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黃宗羲作為明末清初那個特殊的“天崩地解”時代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在目睹了那個特殊時代下社會各方面包括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發(fā)生的種種變化以及自身作為黨人和抗清義士的政治實踐活動所積淀的經驗和教訓之后,對明亡的原因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并以此為目的寫成了《明夷待訪錄》這部蘊含其極具創(chuàng)造性和遠見性的政治思想巨作。本文以《明夷待訪錄》為基礎,在研究了其政治思想的形成時間及建構方法之后,從形下角度對黃宗羲的政治思想進行三方面的解讀。首先,從“人性論”以及《明夷待訪錄》全書的角度對其提出的“自私自利”說進行了詮釋,認為這一觀點僅僅是對人類社會產生初期的社會現狀的描述,以及對滿足個體“自利自足”的欲望的肯定,因為每個人都只關注自身利益,對群體的公利卻無人關注,導致了無人為群體興公利,除公害,正是這種弊端才使得君主出現,君主在犧牲自身利益的同時付出千百倍的辛勞為群體的公利服務由此而進一步引出黃宗羲政治思想的另一組成部分——君主論。黃氏的君主論突破了傳統(tǒng)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君權天授理論,創(chuàng)造性的提出了其君主論的三個方面即:以“職責”立君論,君主“禪讓”傳位論和“君國分離”理論。君主的職責就在于為群體興公利,除公害,保障群體共同的利益以及讓每一個個體得以自利自足,只有切實履行職責,才能坐君主之位。同時在君位的傳承上,黃宗羲深知已延續(xù)千年的世襲制難以打破,因此創(chuàng)造性的提出了一套混合繼承方式,在君位繼承上依然是“世襲”,但在宰相的傳承上卻采用“禪讓”制,既保證了政權的穩(wěn)定性又使得宰相可以傳賢,對君主進行制衡,使君主可以盡責履職。最后,黃宗羲在“天下為主,君為客”這一論斷中提出了“君國分離”說,其將“君”與“國”加以區(qū)分,“君”不僅不是“國”的主體,相反,卻是為“國”的公共利益服務的客體,“國”是固定不變的,“君”卻是流動可變的,流動變化的目的便是更好的為“國”之公利進行服務。黃宗羲政治思想的另一大組成部分就是“法”思想,其“法”主要從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尺度以及“法”的地位三個方面進行闡釋,提出了“為公立法”說、“寬疏立法”說和“法”為“本”,“人”為“末”的治法優(yōu)先理論。黃宗羲的“法”思想與其自私自利說以及君主論是一脈相承的,黃宗羲強調立法的目的就是在于保障群體的公利而非君主的一己私利,反對嚴刑峻法,突破了千百年來以荀子為代表的“治人”優(yōu)先的理論,將“法”放在了治國理政,保障群體公利的突出地位。在對黃宗羲的政治思想的三大主要方面進行解讀之后,又對其為實現自身的政治思想而建構的一套政治制度進行了研究。其制度建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以“制”約“權”,以“制”�！懊瘛�,“民”為“制”本,“士”為“制”基。具體來說,黃宗羲建構了新型“宰相”制度制約君主的權力,避免君權的濫用,建構新型“學校”制度,賦予學校參與政策決斷的權力,以制約君主和各級官吏的行政權力,同時也對其進行監(jiān)督,避免行政權力的濫用或者瀆職的行為。建構新型“方鎮(zhèn)”制度,給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權以制約中央集權。在保障民眾的權利,使民眾得以自利自足方面,黃宗羲則從革新稅收制度、建立新“井田”制、建立“兵民一體”的兵役制度入手,減輕民眾的稅賦負擔,使民眾得以更好的自利自足。最后,我們應該看到,黃宗羲所建構的這些制度顯然是以秉著以“民”為“本”的原則,而制度的核心卻是“士”,“士”是其政治制度得以施行、實現的關鍵所在,而“士”與“民”之間則可以通過學校的教育實現流通,使“民”皆有機會成“士”。盡管黃宗羲的政治思想及其制度建構還只是停留在設想的層面,但對我們今天依然具有非常深遠的現實意義,依然有我們可以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
【學位授予單位】：山東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8
【分類號】：D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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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石;;論黃宗羲的“民本思想”與西方民主理論的區(qū)別[J];齊魯學刊;2016年03期

2 劉浩;;論黃宗羲政治倫理思想的歷史定位[J];倫理學研究;2012年02期

3 孫寶山;;黃宗羲與孟子的政治思想辨析[J];孔子研究;2006年04期

本文編號：2789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