枚扣飾所呈現(xiàn)出的女性文化遺產(chǎn)問題，引出博物館藏品研究的新思考對象。云南晉寧石寨山西漢時期墓出土的青銅器為研究當時滇池區(qū)域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資料[3]。石寨山青銅器所代表的文化，社會發(fā)展程度相對同時期的漢文化而言較為滯后。就現(xiàn)有考古資料來看，墓葬中都沒有文字記載的發(fā)現(xiàn)，僅出一枚類似符號記載的“刻紋銅片”，因此，石寨山應屬于“前文字時期”[4]。但從墓葬和隨葬品觀察其社會形態(tài)又比較成熟，如石寨山的具象立體雕塑式的“記憶”呈現(xiàn)和表達手法已爐火純青，并已形成敘事的表現(xiàn)，呈現(xiàn)出一種對族群“記憶”的記錄方式（圖1）。汪寧生先生曾著《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fā)明》[5]，文中論述了人類文明的多種原始記事方法，而“物件記事”“符號記事”“圖畫記事”等手段無疑都集中在石寨山的出土器物上得到體現(xiàn)。若就文明產(chǎn)生的三大特征文字、城市、青銅而言，石寨山文化已站在了現(xiàn)今所認為的“文明”社會的入口處。但與當時的中原腹地相比，“惟殷先人有冊有典”[6]，石寨山文化又是相對落后的。這種狀況也與漢武帝所授“滇王之印”的稱謂比較相符。漢正統(tǒng)歷史文獻對“滇”文字記載很少，但石寨山出土文物上的立體具象場景記錄式的表現(xiàn)方式卻提供了一種類似人類學觀察的對象，結(jié)合當時的時代背景綜合分析，或許可以探尋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推測。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中國歷史上的和親政策及其作用和影響[J]. 王紅梅.  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1(10)
[2]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fā)明[J]. 汪寧生.  考古學報. 1981(01)
[3]云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J]. 孫太初.  考古學報. 1956(01)

博士論文
[1]漢代銘文鏡研究[D]. 鄧林.上海大學 2017
[2]漢代西南體育地理研究[D]. 秦立凱.西南大學 2013
[3]漢服論[D]. 李晰.西安美術學院 2010

碩士論文
[1]商周時期女性地位探析[D]. 陳曉麗.煙臺大學 2014
[2]《史記》、《漢書》民族史料比較研究[D]. 王鵬.西南大學 2010



本文編號：3365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