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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馬克思主義與當代西方政治圖景——一種多元主義政治的哲學邏輯

發(fā)布時間:2016-10-18 01:01

  本文關鍵詞:后馬克思主義與當代西方政治圖景——一種多元主義政治的哲學邏輯,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后馬克思主義與當代西方政治圖景——一種多元主義政治的哲學邏輯

2015-05-12 07:46:18 發(fā)布 | 來源:網(wǎng)絡| 作者:文鑫堂堂主 | 人瀏覽


【內容提要】 重新思考政治,重新劃分政治的邊界和底線,進一步擴展和深化政治的內涵,可以說直接引發(fā)了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政治的轉向”。這種轉向不僅構成了當代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理論特征,而且也促成了各種“后馬克思主義”社會政治理論的發(fā)展。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新社會運動”在西方國家的興起和壯大,一方面極大地改變了當代西方社會的政治圖景,另一方面也不斷地催逼著理論家們去思考并作出回應。文章將以拉克勞和墨菲的多元主義政治理論為依據(jù),希圖澄清他們所闡述的“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邏輯,并從理論上對他們所提出的新政治構想給以簡要的評析。   【關 鍵 詞】后馬克思主義/解構與重構/新社會運動/政治主體/多元主義    作為一種哲學政治,或者說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理論一方面要解構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另一方面又要重構馬克思主義的解放政治,于是就引發(fā)了拉克勞和墨菲所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哥白尼式革命”①。這場革命首先申明政治并不僅僅是上層建筑,并不完全由經(jīng)濟基礎所決定,而是具有社會本體論的地位;②經(jīng)濟與階級不是完全對等的關系,階級并不構成意識形態(tài),反而是意識形態(tài)構成了階級;在當今多樣化和復雜化的社會政治斗爭中,除工人階級外,還存在著許多異質性的政治主體。從其哲學立場上看,后馬克思主義顯然遵循了一種多元主義政治的哲學邏輯。這種哲學邏輯是伴隨著各種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而逐漸浮出水面的,因此也可以說后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視閾下的“馬克思主義”。這種帶雙引號的“馬克思主義”奉行的是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哲學立場,追求差異和多元,否定本質主義,力求用偶然性的邏輯去取代必然性的邏輯,或者說用差異性的邏輯去取代同一性的邏輯。正是在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思想的浸染下,后馬克思主義表現(xiàn)出了一種鮮明的多元主義理論特征。當然,這種多元主義理論也是為了回應當代社會變革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而進行的一種理論綜合創(chuàng)新! ∫、“新社會運動”的政治圖景  從理論邏輯及其取向上看,我們很難將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同起來,或許套用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可以說明其中的一些關系。后馬克思主義當然與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因為它脫離或者解構了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范式,如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階級斗爭的普遍意義和社會革命的統(tǒng)一模式等概念;但是與此同時,后馬克思主義又強調它的根基還在馬克思主義那里,它并沒有完全拋棄馬克思的理論取向,解構與拋棄是不同的。解構的目標只是要脫離階級簡化論而倡導非簡化論,并不是要否定社會主義的政治構想。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文本,只是為了重新恢復馬克思主義的豐富性,提升其理論的解釋力,由此來拓寬和深化社會革命的政治空間。依照拉克勞和墨菲的陳述,“從當代問題出發(fā)來重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必然會導致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范疇的解構。這就是我們所稱的后馬克思主義”③。問題在于,我們該如何理解和把握“后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這個稱謂里面的前綴詞“后”(post)。其實,這個“后”除了有一些前后時間關系的指意之外,更多地應該理解為“超越”和“提升”,這里面既包含有否定也包含有肯定,既包含有放棄也包含有堅持。在他們兩人的代表作《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一種激進的民主政治》(1985年首次發(fā)表)中,他們似乎玩起了一種語言游戲,關于“后馬克思主義”的英文用詞就有三種不同的寫法:post-Marxism(在后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加連字符),post-Marxism(采用斜體字強調“后”),post-Marxism(采用斜體字強調“馬克思主義”)。④本文認為,這里的三種寫法表明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有一定關系的。這種關系里面既有從中出發(fā)的意思,也有擺脫傳統(tǒng)的含義。這里我們可以打一個比方,后馬克思主義好比一個離家出走的游子,他浪跡天涯因為外面的環(huán)境而改變了許多,但是他終歸還是惦記著他的家鄉(xiāng)。他總是會想起家人的囑托和期望,他總是要想方設法地去完成和滿足家人的心愿。在他的身上,既有家族血脈的存留,同時又有外面世界打上的烙印。關于“后”(post)的意味,其實還可以借用英國“文化研究”領軍人物霍爾(Stuart Hall)的陳詞來加以理解:“在我意識到必須要超越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超越由歷史規(guī)律所擔保的馬克思主義觀念的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后馬克思主義者’……對我而言,‘后(post-)’意味著在一套已經(jīng)確立的問題、在一個問題架構的基礎上繼續(xù)思考。這并不是說要離開這一領域,而是要把它作為參照點來運用”⑤! 楹魏篑R克思主義會有這樣的理論超越之舉?這顯然源于當代社會政治斗爭的深刻變化及其重構政治理論的迫切需要。后馬克思主義提出多元主義政治的哲學邏輯,其直接的現(xiàn)實背景就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國家廣泛興起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這些運動具有十分明顯的局部性、分散性、獨特性和偶發(fā)性,缺少政黨組織和明確的綱領,以至于很難用傳統(tǒng)的社會政治理論或者階級斗爭理論來加以解釋,諸如女權主義運動、生態(tài)保護運動、反種族主義運動、黑人民權主義運動、反獨裁主義運動、土著民運動、少數(shù)族裔運動、反核武器運動、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權利運動等。這些運動的政治訴求大多與生活平等、權利平等、身份認同、環(huán)境保護、世界和平等有關,因此脫離了傳統(tǒng)的階級斗爭模式。這些社會運動不僅極大地拓展了政治實踐的活動空間,而且還形成了多元化的新型政治主體,如青年學生、家庭主婦、少數(shù)族群、同性戀者和城市失業(yè)者等。新社會運動包括了許許多多不同的參與者,“他們在一種寬泛的世界觀中理解他們的實踐,承認和支持任何處于下層的人。在女性主義的勞工活動家,同性戀的第三世界團結活動家,黑人生態(tài)主義者,殘疾的和平活動家當中,已經(jīng)存在綜合性的聯(lián)系,他們在多種組織中進行活動。除了參與者的交叉之外,這些運動還在理論分析、策略以及自我批判方面大量地相互影響。這些為了社會公正的工作者常常將自己理解為社會主義者,代表著被一般馬克思主義和新社會運動理論忽略了的革新的潛在資源”⑥。正因為如此,這些新社會運動是扎根于基層生活場景之中的,比如生產(chǎn)場所、教會組織、非政府組織、互助中心、體育俱樂部、文化興趣活動中心或者政治沙龍等,其基本策略就是自下而上地去改變現(xiàn)實生活! τ谠S多西方學者來說,尤其對于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來說,這些新社會運動是以1968年作為起始時間的。1968年由“巴黎五月風暴”開始而遍及西方各國的青年學生運動和其他政治小團體的運動有著時代的風向標作用,因為這是一個各種新型政治主體(尤其是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政治主體)旋風般登上政治舞臺的年頭。正因為如此,“1968”幾乎成為了一個專用名詞,它代表著一個社會政治斗爭新時代的開始。拉克勞對此作出了這樣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評價,“1968年在工業(yè)社會的歷史上代表著一個基本的轉折點,它的長期效應將像1848年的效應一樣重要。如果1789年可以看做公共領域中平等主義諸原則出現(xiàn)的一個象征,而1848年可以看做這些原則向社會主義要求的整個領地的延伸,那么,1968年便是諸多新運動及構成我們時代民主斗爭場域的諸種要求的增殖的象征。如果左派將被重建,那么,它必須按照激進民主來進行,激進民主的要求比之于昔日社會主義運動的要求將更加寬泛也更加激進”⑦。這種政治斗爭大轉型的發(fā)生場所是社會的“高等神經(jīng)系統(tǒng)”,即是從大學里面的青年知識分子中產(chǎn)生的,而不是從工廠里面的工人隊伍中產(chǎn)生的,“高等神經(jīng)中樞”起來造反了!皩W生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具有直接作用力的‘物質’力量,這種力量還是開天辟地頭一遭——和列寧所想象的‘先鋒隊’有質地上的巨大差異,功能更重要和社會的關系也不同”⑧。學生成為一支推動社會變革的政治力量,與其相伴隨的還有抱著各種政治訴求的群體抗議示威活動。尤其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后,在女權主義、綠色和平主義、反核主義、反種族歧視、爭取同性戀權利等運動的推動下,西方的社會民主運動空間得到了非常巨大的擴展,其社會基礎具有十分鮮明的異質性特征,其反抗策略具有非常多樣的微觀性特征。面對這樣的社會斗爭形式,以福柯為代表的法國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家們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并且提出了他們關于“微觀政治”的構想!拔艺J為60年代和70年代初發(fā)生的一些變化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其中,我認為應該關注的一個事實是政治的變革,政治的創(chuàng)新和政治的實驗,而這些運動都發(fā)生在重要的政黨之外,也沒有什么正式的政黨綱領。事實上,從60年代初期發(fā)展到今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包括我自己的生活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梢钥隙ǖ卣f,這些變化并不是起因于政黨的作為,而是由許多運動所帶來的結果。這些社會運動確實改變了我們的整個生活,改變了我們的精神和態(tài)度,也改變了那些并沒有參與這些運動的人們的態(tài)度和精神。這些變化是非常重要和具有積極意義的!雹犸@然,這些新社會運動完全不同于過去由政黨主導的奪權政治斗爭,而是表現(xiàn)出了一些群體運動政治的新特征,即局部性的、權利訴求性的、非階級性的和非政黨性的。它們并沒有提出什么改造社會的宏大政治綱領,也沒有什么奪取政權的具體設想。這些運動看似散亂和短視,但這不意味著它們的斗爭就是盲目的和消極的。它們表現(xiàn)出來的反官僚和反等級的多元化訴求,確實反映了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多元政治趨勢。按照兩位西方學者的斷言,“在今天,政治的重要意義大多從政黨的政治轉向了運動的政治”⑩! ♂槍π律鐣\動的種種訴求及其斗爭形式,在西方學者中間出現(xiàn)了不同的聲音。對此比較肯定的人士,如?戮桶研律鐣\動看做是一種積極的文化政治現(xiàn)象,足以使我們對“微觀政治”保持樂觀的意識;對此比較低估的學者,如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就認為新社會運動是晚期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也是政治在當代社會條件下被邊緣化的癥狀。不過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新社會運動體現(xiàn)了一種政治的回歸,當然這是一種新型的多元政治的回歸,而不再是傳統(tǒng)階級斗爭的政治面貌。我們必須看到的是,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fā)展趨勢,社會政治斗爭變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新政治主體的增加上面的,或者說是建立在對抗的多元性上面的。任何主體都可以是政治的(女權主義明確提出“個人的就是政治的”),任何對抗都可以是政治的。政治的出現(xiàn)和存在,是因為社會總是會有顛覆和錯位。在傳統(tǒng)工人階級逐漸瓦解和原有的階級斗爭形式不斷隱退的情形下,我們看到的是各種新型政治主體的逐漸聚合和不斷壯大,以及新的社會對抗形式的涌現(xiàn),比如今天聲勢浩大的綠色和平運動和同性戀權利運動。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需要重新思考社會主義,需要重新鍛造我們的“批判武器”。拉克勞提出要采取兩個步驟:“第一步,以其所有的新穎性來接受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變化(也就是說,既不能忽視它們,也不能去歪曲它們,目的是使它們與過時陳舊的圖式進行對比,如此,我們就可以一直擁有重復著古老信條的思想形式)。第二步,從目前的全身投入開始(在其斗爭、挑戰(zhàn)和危險中)去審視過去:從其中尋找當前狀況的譜系學,從中認識(剛開始是邊緣和模糊的)我們問題的現(xiàn)狀,然后建立與過去的對話,對話是圍繞著持續(xù)性與非持續(xù)性、認同與斷裂來組織的!(11)這段引文比較清楚地說明了拉克勞等后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思路,即為了反映和接受時代的新變化而放棄傳統(tǒng)的圖式。這就是他們對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進行解構,力求徹底擺脫經(jīng)濟還原論和階級本質主義的內在動機! 《、從單一到多元的哲學邏輯  新社會運動的發(fā)展和變化,顯然給馬克思主義帶來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因為當代政治牽涉到身份的多元化和斗爭的多樣化,以至于傳統(tǒng)的階級劃分和階級立場被淡化了,即體現(xiàn)為階級成分的明顯缺失。因為政治空間的無限擴大,因為階級對抗不再是唯一的對抗,這就需要重新構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理論,而其中最大的思想障礙就是經(jīng)濟主義還原論和階級斗爭簡化論的本質主義邏輯,與經(jīng)濟主義的階級還原論決裂、與本質主義的“歷史保證”的形而上學決裂、與作為“絕對真理”的科學形式的決裂,大體上構成了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義。為此,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一種激進的民主政治》一書中,拉克勞和墨菲對葛蘭西的“領導權”(Hegemony)概念進行了一種譜系學式的梳理。(12)一方面,這是為了表明他們的“激進民主政治”與葛蘭西主義之間的淵源關系;另一方面,是為了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內部經(jīng)濟主義與反經(jīng)濟主義之間的持續(xù)爭論。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由分析領導權概念的變化得出了一個結論:領導權概念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核心所在,因為“在這個‘領導權’概念的后面暗藏著某種東西,它遠遠不只是用一種政治關系類型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范疇。事實上,它引進了一種與那些基本范疇相反的社會邏輯”(13)。簡而言之,“領導權”是對固有社會邏輯的肯定,是拓寬和深化社會政治空間的切入點,也是脫離必然性邏輯而走向偶然性邏輯的前提所在! 「鹛m西之所以被看做是西方革命的理論家,被看做是上層建筑理論的原創(chuàng)者,被看做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另外還有盧卡奇、柯爾施和布洛赫),其理論思想還被后人概括為“葛蘭西主義”,正是因為他引發(fā)了對于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的拓展和置換。首先,他對意識形態(tài)進行了物質性的理解,即意識形態(tài)不僅僅是“虛假意識”和“觀念體系”,而且是有機地融入制度和機構之中!皻v史集團”(Historical Bloc)可以將經(jīng)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連接在一起,(14)從而避免了對意識形態(tài)的上層建筑式理解。其次,葛蘭西提出了政治主體嚴格說來不是階級,而是由各種社會力量接合而成的“集體意志”。這種“集體意志”的存在一方面說明歷史活動只能由集體來完成,另一方面說明了文化的重要性。況且,這種充滿文化內容的集體意志往往沒有必然的階級屬性。最為重要的是,葛蘭西根據(jù)歐洲國家的歷史條件,特別是針對意大利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以文化斗爭為基礎的爭奪領導權的社會政治模式。在他看來,無論是反對《資本論》的俄國十月革命還是陷入衰退和失敗的歐洲工人運動,無一不證明了直接決定政治行動的并不是經(jīng)濟基礎本身,而往往取決于大多數(shù)人民的愿望。在社會革命的進程中,奪取文化領導權具有政治上的優(yōu)先性。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如果與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偏向經(jīng)濟決定論的“正統(tǒng)性”傾向相比較,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則完全是嶄新的東西。盡管有盧森堡提出階級斗爭的“自發(fā)論”,但是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那里,依然堅守著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強調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必然規(guī)律性。反之,葛蘭西則立足于他的歷史主義的“實踐一元論”,力圖突破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二元論思想。在列寧主義所開創(chuàng)的政治優(yōu)先性的啟示下,他拒絕了經(jīng)濟主義和單一政治主體的哲學邏輯,不僅提出經(jīng)濟基礎不可能保證工人階級的最后勝利,因為其中還要依賴于領導權的斗爭,而且還分析了政治斗爭的社會復雜性及其政治主體的多元化。即使同盧卡奇和柯爾施相比較,葛蘭西的反經(jīng)濟主義思想依然是比較鮮明和徹底的,因為盧卡奇等人還有一些經(jīng)濟決定論和階級還原論的觀點,而葛蘭西提出的“領導權”理論則顛覆了以第二國際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tǒng)性”。換言之,“作為分水嶺的葛蘭西”(15),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fā)展提供了一種從單一走向多元的哲學邏輯,這種哲學邏輯要從一種本質主義的決定邏輯走向一種多元主義的接合邏輯。在當今多元政治盛行的現(xiàn)實條件下,如何重構一種從單一到多元的哲學邏輯?這個復興社會主義之路的理論任務顯得愈發(fā)的迫切和重要! ≡谝淮坞s志的訪談中,拉克勞重申了后馬克思主義與葛蘭西主義的關系:“如果沒有葛蘭西,我們的整個思想規(guī)劃將是不可能的。這并不是說它不能以別樣的方式得到闡發(fā),,只不過要是那樣的話,它就不再是‘后馬克思主義的’……對于我們所喜愛的那種特別類型的馬克思主義來說,葛蘭西的中介是至關重要的”(16)。當然,他們也不是簡單地接受和重復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而是立足當下來重新闡發(fā)這個概念的多元主義效應,并力求超越葛蘭西思想中的本質主義傾向。在重新構建領導權概念的過程中,他們?yōu)榇宋×撕蠓治稣軐W、后精神分析學和后結構主義等思想資源,諸如他們明確提到維特根斯坦、阿爾都塞、拉康、德里達和?碌热说乃枷,這些都在他們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得到了反映。于是,他們在自己的文本中采用了一套非常時髦的后現(xiàn)代理論術語,比如話語實踐、接合實踐、移動和漂浮的能指、社會構建、多元決定、主體身份等,無論在理論概念上還是在思想表述上都與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有著顯明的區(qū)別。為了徹底否定和拒絕本質主義的哲學邏輯,為了將馬克思主義從經(jīng)濟決定論和階級還原論中拯救出來,他們對“接合”(articulation)這個理論概念進行了充分的挖掘和發(fā)揮?梢赃@么說,“接合”理論是他們試圖建立一個嶄新的領導權概念的出發(fā)點。從字面上看,“接合”有著雙重的意思:一是指發(fā)聲和說話,用語言來表達;二是指機械裝置(比如鉸鏈式汽車)的連接和關聯(lián),不同的構件和要素被相互連接起來。在后現(xiàn)代主義的語匯中,“接合”是一個理論的關鍵詞。在后結構主義的明顯影響之下,拉克勞和墨菲借用它來說明社會生活的邏輯,即社會關系更多地不是決定關系而是接合關系,更多地不是經(jīng)濟關系而是話語關系,更多地不是必然關系而是偶然關系!拔覀儗⒃诟鞣N要素中間建立起關系的實踐統(tǒng)統(tǒng)稱之為接合,這樣它們的同一性就被修改為接合實踐的產(chǎn)物。由接合實踐所導致的結構化的總體,我們將其稱之為話語。不同的立場只要是在一種話語中被接合起來,我們將其稱之為因素(moments)。反之,我們將沒有被話語接合起來的差異稱之為要素(element)!(17)通過接合這個理論概念,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其實就是一個各種要素相互接合之后的結果。社會的必然性不是自然的必然性,而是純粹關系所固有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服從的是多元決定的邏輯,而不是服從單一化的總體邏輯。下面引述霍爾的闡發(fā)可以有助于我們理解這種接合理論的基本含義,“所謂接合就是進行自我建構的社會力量與其意識形態(tài)或世界觀念(它使這種建構過程成為一種可理解的形式)之間的非必然的聯(lián)系,正是這種接合把新的社會位置、新的政治位置、新的社會與政治主體帶上了新的歷史舞臺”(18)。霍爾認為,接合理論既是一種理解方式,也是一種追問方式。首先需要理解意識形態(tài)的組成因素如何在一定條件下通過一種話語而接合在一起;其次需要追問意識形態(tài)的組成因素為何在特定的情形下有時接合成為某種政治主體,而有時又沒有接合成為某種政治主體?傊,“接合理論使我們能夠去思索:一種意識形態(tài)如何賦予人民以權力,使人民開始去理解或領悟他們自身的歷史境遇,而不是把這些理解形式還原為他們的社會經(jīng)濟或階級地位或他們的社會位置”(19)。應該說,霍爾在“文化研究”中的理論所得就是受益于這種接合理論的方法論效應。事實上,英國新左派所奉行的“文化唯物主義”就是對接合理論的一種哲學表述而已。當代社會的泛文化趨向,使得“文化研究”變成一種時髦的東西,并且成為了新興的文化政治學的推動力。對于拉克勞和墨菲來說,接合理論就是用后結構主義式的論證去重新闡發(fā)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和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其理論目標就是用社會建構主義的多元邏輯去取代社會總體主義的單一邏輯。多元邏輯不是一種階級邏輯而是一種社會邏輯,其實質是反本質主義而主張關系主義。如果通俗地講,社會是一個充滿了差異性和多樣性的關系空間,其中的各種要素不斷地分合從而形成復雜的社會運動。如果按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的時髦說法,社會的多元性正是產(chǎn)生于無限豐富的話語實踐及其符號建構之中。從經(jīng)濟關系的分析轉向基于身份和權力的話語分析,這是拉克勞和墨菲通過接合理論來闡述其激進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路徑! ∪、走向激進民主政治的構想  政治理論或者政治哲學在今天的熱銷和盛行,反映了當代政治問題及其政治觀念正在發(fā)生巨大的變化。無論是新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還是站在自由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中間的后馬克思主義,都在希圖建立一種立足于后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的政治視閾!白杂伞、“民主”、“平等”、“正義”、“權利”、“公民”等范疇,都需要和正在被重新定義;“國家”、“階級”、“利益”、“社會”、“身份”等概念,都需要和正在被重新思考。當今的政治問題不是要否定政治而是要深化政治,關鍵在于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界線。拉克勞和墨菲倡導一種激進民主政治,就是希望可以走出近代以來由“雅各賓派”所構筑的革命政治幻象。他們的構想從一種反本質主義的對抗性政治出發(fā),力求用“競爭性的多元主義”來深化現(xiàn)代自由民主的斗爭。這里正如?滤赋龅模骸拔覀儸F(xiàn)在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政治哲學,它不是圍繞著王權,不是圍繞著法律和禁令構造起來的。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是砍下國王的頭顱。這是政治理論中還有待完成的事情!(20)當代政治觀念的變化意味著一種傳統(tǒng)政治觀念的“終結”,即要告別傳統(tǒng)意義上的階級政治和黨派政治,同時也宣告一種民主化的和非黨派化的微觀政治的來臨。各種爭取自由民主權利的新社會運動的興起,恰恰展示了現(xiàn)代民主斗爭中潛在的激進政治力量! ±藙诤湍浦砸芙^以雅各賓主義為代表的傳統(tǒng)政治斗爭模式,否定那種一味階級化和黨派化的革命原則,其原因可以歸結為三點:一是當代社會關系及其對抗性斗爭的增殖化;二是由這種增殖化而導致的對于各種從屬關系的質疑;三是與大眾傳播方式擴展相關聯(lián)的新文化形式!叭绻辉谶@種背景中來看問題,即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的商品化和官僚主義化,另一方面是爭取平等斗爭的擴展而導致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tài)的變革,我們就無法理解當今社會沖突領域的擴展和新政治主體的涌現(xiàn)!(21)在“二戰(zhàn)”之后,西方國家的社會重組和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的全面滲透,使得“福利國家”和“消費社會”得以形成。不過,這種發(fā)達工業(yè)社會的情形并沒有像馬爾庫塞說的那樣造就了“單向度的人”,也沒有像貝爾說的那樣導致了意識形態(tài)的徹底終結。事實上,各種新穎的社會斗爭形式一直都在反對和抵制各種各樣的從屬形式,都在聲討各式各樣的不平等和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拉克勞和墨菲提到了其中的生態(tài)保護運動、世界和平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和反官僚主義運動。在他們看來,傳統(tǒng)政治斗爭的哲學邏輯完全是一種同等的邏輯,因此導致了政治空間的單一化和中心化。比如雅各賓派的革命概念就是建立一種權力集中的制度,并將整個社會有序地組織起來,因而完全封閉了異質性的政治斗爭空間。反之,激進民主政治的哲學邏輯所要遵循的是一種差異的邏輯,強調政治的多元性和開放性以促進政治空間的擴展化和豐富化。墨菲在其《政治的回歸》一書中說道:“為了能夠思考當今的政治學,理解這些新的斗爭的本性,理解民主革命仍然必須加以促成的社會關系的多樣性,必不可少的是要發(fā)展一種主體理論,在這種理論中主體是一種去中心的、去整體的行動者,這種主體是在多種多樣的主體地位的交叉點上被建構起來的,在這些地位之間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或必然的聯(lián)系……”(22)今天的“斗爭形式”和“對抗點”往往是多元的,因為主體立場就是多元的,這樣就要求我們必須放棄一個統(tǒng)一的和透明的主體的神話。所以,激進民主的政治構想應該重新思考作為“普遍階級”和革命代理人的工人階級問題,以及與其緊密相關的階級斗爭及其暴力革命問題!  案鎰e階級”,尤其是告別工人階級,似乎就是后馬克思主義的代名詞。法國的后馬克思主義者高茲(André Gorz)早在1980年就發(fā)表了《告別工人階級:論后工業(yè)時代的社會主義》,明確提出后工業(yè)社會引發(fā)了“無產(chǎn)階級的危機”,馬克思所說的無產(chǎn)階級已經(jīng)基本上消亡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在今天不過是一個享有特權的少數(shù)派,大多數(shù)人屬于后工業(yè)社會中的“新工人階級”,即大量的實習工、合同工、臨時工和兼職工等。由于沒有基本的就業(yè)保障和身份明確的階級認同,這些新工人階級不可能作為歷史的主體和革命的代理人而登上政治斗爭的中心舞臺。(23)拉克勞認為,盡管我們不能否認工人階級的重要作用及其特定斗爭的有效性,但是必須看到工人階級也只是一種社會力量而已,其作用是有限的。工人階級并非“普遍階級”,也并非人類解放的必然代理人。按照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邏輯,“當代理人并沒有以被期待的方式行動的時候,這就被理解為‘虛假意識’的結果,‘虛假意識’這一概念無非是說人們沒有按照我們認為他們應該依照的方式進行思考。因為左派長期以來生活在普遍主體(階級、政黨)及科學的(即真理的寶藏)社會主義世界中,所以,就連這樣樸素的認識——歷史是實用的和有限性結構的過程而不是普遍命運的實現(xiàn)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導致日益增長的幻滅感。我認為,這就是當前挫折和祛魅的根源”(24)。在當今多元主義政治斗爭的情形下,我們必須承認所有的社會代理人只擔負著有限的歷史任務,沒有誰注定要去擔當解放全人類的主體使命。今天的社會政治斗爭不再是單一的階級斗爭,而是由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生態(tài)保護運動、同性戀運動等接合起來的民主斗爭! 『篑R克思主義試圖進行綜合創(chuàng)新,或者說,“當代激進民主理論的任務是‘找回’自由主義的民主傳統(tǒng)中最進步的要素和社會主義傳統(tǒng)中最具民主性的要素,并將它們整合為適應當代政治狀況的融合物”(25)。在激進民主的多元政治中,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斗爭仍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環(huán)節(jié),與此同時也包括各種新社會運動的提升。各種取向不同、訴求不同的民主斗爭之間可以建立起政治聯(lián)盟,以推進社會正義的事業(yè)!袄藙谂c墨菲打算改進民主運動的聯(lián)合模式,這一模式既考慮聯(lián)盟的有效性,又不要求任何單個的運動付出做秀、互助和同化的代價,也不允許任何一個單一的斗爭將其行動計劃強加給所有其他的斗爭。盡管每個斗爭都應該相互學習——共同分享政治價值和政治工具,參與聯(lián)合戰(zhàn)略計劃;當從其他進步斗爭中吸收了新的民主要求時,修正自己的身份認同——它又必須繼續(xù)發(fā)展自己與眾不同的世界觀,不懈追求自己目標的實現(xiàn)!(26)當然,在這些多元化的激進民主斗爭中間也許會出現(xiàn)一種主導性的斗爭,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領導權斗爭的“扭結點”,從而達到一個統(tǒng)一性的目標。墨菲將他們激進民主的多元政治構想重新定義為一種“自由的社會主義”。用她自己的話說,“我的立場是拿自由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最好的東西去想象一種方法能夠找到不消除差異的公共形式”(27)。因為在她看來,自由主義主張多元主義,但是不能很好地思考公共性問題;共產(chǎn)主義考慮了公共性問題,但是不能很好地思考多元主義。于是就有了激進自由主義民主的政治策略。那么,這種重塑社會主義的策略還能夠稱之為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綱領嗎?既然工人階級不再是推進人類解放事業(yè)的唯一的主體力量,階級斗爭也不再是政治革命舞臺上演出的獨幕話劇,那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還能夠成立嗎?在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事業(yè)處于低潮和衰落的情形下,祛中心化和差異化的新社會運動能夠繼續(xù)推進當代社會的真正民主化嗎?盡管拉克勞和墨菲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也沒有完全丟掉經(jīng)濟分析和階級斗爭理論,但是他們對于這些理論實踐問題的解答和闡發(fā)顯然還是比較抽象和兩可的。一方面,他們確實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沒有理由不能發(fā)揮作用,其批判的鋒芒是不會消失的;另一方面,他們又希望通過“超越”馬克思來捍衛(wèi)馬克思,使馬克思從“單數(shù)”變成“復數(shù)”,并且通過“復調的聲音”(28)來取代單調的中心性話語;蛟S這就是他們的多元主義政治的哲學邏輯的真實寫照! ∽⑨專骸 、貳. Laclau and C. Mouffe, "Socialist Strategies: Where Next?" Marxism Today, No. 1, 1981, p. 22. 、贓.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xiv. 、跡.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ix. 、蹺.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4. 、荨督雍侠碚撆c后馬克思主義:斯圖亞特·霍爾訪談》,載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204頁! 、蕖督雍侠碚撆c后馬克思主義:斯圖亞特·霍爾訪談》,載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345頁。 、摺峨A級戰(zhàn)爭及其之后》,載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72頁! 、喟茬鳂恰た涮亓_其、湯姆·奈仁:《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趙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164頁! 、酠ichel 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Paul Rabinow e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 172. 、釧. Heller and F. Fether,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8.  (11)恩斯特·拉克勞:《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劉振怡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8頁! (12)對于“領導權”這個概念也有翻譯成“霸權”的,但本文以為就葛蘭西及其后繼者的論述來看,譯成“領導權”更加符合其概念的本來意義!邦I導權”不是指純粹的政治領導權,它主要是指政治的、知識的和道德的領導權! (13)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ok: Verso, 2001, p.3.  (14)葛蘭西獨創(chuàng)“歷史集團”這個概念是要強調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完全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統(tǒng)一體。他認為,將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區(qū)分開來是機械唯物主義的觀點! (15)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65.  (16)《政治、辯論和學術:歐內斯托·拉克勞訪談》,載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150頁! (17)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105.  (18)《接合理論與后馬克思主義:斯圖亞特·霍爾訪談》,載李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200頁! (19)《接合理論與后馬克思主義:斯圖亞特·霍爾訪談》,載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196頁! (20)Michel Foucault, The Essential Foucault: Selections from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Paul Rabinow and Nikolas Rose ed. ,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p. 309.  (21)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163.  (22)查特爾·墨菲:《政治的回歸》,王恒、臧佩洪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頁! (23)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p. 6.  (24)《階級戰(zhàn)爭及其之后》,載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69頁! (25)安娜·瑪麗·史密斯:《拉克勞與墨菲:激進民主的想象》,付瓊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頁! (26)安娜·瑪麗·史密斯:《拉克勞與墨菲:激進民主的想象》,付瓊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頁! (27)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184頁。  (28)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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