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清流健將、洋務殿軍、新政主角的張之洞，集眾多角色于一身，構(gòu)成了一個復雜多樣而影響強大的角色團。尤其是張之洞的成就角色，既標志著張之洞的人生成就，又標志著他的歷史地位，也反映著中國社會的興衰變遷。筆者在《滄州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上發(fā)表了《張之洞的成就角色— — 影響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思想家》，簡略地探討了張之洞“中體西用”思想的影響。本文探討張之洞《書目答問》的地位和影響，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略述自己的管窺蠡測之見，以請教于大家。

　　一、《書目答問》求學的津梁光緒元年(1875年)，張之洞任四川學政，因“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偏舉既嫌縫漏，志趣學業(yè)亦各不同”。(書目答問略例，第 冊P9823)為回答有關(guān)問題，撰成《書目答問》四卷，分成經(jīng)史子集叢五部，每部又分為若干類，既遵循了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又有所發(fā)展，方便實用。精選約舉，收錄兩千余種重要書籍，并簡明扼要地介紹作者簡況、書籍內(nèi)容、體例類別、版本情況等，對初學者具有指導入門的意義。書后附有《清代著述家姓名略》，分門別類列舉了著名學者的姓名籍貫，以便從中窺見清代學術(shù)的淵源流別，開闊學生見聞，分別書籍良槽，從而使初學者知道“讀書不知要領(lǐng)，勞而無功；知某書宣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的道理，學會“分別條流，慎擇約舉，視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的方法，以起到“令學者讀書即可得師”的作用，由此開辟了中國近代目錄學中指導治學門徑的推薦書目新門類，∞成為人們求學的津梁。

　　四川、湖北等張之洞擔任過學政的地方利用張之洞主持鐫刻《書目答問》的書版進行多次刷印，各省學政翻刻《書目答問》，作為頒給諸生成績優(yōu)秀者的獎品，張之洞的學生在各地翻刻《書目答問》，更多的刻書坊、出版社印行《書目答問》，還有些學者注釋《書目答問》，補注《書目答問》，使得《書目答問》的版本眾多，雕版印刷本、石印本、鉛印本、抄寫本、箋注本、批注本、補注本等應有盡有。“百三十年來，張之洞撰《書目答問》屢經(jīng)翻刻重印，為之校補注疏者亦甚眾，兩者相加恰百種。這是近代別的著述不可能比擬的。”流傳海內(nèi)，幾于人手一編，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書目答問》對學者的影響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一問世，就獲得眾多讀者的好評，獲得了許多學者的熱情推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幾代學人。

　　光緒五年(己卯，1879年)二月，李慈銘稱：《書目答問》“今日閱之，所取既博，條例復明，實為切要之書。”同時，又指出《書目答問》的不足之處。李慈銘學識淵博，敢于表明自己的看法，甚至當面折人議論臧否，因此，對于《書目答問》肯定其成績，認為它是所取博、條例明的“切要之書”，抓住了其書的特點。

　　光緒十九年(1893年)，康有為在桂林講學，談到目錄之學時說：“精要且詳，莫如《書目答問》，版本最佳。”認為：“每部值銀數(shù)分，可常置懷袖熟記，學問自進。梁啟超自稱：“啟超本鄉(xiāng)人，瞢不知學，年十一游坊間，得張南皮師之《籀軒語》、《書目答問》，歸而讀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 這是戊戌變法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的評價、體會與推薦。陳慶年曾說：“南皮學問文章，足為師表。余讀《輔軒語》、《書目答問》后，奉為指南。”(1)這是張之洞幕僚讀后的感受與體會。

　　魯迅告訴青年們，研究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要“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這是長者魯迅的經(jīng)驗之談和諄諄告誡。余嘉錫認為：“欲求讀其書而知學問之門徑，亦惟《四庫提要》及張氏之《答問》差足以當之。”E6]指出這是治學的入門之書。余嘉錫曾對陳垣說過“他的學問是從《書目答問》人手”。對于《書目答問》的研究樂此不疲，“手錄的各家批校本《書目答問》，用四五種顏色的墨，密密麻麻，寫滿了書頭，每個字都是一筆一畫，端端正正。”陳垣講：讀《書目答問》，“覺得這是個門路，就漸漸學會按著目錄買自己需要的書看。”⑥這是著名學者余嘉錫、陳垣的親身經(jīng)歷與經(jīng)驗的總結(jié)。

　　長沙舉人陳云峰曾在扇面上題寫“讀書貴有師，尤貴有書。鄉(xiāng)村無師又無書，筆耕文化傳播，但書即師耳。張之洞《書目答問》即買書之門徑，《輔軒語》即讀書之門徑，得此二書，終生受用不盡，”以此勉勵徐特立。⑦徐特立馬上跑到書鋪買了《書目答問》和《輔軒語》帶回家，當作自學指南。

　　當代學者許逸民、常振國說：朝夕披覽《書目答問》，粗知“讀書不知要領(lǐng)，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的道理，進入了學術(shù)研究的大門。諸如此類的經(jīng)驗之談，見諸文章記述的不勝枚舉；深受其益，而未見諸文字表述的更是難以統(tǒng)計其數(shù)。余嘉錫以《書目答問》作為上目錄學課的課本。

　　胡適1934年4月以《書目答問》贈送給學生羅爾綱，羅爾綱寫上“這是一部最方便的中國學目錄。書此以志吾師的嘉惠”的留言。王重民在北京大學開設(shè)《書目答問》一課，“采用了《書目答問》作課本，通過它學會四部分類，并認識每類中主要的古籍”，達到“既有重點，又通達了古籍的體系”的教學目的，并直接手持《書目答問》原書上課。

　　《書目答問》問世以來，一直在起著求學的津梁、教師教學課本等等多方面的作用，影響了眾多的讀者，引導他們進入了學術(shù)的殿堂，成就了事業(yè)，成為了學者。

　　三、《書目答問》對后世的影響時至今日，多種版本的《書目答問》依然流傳于世，范希曾的《書目答問補正》由中華書局、三聯(lián)書店、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江蘇廣陵書社、北京燕山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僅在2011年，來新夏、韋力、李國慶的《書目答問匯補》，孫文泱的《增訂書目答問補正》，由中華書局出版；徐揚杰的《書目答問補訂》，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年中就有三部研究著述問世。時間是著述的無情殺手，眾多論著在時間的長河里被淘汰了。葉企孫說：“寫文章要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一篇文章30年以后還站得住，才算過得硬。任何時代都會寫出很多東西，但能作為珍品留傳下來的只是極少數(shù)。”《書目答問》流傳了一百三十余年，生機依然，風采仍存，仍然在產(chǎn)生著積極的影響。